江西
1937年3月，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红九军师长陶勇带着仅剩的十几名战士，在荒漠和山口之间寻找失散的部队。几个月前，他手下还有上千人；此时，身边却只剩零星枪声。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撤退。西路军主力已经被打散，部队缺粮、缺弹，伤员无法转移，马家军骑兵又紧追不舍。石窝山分兵后，陶勇接到的任务，是率领三十余人向北开路，尽量牵制敌人，为红三十军突围争取时间。
命令很短，分量却极重。
陶勇没有争辩，只说：“队伍先走，我来挡住敌人。”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西征的任务，既包括建立根据地，也寄托着打通国际交通线、争取外援的设想。部队孤悬敌后，既要面对马家军的骑兵，又要攻打城镇和据点，处境从一开始就十分艰难。
陶勇当时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渡河后，部队连续作战，先后在打拉牌、古浪等地与敌军激战。红军善于夜袭和近战，但西路军远离根据地，弹药、粮食和兵员都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战斗越打越困难。
古浪一战尤其惨烈。红军攻入县城后，马步芳、马步青迅速调集兵力反扑。敌军凭借骑兵、火炮和飞机，反复冲击红军阵地。陶勇指挥部队依托高地、城垣和民房抵抗，战士们的弹药打光后，只能用手榴弹、大刀和长矛迎敌。
“守住阵地，不能让主力被截断！”这是当时反复传达的要求。
战斗持续数日，红九军伤亡惨重。古浪失守后，部队只能边打边撤，向河西走廊纵深转移。陶勇还曾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概括这种处境：“像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话说得粗，却道出了西路军的窘迫：既没有稳定的后方，也没有足够的补给，只能在运动中求生存。
1936年冬，西路军在永昌、山丹一带继续作战。红九军二十七师不断减员，团营干部接连牺牲，许多连队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陶勇不仅要指挥战斗，还要把失散人员重新编组，把伤员安置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再带着能够行动的部队继续前进。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余部抵达祁连山一带的石窝山。此时，部队已经极度疲惫，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分成几个支队，分散突围，寻找生路。陶勇率三十余人担任先遣和掩护力量，任务是吸引追兵，掩护红三十军行动。
他们采取忽击忽离的办法。敌人靠近，就抢占山口和隘路；敌人放松警戒，便突然袭击。可这样的队伍经不起消耗，几次交火后，三十多人减到十多人。陶勇与红九军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徐太先短暂相遇，三人商议后分头寻找主力。
那一刻，陶勇情绪十分复杂。他曾抱怨：“打了这么久，队伍怎么只剩这些人了？”抱怨归抱怨，他还是转身走进了荒漠。
随后，陶勇与部下失散。他化装成乞丐，独自向东寻找陕北方向的部队，途中因饥饿、疲惫和敌军搜捕被俘，押往凉州关押。在监狱中，他和战友们遭受审讯、劳役和生活上的折磨，但没有供出同志，也没有放弃组织联系。
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出现变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过交涉，部分西路军干部和战士陆续获释，陶勇也回到了革命队伍，后来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此后，他在华中抗战和解放战争中重新成长为重要将领。
需要辨明的是，原标题中的军衔并不准确。陶勇在1955年被授予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并非中将；“战至最后一人”也不是说陶勇本人战死，而是指他率小股部队承担掩护任务，队伍在连续战斗和突围中几乎消耗殆尽。陶勇后来于1967年因溺水去世，关于具体经过，历史资料中一直存在不同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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