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论：超低生育率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吗？

作者：李婷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21 年，我写过一篇推文：“”那个时候似乎有了一个模糊的答案，但也因为足够模糊，让我一直未能放下。过去5年，我一直间歇性地思考这个问题，期间也发了两篇学术论文（、），今天未必想透了，但以5年为一个时间契机，也促使我把思考记录下来。

有人可能会问，这不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的问题吗？相关解释已经很多了。不过，寻找出生育下降的原因，与追问社会发展为什么会走向超低生育，并不是完全一样的问题。我想知道的是，那些看似分散的变化背后，有没有更基础的演化动力机制。这不仅是智识上的追求，更关系到我们怎样理解政策的作用、制度的出路，以及人口的命运。当然，要说清楚后一个问题，还需要从前一个问题说起。

壹· 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

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相对清晰结论，如果用更系统的方式把它们呈现出来，可以依据学科视野划分为三个解释层次。人口学最为关注的是行为层面的直接因素。通俗点来说就是，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体现为生育理想和意愿双双下降，婚育一再推迟，结婚越来越难（在中国生育还是主要发生在婚姻的框架内），以及生殖力的下降。

再往下问就涉及行为背后的决策机制，也是传统上经济学的领地。经济学的解释简单来说就是两条路径。第一条是成本-收益问题。无论是早期的孩子的数量—质量置换、财富流的逆转，还是近些年热烈讨论的工作-家庭冲突下机会成本的损失，以及弥散在整个社会的教育焦虑和军备竞赛，都指向了同一个故事——养孩子的代价太大了，负担超过了收益。另一条路径则是预期问题。经济的波动、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都影响年轻人对未来的预期，进而阻碍其结婚和生育的意愿。

但为什么养育的成本与收益会倒挂，工作与家庭会如此冲突？社会学把问题带向了文化与制度。物质生活改善后，人们更看重自我实现；流动和城市化，也松动了乡土社会对婚育的约束。与此同时，全球化、就业市场重塑、福利退缩和教育扩展，改变了人生的节奏与成家的条件。女性走进职场，家庭中的责任却未同步调整，两头的拉扯进一步压低了婚育意愿。

贰·《生育制度》与生育的社会结构

这些解释已经相当丰富，然而还能继续往下追问吗？因为它们都还没涉及最根本的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明白这一点，直到去年重读费孝通近80年前所著的《生育制度》。费老开宗明义：“人口的消长并不是自然的生物现象，也不是食料的多寡，而是决定于社会结构的性质”。那么这个社会结构是什么？

费老说，是围绕社会继替需要所建立起来的生育制度。

社会是分工合作的体系，位置会空出来——人会老、会死——必须有新成员顶上去，这叫“社会继替”。但社会的需要不会自动变成个人的动机，生育是典型的“损己利人”，光靠觉悟行不通，必须造出一套制度来约束，让个体不得不做，甚至主动想做。在费老看来这套制度包括由婚姻所确定的双系抚育、家庭的三角结构以及亲属扩展原则等。

虽然费老的重点在于刻画传统社会生育何以维系的问题，但社会继替这一概念给了很大的启发，让我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向那个根本性的演化机制问题。

叁·身份社会的生育结构

英国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有一句著名的论断：“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梅因这句话背后隐含着社会继替原则的根本性变化。

在传统社会里，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参与社会分工。一个家庭做什么、处在什么位置，往往相当稳定。子代接过父代的土地、手艺和关系，也就接过了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你能成为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生在哪个家庭。社会继替循着家庭展开，身份规定了一个人享有的机会，这就是继替的身份或者机会原则。

需要认识到，这不只是伦理安排，更是一种生存结构。农业社会里，土地、技能、社会关系都握在家庭手中。职业世袭，养老靠子女，个体很难脱离家庭独自存活；反过来，家庭的兴旺完全依赖人丁——没有人，土地无人耕种，手艺无人继承，家族的位置就会坍塌。于是个体与家庭构成了一个“生存论共同体”，生育就成为一种生存理性——将个体与家庭的繁荣机会紧密绑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自然成为由生存逻辑衍生出来的价值观，又反过来约束个体行动。

在这个根基之上，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支柱，即“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协作体系。在传统社会，女性从出生起就注定成为妻子和母亲，否则很难生存。在今天看来这可能意味着巨大的性别不平等，但在农耕社会的技术条件下则是一套高度互补的生存方案，生育和抚育的成本在这种分工里被消化掉了。

肆·契约社会的“破坏力”

工业革命及其相伴随的现代化对社会结构最大的影响，是把生产资料从家庭手里拿走、放进工厂，把技能从代际相传变成学校里标准化的知识。个体第一次可以脱离家庭，凭能力换得生存。社会的法律、社会保障、教育，也越来越多地以个体为单位运转。

在这样的社会，决定个体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位置的，不再是其出身，而是其通过教育、竞争与市场契约所获得的能力与成就。社会的继替原则从基于家庭的身份转变为基于个体的竞争。

这样的继替方式既将个体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又为其穿上新的枷锁——优绩主义。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开始围绕个体竞争来设计。教育要求层层晋级，不断内卷；职场要求全身心投入，随时待命。成功的标准是个人的成就与自我的实现。对个人未来的预期，成为主导其他生活安排的准则，甚至家庭本身也异化成支持个体竞争的能源包，卷托举。

原有的性别协作也随之松动，因为现代社会的竞争逻辑是性别中立的——读书、工作、自我实现，不分性别。女性大规模进入职场，拥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和自我意识，不再完全依赖婚姻生育来获取生存保障。而“契约”所追求的付出与回报的对等性，使得婚内的养育成本很难获得有效分担。虽然当下社会，性别平等程度无疑是大幅度提升的，但男女双方需求的错位，让性别关系走向巨大失衡，加剧了婚配与生育协作的难度。

契约社会使得基于家庭的生育模式与基于个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相容性大幅度下降。个体化的社会分工体系要求个体以独立、高效的姿态参与社会竞争，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与生活质量提升。而生育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家庭的、需要两性协作完成的集体行为，要求个体做出时间、精力、资源的让步与牺牲。二者在价值导向、行为模式、资源分配上形成了根本的冲突。这大概是我所理解的超低生育率的根源。

伍·数智社会的加速效应

在回答当下生育率为什么这么低的问题时，还有一个无法绕开的背景，即数智社会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下图是中日韩以及欧盟国家近4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的变化。事实上自90年代以来，这些经济体的生育水平都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甚至因为各种原因还有所回升，但生育率都在2015年前后转入快速下降的通道。这一时点与数智技术与社交媒体在全球的深度渗透期相吻合。虽然经济和就业的不确定性是不容忽略的因素，但它们只是中层的传导因素，这篇推文一直想探索的是那些根本性的机制。

图：总和生育率随时期的变动（1991-2024）

我觉得有两处根本性变化值得细想。一处是我们怎样认识他人的生活，另一处是我们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它们分别涉及个体在信息结构和资源结构上的巨大转变。

信息结构的改变不仅指代分散的信息节点取代中心化的主流婚育规范叙事，提供了多元的婚姻家庭认知和实践。更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在算法的信息流里观察无数种异质的生活方式，并出于风险管理的天性，主动搜寻印证自己担忧的内容。婚育的负面叙事，就这样从私人体验汇聚成公共感知。如果说契约化进程，让每个人深切体会到生产生活与生育系统之间的张力，那么数智社会的作用在于让这种感受共识化。

正如同史蒂芬·平克在《共同知识》里所说的一样，事实本身没有变，仅仅是这件事被公开凸显，把私人知识升级为共同知识，就能彻底改变群体行为。

更深刻的变化来自资源结构的改变，曾经的社会形态是个体围绕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安排生活，而今天越发变成社会围绕每个独立的个体来建构。邱泽奇老师称其为“自我社会”：算法根据你的喜好搭建信息世界，外卖、快递、娱乐平台满足你的即时需求，甚至社交关系也可以类似“搭子”一样订制。家庭和婚姻的功能被大幅度消解，两性之间的相互需求进一步下降，但更重要的是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心理结构：你不用迁就任何人，不用妥协任何事，一切都围着你转。

在这样的世界里，自我实现、情感体验、生活质量，成了最高的价值追求。而婚姻和生育，本质上需要和另一个人磨合，为别人负责，做出牺牲和妥协。这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逻辑，天然就是相悖的。

陆·何去何从

现在大概可以试着回答开头的问题了：超低生育率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吗？应该说它不是“发展”的宿命，而是“这种发展形态”的宿命。一个以个体竞争和自我实现为中心的社会，不断扩大个人的可能性，也不断削弱使人愿意共同养育下一代的生活基础。

5年前我引过的尼采的话：“所有伟大的事物，都会因为自我实现而导致自我毁灭，这就是生命的本质”。

那要怎么办呢？也是尼采说的，要自我超越——可能要等到下一次社会继替原则的变革了。好消息是，可能就在不远的未来。社会学家已经开始纷纷展望“人机社会”了。坏消息是，“人机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还远远大于其带来的希望，甚至不确定本身还在推波助澜。

有人问我：“那该怎么办”？我回答：“人类自有自己的命运”。他们说这个答案不太负责任。我想说历史证明，人类是有自反性与跨越性的，况且在大多数时候，生育只是宏大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果”而已。

某位播客博主说：人类一直担心的危机多半不会发生，但危机总来自意想不到的方向。关于人口的未来，我依然认为我们可以成为建立在深刻悲观主义基础上的乐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