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国有企业在运行中出现了权责利不匹配的情况。
日常工作中,员工对很多事项没有决定权,却要对经营结果承担责任。项目定价由上级确定,客户选择按既定流程执行,想招的人未必能招进来,预算额度不能自行调整,采购要经过多道审批。
到了月底,营收不达标要写说明,利润不好要被约谈,回款慢要被排名通报,成本超支还要继续压降。业绩完成得好,工资未必增加;指标没完成,绩效等级、评优资格甚至岗位都可能受影响。
这种情况可以概括为:权力仍然按照行政体系运行,责任已经按照市场规则逐级压实,薪酬体系却长期没有同步变化。
国有企业对重大投资、采购、人事任命和风险事项有严格审批程序,本意是保护国有资产、防控经营风险。但在一些单位,所有事务都按最高风险等级管理,决策权集中在上层,责任却逐级向下传递。集团确定年度目标后,分解到子公司,子公司再拆到部门,最后落到岗位和个人。营收、利润、回款、客户数量、成本控制、安全合规等指标层层叠加,每个人都要承担多项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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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基层单位,考核指标不断增加,个人能够控制的部分却很有限。客户回款受行业周期影响,投资失误来自上级决策,采购和定价又受制度约束。员工只能执行,不能改变规则。市场行情好时,这种分解机制能推动大家完成任务。市场转弱后,问题就暴露出来。行业需求下降,老项目回款困难,上层投资决策出现偏差,这些情况到基层都变成个人绩效不达标。普通员工承受市场下行的压力,却无法改变影响业绩的关键变量。经营结果不好,责任却由他们承担。
市场化改革推进后,员工自然希望收入和贡献联系得更紧。可在一些单位,工资主要仍由岗位等级、身份序列和历史标准决定。每年经营指标提高,可分配增量并不透明。亏损时大家一起承担,盈利后员工不清楚自己的付出如何体现。为了完成经营任务,企业要参与市场竞争;为了增加人手和预算,又必须严格审批、从紧控制。加班赶项目时强调多劳多得,真正兑现奖励时,分配规则模糊,最后拿多少主要由上级决定。
国资委持续推动国企去行政化、去机关化,倡导扁平化管理和平台化运作,也提出建立快速决策机制。这些改革方向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企业要及时应对市场变化,决策权就不能留在离市场较远的地方。如果决策仍然集中,责任却不断下移,基层就很难对市场变化作出有效反应。
国企市场化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基层被放在直接面对市场压力的位置,决策权和利益分配仍停留在原有体系。员工没有决策权,调配不了资源,也缺少分享超额收益的机会,却要面对经营不善的后果。
这样的安排不是真正的市场化,只是把层层加码的压力换了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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