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崛起第一步 跳出西方预设的“叙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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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权威发展理论撞上中国经济奇迹，究竟是我们要套用理论修正自己，还是理论本身该跳出偏见重新审视世界？9月7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现场，一位深耕企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的观众，带着西方学界经典著作《国家为什么失败》抛出了尖锐之问：书中提出中国之所以实现崛起，本质是完成了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

这个问题本身极具代表性——很多人解释中国发展时，总不自觉到西方理论体系里寻找“合法依据”，仿佛只有被西方话语认可的成功，才是站得住脚的成功。

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兼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文一与主持人何婕层层拆解、步步追问，不仅戳破了这套理论的多重逻辑漏洞，更带领观众重新思考：读懂中国，为什么绝不能困在别人的理论框架里打转？

要厘清这场讨论的核心，首先要回到《国家为什么失败》的理论原点。在作者阿西莫格鲁的叙事里，国家兴衰的根源被划分为二元对立的制度形态：“包容性制度”以政治分权、严格私有产权保护为核心，是经济繁荣的唯一密码；“攫取性制度”对应国家权力集中、市场活力受压制，必然走向发展停滞与衰落。这套理论凭借简洁的二元框架风靡西方学界，但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恰恰是它绕不开的“硬核反例”。文一教授坦言，哪怕阿西莫格鲁自己在美国做演讲，观众第一个提问永远是关于中国——因为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中国的发展路径，似乎和他的理论对不上。

为了把中国案例强行塞进自己的理论体系，阿西莫格鲁做了一个十分牵强的切割。张维为教授在节目中总结道：阿西莫格鲁将中国的发展定义为“有限的、局部的经济层面包容”，以此勉强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同时又坚持中国在政治层面仍属于“攫取性制度”，并不断预言如果不继续向西方模式全面靠拢，中国的发展终将难以为继。这套说法看似修补了理论漏洞，实则为了适配特例，不惜动摇了自己的理论根基。

文一教授紧接着点破了其中最核心的逻辑矛盾：按照阿西莫格鲁本人的原始理论，政治层面的“包容性制度”是前提，经济层面的“包容性制度”是必然结果，前者决定后者，后者支撑国家繁荣。这是整套理论的核心因果链条。可放到中国身上，这条因果链却被硬生生打断了：一个政治上被定义为“攫取”的国家，怎么可能独立生长出经济上的“包容”？这种为了圆上中国案例而自破理论前提的解释，本身就证明了这套二元框架的解释力，在面对中国现实时已经捉襟见肘。

更有力的反驳来自全球发展的现实样本。如果“包容性制度”真的是国家繁荣的唯一标准答案，那么世界上大量完全照搬三权分立、全面推行私有化、比中国更符合西方“包容”定义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始终没能走上发展快车道，反而频繁陷入政治动荡与经济衰退？很多国家甚至是在西方的亲自指导下完成了全套制度设计，最终结果却远远不及中国。文一教授进一步指出，当年俄罗斯全面采纳西方推荐的休克疗法与制度转型，换来的不是繁荣，而是经济的大幅滑坡与社会动荡。这些遍布全球的反例，是这套理论永远无法回应的现实诘问。

讨论推进到这里，已经从“理论对不对”深入到了“认知框架错没错”。很多人被西方理论灌输了一种刻板印象：似乎中国过去只有计划经济，直到改革开放引入市场元素，才算一步步走向“包容”。但文一教授点出了一个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基本史实：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运行的都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只是近现代一段非常特殊的短暂时期。阿西莫格鲁将国家力量的介入简单等同于“攫取”，将市场与国家完全对立起来，本身就不符合人类经济史的基本事实。无论是古代中国的官营体系与民间商贸的共生共荣，还是当代中国国家战略与市场活力的协同发力，中国的经济文明从来都不是“国家VS市场”的零和博弈，而是一套自身演化了数千年的治理逻辑。用西方的二元标签简单定义，只会离真实的中国越来越远。

这场讨论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直指西方学术话语的底层偏见。文一教授引用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观点点明了本质：生物界从来不存在所谓“最优物种”，万千物种各有演化路径，适配自身的生存环境；人类社会同样不存在所谓“最优制度”，不同文明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与地缘，会生长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阿西莫格鲁理论的根本问题，是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美国式制度”是唯一的“最优解”，把所有偏离这一模式的制度都归为“有缺陷”“待进化”。这不是客观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带着结论找证据的意识形态先行。

节目最后，何婕的总结点出了读懂中国的核心方法：研究当下的中国，研究历史的中国，必须完整地走进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国的崛起从来不是什么“部分借鉴西方制度”的产物，而是一条扎根于自身文明、独立探索出来的现代化新路。读懂这条道路，第一步就是扔掉别人给的标准答案，自己到历史与现实里寻找答案。

编辑: 周雯飞

责编: 张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