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病逝，杨振宁找邓颖超问：他病了为何还继续工作？

很多人读过大量关于总理晚年的史料，可真正读懂那个时代处境的人并不多。一位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在总理离世之后见到邓颖超，心中生出这样一个疑问，这个问题，也恰恰是后世无数人心中共同的困惑。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开之后，海内外一片震动，很多曾经和他有过接触的国际友人、华裔学者，都陷入巨大的悲痛当中。杨振宁此前多次回国访问，曾经数次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两人有过很长时间的交谈，总理的格局、谈吐，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当年4月，杨振宁再次来到北京，在相关部门的安排之下，他前去看望邓颖超。见面的氛围十分沉重，谈话聊到周恩来生命最后那几年的状态，杨振宁心中一直有个不解的疑问：明明已经身患重病，为什么还要拼尽全部力气持续工作，不能停下来休养身体。邓颖超没有用宏大的道理回应，只是跟杨振宁讲起了那些年真实发生的事情。

1972年5月，例行体检当中，医生发现了癌细胞，周恩来确诊膀胱癌，从这一刻开始，病魔就已经缠上了他。当时这件事对外严格保密，普通群众并不知晓总理已经身患绝症。按照医疗团队的判断，应当减少政务，优先接受治疗休养，但是那几年国内局势错综复杂，大量党政干部处境艰难，很多部门运转都需要他来维系。很多重要的人事安排、国家外交、国民经济维持，大量棘手的矛盾，短时间内没有其他人可以接手。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才正式住进三零五医院，从这一天一直到1976年1月离世，一年七个月时间，先后经历大小十三次手术，差不多平均四十天就要接受一次手术治疗，病痛带来的折磨常人难以想象。就算住进医院，病房也变成了办公场所，工作并没有中断。根据公开史料统计，住院期间，他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接待外宾六十三批，在医院内部召开二十次会议，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还要离开医院外出参会，找人谈话布置工作。很多会见外宾的活动，是手术结束不久，强撑着身体完成，谈话结束之后，立刻要回到病房休养恢复体力。

1974年12月，刚刚做完手术，身体情况并不稳定，发现便中带血，医疗人员强烈建议立刻检查处置，但是为了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方案，他坚持要飞往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出发之前医护人员满心担忧，却拦不住他，周恩来对身边人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他从医院出来，站上大会的讲台，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台下很多人，都能看出来他已经极度消瘦虚弱。后来，他还抱病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当着众人说出，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在场的人听完之后无不落泪。

邓颖超和周恩来朝夕相伴几十年，所有痛苦她全部看在眼里。两个人私下也会谈及身后之事，周恩来交代自己后事一切从简，不要搞特殊化，死后骨灰撒向大地，不留坟墓，不保留骨灰。在医院的日子，邓颖超一边要克制住自己内心巨大的悲伤，配合医疗组照顾病人，另一方面很多时候，还要帮着处理一些传来的工作讯息，她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是周恩来自己不愿意停下来，而是当时国家有太多事情放不下。

邓颖超告诉杨振宁，医生无数次劝过他静养，身边工作人员反复劝说，可现实的局面摆在那里。大量干部需要保护，国家外交不能中断，经济建设不能完全停摆，很多关键人事大局需要敲定，一旦他放手，很多工作会直接陷入混乱。他心里清楚自己身体的底线，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所以想趁着还能思考、还能行动，把能安顿的事情尽量安顿妥当。

邓颖超还提到，周恩来曾经和身边人谈起，无数革命同志牺牲了，活下来的人，就要承担起牺牲同志没有做完的工作，这算是他的一种养生之道。他心里装的不是个人的安危祸福，是整个国家的稳定走向。谈话的时候，邓颖超情绪几度难以平复，丈夫忍受的病痛，那些日夜煎熬，全部压在她心底，对外她要保持克制理性，只有面对少数亲近的友人，才会流露出真实的悲痛。

杨振宁听完这番讲述，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习惯从客观现实看待生命，在他的认知里，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优先保全生命、休养身体，才是人之常情，可周恩来做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选择。这次会面给他留下很深的烙印，后来他在不少回忆片段当中，提起过这次和邓颖超的对话，感慨自己真正理解了那一代革命者身上不一样的精神底色。

时间过去这么多年，后世回看这段历史，不少人也会产生类似杨振宁当年的疑问。有人觉得，以当时的状况，完全可以移交手上的工作，安心接受治疗，延长生存时间；也有另外一部分人认为，正是因为他苦苦撑住最后的岁月，才稳住了很多局面，为后续的发展打下基础。两种看法，直到今天依旧存在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