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押赴刑场。围观者挤满街巷，有人叫骂，有人拍手，甚至朝刽子手丢铜钱。六位士人面对的，不只是刀锋，还有一片并不理解他们的喧嚣。
这幅场景常被简单解释成“百姓愚昧”。但事情没有这么单一。刑场上的叫好，既有官府舆论引导的作用，也有普通人对陌生改革的恐惧，更夹杂着看热闹、随大流和对“犯官”的本能排斥。
要弄清这一幕，得从1898年的京城气氛说起。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二亿两白银。消息传到北京，正在参加会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拒绝割地，整顿军事，推动改革。
那时的中国，已经不是关起门来便能维持旧秩序的时代。外国军舰逼近海岸，铁路、电报、机器工厂不断改变人们的视野。可在广大乡村，许多人连县城都很少去，对朝廷之外的世界几乎没有接触。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展开。短短百余天，朝廷接连发布政令，涉及科举、教育、军事、实业和官制。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就是这一时期留下的重要成果。
问题也随之出现。改革推得太急，牵动的利益太多，旧官僚既缺乏准备，也不愿轻易放弃手中权力。许多新政还没有真正落地，便已经引起强烈反弹。对普通百姓来说，朝令夕改并没有立刻带来好日子，反倒让他们感到不安。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控制光绪帝，废止大部分新政，并下令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先后出走，谭嗣同等人却留在北京。
有人劝谭嗣同离开，他没有接受。据梁启超后来记述，谭嗣同曾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他还表示，若有人因此而死，便从自己开始。这样的话，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却也说明他们已经把个人生死置于改革成败之外。
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几天后，六人被押往菜市口。需要说明的是，清廷并没有经过正常审判程序，而是以“危害朝廷”等罪名迅速处置。六人的罪名，在官方宣传中被包装成叛逆，围观者自然容易把他们当成应受惩罚的罪犯。
当时的京城，识字者比例有限，报刊传播也很受限制。普通人得到的消息，大多来自衙门告示、茶馆传闻和街头议论。朝廷说这些人“乱政”，百姓便很难知道他们究竟主张什么，更不可能清楚改革与自己的生计有何关系。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刑场本身就是一种公开示众。斩首并不只是处死，也是在向人群传递警告。官府希望众人相信，反对权力秩序的人必将付出代价。人群中的叫喊，往往不是经过独立判断后的选择，而是对官方定性的顺从。
至于“向刽子手扔赏钱”，相关说法主要见于笔记和后来的记述，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所有百姓都在庆祝。旧时刑场周围常有围观者向行刑者抛掷铜钱，带有赏赐、起哄和讨好意味。有人把它当成热闹，有人借机发泄，也有人只是跟着旁人行动。
这并不意味着北京百姓人人憎恨维新派。戊戌六君子本来就主要活动于士大夫和官场圈子，他们的语言是“变法”“议院”“新学”，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距很远。一个为田租、粮价和差役发愁的平民，很难仅凭几道诏令，理解制度改革的长远影响。
更何况，改革触及科举。八股取士虽然陈旧，却是许多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新政取消部分旧制，必然使一些人感到前路突然被截断。新旧冲突落到个人身上，就不再只是国家存亡的大道理，而变成了饭碗、功名和家业的现实问题。
六人在菜市口遇害后，谭嗣同留下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逐渐广为流传。只是这句诗并非当场面对百姓所说，而是他狱中诗作中的名句。把它直接写成刑场喊话，虽然更具戏剧性，却并不符合史实。
戊戌变法失败了，六人的生命也没有立即唤醒民众。但他们遇害所暴露出的，正是晚清改革最深的困境：少数人已经看见制度危机，庞大的社会却仍被信息隔绝、身份秩序和生存压力牢牢牵制。菜市口的铜钱落地声，和六位士人的沉默，构成了1898年最刺眼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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