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我军战将逝世，遗体遭敌人百般凌辱，陈毅大怒：必将报仇雪恨！

1947年2月，山东临沂城易手之际，一处荒凉的河滩成了当地百姓不敢靠近的地方。就在一年前，这里曾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位我军将领的遗体悄悄掩埋。他叫罗炳辉，1946年6月病逝，年仅49岁。

罗炳辉不是普通的战将。他出身云南彝良贫苦家庭，17岁离乡谋生，后来投身革命，从旧军队中的士兵一步步成长为红军和新四军的重要指挥员。毛泽东曾称赞他善于用兵，朱德则给他留下过“双脚骑兵”的评价。

这个称呼并非虚誉。罗炳辉身材魁梧，却极能奔袭，行军作战往往不拘一格。中央苏区时期，他曾奉命对南昌牛行车站实施佯攻，结果把“佯攻”打得真假难辨，成功调动了敌军。毛泽东见到他时，曾笑着说：“好你个罗胖子，还是个会演戏的角儿。”

这类机动作战，后来成为罗炳辉的鲜明风格。三次反“围剿”和长征中，他多次率部穿插、迂回，既敢冒险，又能及时脱身。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在华中、淮南等地作战，和陈毅共同开展敌后斗争，逐渐形成了彼此信任的战友情谊。

有意思的是，罗炳辉最令人敬重的地方，并不只在于会打仗。他长期在基层活动，深知部队能否站稳脚跟，关键不在枪械多少，而在群众是否支持。他常说：“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到了一处驻地，他喜欢和农民拉家常，问收成，也问地方上有没有受欺负的人。

1946年春，罗炳辉已担任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新四军第二副军长。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危险。长期战争留下的伤病，加上过度劳累，使他经常头痛、腰痛，医生检查后认为必须立即休养。

毛泽东得知病情后，曾写信劝他赴苏联治疗，信中有一句话：“你身体有病，望多休养，留得青山，是很重要的。”这句话，既是对一名将领的关怀，也是对战时干部不能轻视健康的提醒。

但局势没有给罗炳辉留下太多选择。国民党军队撕毁停战协议，山东解放区面临压力，他不愿在关键时刻离开岗位。有人劝他休息，他回答：“我这辈子还没有打过败仗，临牺牲前还想打一次胜仗。”

枣庄战役成了他的最后一次战斗。1946年6月，部队连续作战，先后打击鲁南、胶济一线的敌伪据点。战斗结束后，罗炳辉参加会议，病情突然恶化，身体一度昏厥。陈毅等人再三劝说，他才同意前往临沂治疗。

6月21日，运送他的车辆行驶在崎岖道路上。病中的罗炳辉经不起颠簸，车到苍山县兰陵一带时，病情已经无法挽回。临终前，他对身边的战士说：“我的事业还没有完成，要靠同志们继续完成啊。”当天，他与世长辞。

6月23日，临沂为罗炳辉举行追悼会。陈毅亲自为灵柩覆盖党旗，悲痛之情难以抑制。他评价罗炳辉是党的好党员、人民的好儿子，也是军队中优秀的指挥员。对罗炳辉的家属，陈毅说：“你们多看他几眼吧。”

然而，真正令人愤怒的事情发生在罗炳辉去世之后。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进攻鲁南，临沂局势再度紧张。华东野战军为集中兵力准备莱芜战役，主力部队调整部署，临沂一度被国民党军占领。

敌军进入城后，竟掘开罗炳辉的墓穴，将遗体拖出羞辱。据当地群众回忆，遗体曾被绳索捆缚，遭到刀枪刺打，随后被丢弃在沂河附近。这样的行为，不是战场上的较量，而是对死者和民众底线的践踏。

一名叫卢建功的当地渔民，冒险保护了罗炳辉的遗体。他白天装作下河捕鱼，观察敌军动静，到了夜里才把遗体掩埋。第一次因为掩埋仓促，留下痕迹，敌人很快又找了出来。卢建功没有退缩，过了几天，他和乡亲们重新选择地点安葬。

这一次，他们把遗体埋在河滩深处，又以堤岸上的树木作为暗记。不久之后，雨水冲平沙滩，河水涨落抹去了痕迹，敌军再没有找到。普通百姓没有武器，却用最朴素的方式守住了一个牺牲者最后的尊严。

陈毅后来得知遗体遭到凌辱，极为震怒，表示：“必将报仇雪恨。”这句话并不是一时的情绪发作。罗炳辉曾是他的战友，也是共同承担华东战局压力的指挥员。两个人在淮南、山东并肩作战，对彼此的能力和为人都十分清楚。

新中国成立后，罗炳辉夫人张明秀向有关方面提出寻找遗体、重新安葬的请求。地方政府随后组织人员，在卢建功等人的帮助下寻找墓址，终于确认遗骨所在。1950年，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建成，罗炳辉遗骨迁入园内安葬，墓碑上留下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毅等人的题词。

罗炳辉生前常对家人说，如果自己活不到全国解放，就要让孩子们回云南老家，为祖父母扫墓，也替他告诉乡亲，自己始终没有忘记故土。后来，他的事迹被写入地方记忆，彝良建立了罗炳辉纪念馆。197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从奴隶到将军》，其主人公原型正是这位从贫苦出身走上革命道路的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