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万人走上街头,德国民主的“安全阀”正被高温炙烤
9月12日,柏林街头上演了一场极具张力的政治图景——同一座城市、同一片天空下,两股截然不同的民意洪流,几乎同步涌向街头。
从首都柏林到港口汉堡,再到文化重镇慕尼黑,全国20座主要城市联动响应,总参与人数达15万。人们高举手写标语牌,齐声呼喊:“立即取缔德国选择党(AfD)!真正的民主容不下这种替代性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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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当天下午,距离抗议人群仅数公里外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AfD支持者也自发集结成千人规模的集会现场。
AfD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候选人克里斯汀·布林克站在临时搭建的讲台上,语气坚定地告诉围观民众:选票不是装饰品,而是沉甸甸的授权;主流政党若继续无视这张纸背后的民意重量,就等于主动放弃执政合法性。
一边是忧惧极右势力坐大的公民自发行动,一边是捍卫选举结果正当性的集体发声。两种逻辑激烈对撞,德国社会仿佛一根被双向拉扯的高强度钢缆,表面平静,内里已发出细微却清晰的金属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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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结果与抗议潮
这场全民情绪风暴的起点,可追溯至六天前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一场看似常规的地方投票,却意外引爆了全国政治神经。
9月6日深夜公布的最终计票显示,AfD得票率飙升至43.8%。相较2021年同期20.8%的得票纪录,实现翻倍式跃升,增幅高达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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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执政主力基民盟遭遇断崖式滑坡,支持率由37.1%骤降至17.2%,相当于在短短三年间丢失近半选民基础,两大阵营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逆转。
该州议会共设83个议席,AfD一举斩获39席,距单独组阁所需的42席仅差3席。一旦成功争取到任意两个小党或独立议员的支持,德国战后历史上首个由极右翼政党主导的地方政府,将在东部腹地正式挂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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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结果出炉当晚,多地即出现零星示威活动;热度持续攀升,直至9月12日形成席卷全国的抗议高峰。
慕尼黑市中心集会现场气氛高度紧绷,示威者反复高呼“本届政府必须辞职”,部分人群与执法力量发生肢体接触,现场至少七人因妨碍公务被警方带离。
外界常误以为所有上街者诉求一致,实则内部存在明显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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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队伍中实际涌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愤怒情绪。其中一股矛头直指默茨领导的联邦政府,聚焦于普通民众日益加剧的生活困顿:食品价格连续18个月上涨,单居室租金三年内平均涨幅达34%,冬季取暖费用较五年前翻了一倍有余。
另一股怒火则精准锁定AfD本身,其核心诉求只有一个:阻止该党获取任何实质性治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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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抗议者看来,AfD已被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正式列为“受监控的极右翼组织”,一旦获得地方行政权,将系统性侵蚀德国自1949年以来构筑的宪政根基与人权保障体系。
两类不满交织叠加,使主流政党陷入前所未有的夹击困境:既要回应底层民众对生存成本失控的真实焦虑,又需守住民主制度底线,防止极端思潮借体制缝隙完成合法化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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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的两难与组阁暗流
面对汹涌而来的取缔呼声,德国总理默茨公开表态异常克制。
9月9日,在布鲁塞尔联合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坦率指出:依据《德国基本法》第21条启动政党取缔程序,需满足三项严苛条件——确凿证据证明其意图颠覆自由民主秩序、具备组织化颠覆能力、且该威胁已具现实紧迫性。司法实践表明,此类案件平均审理周期长达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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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最终法院裁定取缔成立,也无法消解支撑AfD崛起的社会土壤。默茨强调,真正有效的应对路径在于政策竞争——通过切实改善民生、重塑经济公平,重新赢得摇摆选民的信任。
理论层面逻辑严密,现实操作却处处受阻。目前已有六个联邦州的宪法保卫局相继认定AfD地方分支为“反宪政组织”。社民党与绿党联邦执行委员会均已通过决议,支持向联邦宪法法院提交取缔申请。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维斯特更进一步,提议组建跨层级专家评估组,成员涵盖联邦及各州情报机构负责人、宪法学权威教授、联邦宪法法院退休法官及联邦宪法保卫局高级分析师,对AfD是否构成“系统性宪政威胁”开展独立技术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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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左翼民粹力量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已悄然开启与AfD的非正式接触渠道。
瓦根克内希特在德累斯顿演讲中直言不讳:“选民用选票宣告了旧秩序的破产。所谓‘防火墙’早已沦为自我安慰的幻觉,它既挡不住现实压力,也封不住民众渴望变革的决心。”
BSW甚至提出“动态多数制州政府构想”,主张打破传统政党壁垒,依据议会实时席位变化灵活组合执政联盟。就连绿党联邦主席巴纳扎克也在内部会议中承认:“我们正面对一个宪法框架内未曾预设的新形态政治现实,僵化思维只会加速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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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安哈尔特州AfD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已于9月10日正式启动组阁磋商,亲自拜访自由民主党(FDP)、自由选民党(FW)等潜在合作方议员办公室。
他在闭门会谈中释放明确信号:若无法达成稳定执政协议,将推动提前举行新一届州议会选举。“我们参选不是为了当反对派装饰,而是为承担治理责任而来。”这句话实质上重构了德国地方政治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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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从何而来
外界普遍困惑:为何AfD能在德国东部三州收获近四成半的惊人支持?答案深植于当地居民切肤可感的生存窘境之中。
AfD竞选策略高度聚焦三大民生痛点:移民管理失序、能源转型失速、财政支出失控。
该党联邦议会党团主席魏德尔在质询环节披露:截至2024年8月,全德仍有约21.7万名庇护申请遭驳回者滞留境内,其中超六成未接受强制遣返程序;天然气战略储备当前仅达满负荷的58%,创十年最低水平;2026年度联邦预算草案中,非刚性支出占比高达37.4%,远超欧盟财政可持续标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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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据虽经核实,但AfD刻意忽略关键背景——例如滞留人员中73%属家庭团聚类申请,天然气储备下降主因系俄罗斯管道供应中断而非政策失误,预算扩张则源于应对通胀的临时补贴机制。
然而数据碎片之所以产生强大动员力,根源在于它精准呼应了民众日常体验:租房合同每年更新时的加租通知、超市货架上不断跳涨的牛奶价格标签、电费账单上令人窒息的数字……这些微观痛感经由政治话语整合,最终转化为宏观投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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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AfD支持率定格于43.8%,基民盟萎缩至17.2%,社民党跌至8.9%,绿党仅获4.1%。如此悬殊的格局差异,绝非简单贴上“危险政党”标签就能扭转民意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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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的另一面与未来的不确定性
回望这十五万走上街头的德国公民,其情感真实而浓烈,对民主倒退的警觉亦具充分历史依据。
但若主流政党将全部精力倾注于法律围堵与道德谴责,却回避结构性改革,那么这道守护民主的“安全阀”,终将在持续高压下出现不可逆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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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厘清的是,德国政党取缔机制本质是宪政最后防线,而非日常政治工具。根据联邦宪法法院判例,申请人须提供完整证据链,证实该政党存在“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废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明确纲领、组织架构与实际行动记录。2017年针对NPD的取缔案耗时六年零三个月,最终因证据不足被驳回。
这意味着,即便今日启动程序,等到司法终审落槌,AfD可能已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完成两届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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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当前面临双重攻坚任务。
对内需弥合执政联盟裂痕——基民盟强硬派要求立即启动取缔程序,自民党坚持“法治优先”原则,社民党则倾向推动立法限制极右政党公共资金获取资格;对外亟待推出具象化政策包:包括紧急住房补贴法案、东部产业振兴特别基金、能源价格稳定机制等可量化、可追踪、可感知的解决方案。
遗憾的是,截至9月12日,各党派仍陷于概念辩论与责任推诿,真正进入立法流程的民生提案不足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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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这场选举,早已超越地域范畴,成为检验德国民主韧性的压力测试仪。
街头运动、组阁博弈、司法审查、舆论交锋四线并发,每项进程都在挤压传统政党的反应窗口与政策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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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D能否最终执掌州政权?若成功上台,将推行何种治理模式?这些问题尚无确定答案。
但一个趋势日益明朗:缺乏选民基础支撑的禁令如同纸盾,脱离生活场景的口号恰似空鼓。德国政治舞台正在经历一场静默却剧烈的范式迁移——旧有共识正在瓦解,新秩序尚未生成,全体国民都被卷入这段史无前例的制度调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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