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为治”：“孔老对话”的内在逻辑与时代意义

导读

在传统认知中，老子与孔子的思想常被置于对立框架中进行解读。文章跳出传统辨析框架，立足 “务为治” 内核探寻儒道相通之处，为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智慧。

在传统认知中，老子与孔子的思想常被置于对立框架中进行解读，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推动二者从“对立”走向“对话”，具有超越学术层面的深远意义。孔老之间的对话既是不同思想、不同学派之间的对话，更能跨越古今，回应人类对和平发展的共同诉求，为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智慧。

事实上，早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文化界精英就曾聚焦“孔老谁先谁后”的问题展开争辩。如胡适、张煦、高亨等人主张“老先孔后”，认为《老子》成书早于《论语》，是谓“早出说”；梁启超、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人主张“孔先老后”，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末期，晚于《论语》，是谓“晚出说”。无论是“早出说”还是“晚出说”，都主要聚焦于孔老之区别及其时序考证，较少触及孔老思想融合的核心。随着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本的出土，可以看到，《老子》的成书年代至少在郭店楚简时代之前，而郭店楚简约在公元前300年，则《老子》成书必然在公元前300年之前。这虽然不能必然证明“早出说”，也不能断定郭店楚简《老子》与老子“五千言”的先后次序，但确实推翻了《老子》成书于战国末期的结论。若郭店楚简《老子》是老子“五千言”的摘选本，则《老子》成书年代很可能如裘锡圭所言，可以推到郭店楚简时代前一百几十年，与《论语》成书大体处于同一时期。关键的问题是，“孔老谁先谁后”的问题虽然暂无确解，但并不影响“孔老对话”，因为孔老处于同一时代甚至有过交流的实际情况是存在的。典籍所载“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不但不能被断然否定，还有更多的典籍以外的考古实物证据，如汉代“孔子见老子”画像石等，皆可作为证明。因此，“孔老对话”已不再是“孔先老后”或“老先孔后”观念下的思想碰撞，也不再纯粹是历史视域下学术研究者的想象，而是同一时代下两者面对面的相互交流和融通。这对于研究孔老和儒道之间是对立还是互补的思想关系，乃至先秦儒家和道家学脉的发展和流衍，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下，我们重构“孔老对话”的原因与意义，与民国学者的讨论有所不同。民国学者的讨论实际是围绕《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所塑造的经子关系展开，“晚出说”继承的是“独尊儒术”后“经尊子卑”观念下“尊儒”“尊孔”之观点，其本质是汉儒基于现实政治需求和学术发展的儒学建构；“早出说”则代表打破《汉志》经学思维后的新趋势，其本质是针对旧有秩序和文化生态的破局思维。两者都主要聚焦孔老先后问题，更强调孔子与老子的区别，所谓“对话”要么在“老先孔后”视野下，要么在“孔先老后”视野下，并非平等地位的思想对话。当下，我们应打破《汉志》“经尊子卑”的牢笼，平置诸子，让老子和孔子以及其他诸子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回到诸子所处的时代中，回到诸子相互交融并进的思维整体中，延续诸子学的时代精神及其对时代之问的解答，去面对面地平等展开“孔老对话”，发掘其思想内核和精神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和超越性意义，重构诸子学的精神传统和思想体系，为诸子学的现代复兴作出努力。

要真正理解“孔老对话”的价值，需要先回到诸子学本身去探其本旨。自西学东渐以来，传统学术被划分为文、史、哲等独立学科，原本完整的诸子元典体系被割裂。文学界研究老子，多关注其文本的“散文诗韵味”；哲学界研究老子，则侧重其“本体论”思想；历史学界研究老子，常聚焦其典章制度和人物故事叙事，却有意无意忽略了诸子百家的核心使命。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所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诸子之学的本旨都是“务为治”，是寻求治理天下的方案，只是论述的具体路径不同，有的简明扼要，有的繁复难行。在此，且以孔老及其所开创之儒道两家为例。儒家注重从群体性的角度治理天下，如孔子提出“克己复礼”而“从周”的想法，孟子将孔子的想法变成了基于“井田”制度的“仁政”，荀子将孔子的想法和孟子的说法变成了基于“性恶”现实的“张而可施行”的“王霸之道”；道家则注重从个体性的角度寻求解脱，对于天下的治理经历了从被动应付到积极应对的转变，如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理想以救世，庄子追求“无待”的绝对“逍遥”以应世，黄老道家主张“以道论法，道法结合，兼采百家之长”以治世。两家路径本自不同，就算是学脉内部，除了分别继承孔老思想外，相互之间也有很大不同。不过，究其本旨与核心目标，则都围绕“务为治”这一中心思想展开自己的论述，正如《易·系辞下》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因此，“务为治”是先秦诸子共同的精神底色，亦是“孔老对话”的根本旨归。

遗憾的是，当前诸子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学者多聚焦个别子学家或个别学脉的细化解读，却鲜少从“整体综合”的视角挖掘诸子思想的精神本旨及其当代价值。这导致诸子学研究不是局限在典籍的循环释读中，就是局限在思想资料的反复整理或者争论之中，乃至借助“西学”割裂、剪裁“中学”，较大程度上丧失了思想生产的能力，特别是忽略了诸子思想应对现实社会治理困境的经世致用维度以及助力国家发展战略的文化建设维度。实际上，当今世界面临的生存挑战、发展困境，与战国时期的“天下纷争”有相似之处。在这样的时代节点，重拾诸子百家“务为治”的核心精神，推动不同思想相互补充、凝聚共识，以“子学精神”应对全球纷争，显得尤为重要。真正的诸子学研究不应止步于书本中的理论阐释，更需将其思想转化为治理国家、助力民族崛起、促进世界发展的实践力量。诸子思想可以走出学术圈，融入百姓日常生活，让多元包容、关注现实、通古今之变的“子学精神”，成为全民认同的文化共识。

当然，这样的文化建设非一朝一夕之功，而需数代人接力推进。“孔老对话”可以构成推动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支点。孔老在对话中保持着张力，推动着中华文明的自我修复、自我更新，使中华文明不会走向权威排他，也不会走向僵化封闭，而是始终保持着生生不息的活力与生机。当今世界纷争迭起，“孔老对话”所昭示的对话而非对抗、互补而非互斥的精神，正是全球治理所需要的也是世界人民共同期盼的价值理念。以“孔老对话”的智慧观照中国，中华文明得以固本开新、赓续前行；以“孔老对话”的智慧观照世界，亦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隽永的东方智慧。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诸子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常达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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