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7日,广东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瑞龙戴着黑框眼镜坐在被告席上。判决尚未落下,他却没有急着为自己辩解,只低声问律师:“家人为什么没来?”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个普通人的疑问,放在成瑞龙身上,却显得格外刺耳。十五年逃亡,十三条人命,多个化名,他早已把亲情、身份和罪行搅成了一团,连自己究竟是谁,似乎都说不清了。
真正让他重新回到警方视线的,并不是一场惊险追捕,而是一份看似平常的排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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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0日,公安部公布A级通缉犯名单,成瑞龙的名字出现在其中。江西南昌警方核查在押人员信息时,发现一名叫“周全”的犯人,身份来历始终无法得到原籍确认,外貌也与旧档案存在可疑之处。
民警随后调取指纹,反复比对。结果显示,这个自称被拐卖、长期流浪的“周全”,正是消失十四年的成瑞龙。佛山警方连夜赶到南昌时,他距离刑满释放只剩一年左右。
成瑞龙并非没有被怀疑过。2005年,他曾在江西龙南县因撬盗保险柜、持刀抗拒盘查被判刑。由于没有身份证件,他编造出一套完整身世:幼年被拐,后来养父母有了亲生孩子,他便离家流浪。
说得多了,假身份也能变得像真的一样。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服刑期间一度因表现较好获得减刑,后来又因殴打同监室人员被加刑一年。正是这次意外延长,让他碰上了通缉信息的全面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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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时,成瑞龙仍然拒不承认。佛山刑警杜秋发没有急着逼问,只递给他一支广东香烟,又用佛山方言说了几句。听到熟悉的乡音,成瑞龙沉默片刻,苦笑着承认:“我知道,瞒不住了。”
2009年6月3日,他被押回佛山。面对记者,他甚至回头说道:“永别了,我要回家了。”这句话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归来,更像是一个逃亡者对旧身份的最后确认。
成瑞龙的犯罪起点在1995年。那时他二十多岁,没有稳定职业,先是偷窃,后来与兰启荣及两名同村人策划绑架海鲜老板一家,索要二十万元。交易过程中警方赶到,一名同伙反抗时中弹身亡,成瑞龙和兰启荣带着赃款逃往广西。
钱很快花光。两人又盯上房地产商人,绑架过程中,尖刀刺入对方胸口。发现人已经受伤后,他们没有停手,反而继续加害。第一次真正沾上人命,按理说应当成为警告;对成瑞龙而言,却成了越过底线的开始。
1998年3月,兰启荣在广西北海杀害一名独居老警察,抢走枪支。随后,两人又设法弄到子弹。武器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抢劫、杀人、逃窜不断重复,受害者中甚至包括途经现场的无辜母子。
成瑞龙后来坚持说,自己杀人是为了活命。他对律师任小宪说:“陌生人的命和我的命冲突时,我只能保自己的命。”这不是辩护,而是他为自己搭建的一套逻辑。在这套逻辑里,别人首先被排除在“人”之外,只有他自己的生存被视为不可侵犯。
奇怪的是,他又不断谈起儿子,想看儿子的照片,还曾提出见面。得知孩子正准备升学考试,他却改口说不要打扰。表面上的牵挂,与多年不曾抚养、不曾寄钱的事实,形成了无法掩饰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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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瑞龙的家庭并不贫困。父亲当过村干部,种烟叶,也做些小生意,对儿子管教严格。成瑞龙读初中时因违纪被开除,后来又因参军名额落空,始终把这些经历视为遭人欺骗、命运不公。
但挫折不能自动制造杀人犯。许多人也经历过失意,真正危险的,是他把怨恨变成了对规则的蔑视,又把同伙、金钱和暴力当成解决问题的工具。每次逃脱都强化了侥幸,每次杀人都让下一次更容易发生。
2010年11月2日,成瑞龙被执行死刑。临近生命终点时,他仍在意别人怎样评价自己的外表,也提出过遗体捐献的愿望。只是当他寻找家人时,旁听席上的父亲和哥哥并没有回应。
他们并非没有到场,只是坐在他视线之外的位置。多年以前,家人已经与这个名字保持距离。成瑞龙回头寻找的,也许不是现实中的亲人,而是那个尚未走上逃亡之路、仍被家人寄予希望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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