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赵一荻88岁留影，面容憔悴，其遗言让张学良老泪纵横

2000年6月22日，夏威夷檀香山一家医院的病房里，88岁的赵一荻躺在病床上，张学良坐着轮椅来到她身边。那时的他已年近百岁，听力和视力都明显衰退，却一直紧紧握着妻子的手。墙上留下的那张照片，记录了赵一荻生命末期的模样：面容消瘦，神情疲惫，眼中仍有一种安静的温和。

赵一荻出生于1912年，祖籍浙江兰溪，幼年在香港生活，后来随父亲赵庆华回到天津求学。她的英文名为伊迪丝，“一荻”便由此而来。十几岁时，她曾登上《北洋画报》封面，在当时的天津社交圈里颇有名气。人们习惯称她为“赵四小姐”，这个称呼伴随了她一生。

1926年，赵一荻在蔡公馆结识张学良。那时的张学良已经成家，妻子于凤至出身名门，持家有方，两人的关系从一开始便面临现实压力。后来，他们在北戴河再次接触，感情逐渐加深。赵庆华得知此事后十分反对，曾试图为女儿安排婚事，希望她离开张学良。

1928年，赵一荻前往奉天探望张学良。此行之后，她没有按照父亲的安排返回。赵庆华很快登报声明与女儿脱离关系，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不小震动。关于她究竟是私自离家，还是因家人误解而被迫留下，后来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张学良的回忆与其他资料也存在差异。

重要的是，从那以后，赵一荻开始以秘书身份陪在张学良身边。她没有正式夫人的名分，也没有公开的家庭位置。于凤至起初自然有所顾虑，但随着相处加深，双方逐渐形成了复杂而克制的相处方式。少帅府后来为赵一荻修建住所，她也一直尽量遵守规矩，不在名分问题上争执。

1930年11月，赵一荻生下儿子张闾琳。孩子的到来，使这个关系特殊的家庭有了更多牵连。可是，安稳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东北迅速沦陷，张学良因当时的军事处置受到巨大舆论压力，赵一荻也被一些人斥为“红颜祸水”。

这些指责没有改变她的选择。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与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赵一荻在相关活动中承担过联络和协助工作。有人问她是否害怕，她曾表示，只要张学良认定事情必须去做，自己便不会在旁边退缩。这样的表态，未必能改变局势，却说明她并非只是被动陪伴者。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长期限制人身自由。1937年以后，赵一荻与他的联系一度中断，只能通过书信和熟人辗转得知消息。1940年前后，于凤至因身体原因难以继续照料张学良，赵一荻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美国友人，独自前往贵州。此后数十年，她几乎把自己的生活完全放在张学良身边。

那是一种极其单调的生活。地点不断变换，行动受到限制，外界消息稀少，日子只能靠阅读、祈祷和彼此交谈打发。赵一荻后来成为基督教徒，教名为赵多加，并撰写过《好消息》《新使命》《真自由》等小册子。文字内容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也寄托着她在封闭环境中寻找精神支撑的努力。

张学良曾回忆，赵一荻既照料日常起居，也在精神上陪着他熬过漫长岁月。她替他整理文件，安排生活，陪他读书谈话。张学良有时情绪低落，她便劝道：“日子总要过下去。”这类话听起来平常，却是几十年相守中最实际的力量。

1964年7月4日，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湾正式结婚。那一年，张学良63岁，赵一荻51岁。两人相伴三十多年后，终于获得法律意义上的夫妻身份。于凤至同意解除婚姻关系，是这段婚姻能够完成的重要前提。名分来得很晚，但并未改变他们此前已经形成的生活关系。

1990年，张学良结束长期幽居，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1993年，两人移居美国夏威夷。此时赵一荻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她患过红斑狼疮，也经历过骨折，长期吸烟使肺部受到损伤，后来还接受了切除部分肺叶的手术。护士每天推着轮椅，让两人在院子里短暂散步，赵一荻有时读《圣经》给张学良听。

2000年6月上旬，赵一荻从床上跌落，随后出现呼吸困难，被送入医院加护病房。6月22日清晨，儿子张闾琳赶到病床前。张学良也在上午8点45分左右被人推到她身边。赵一荻已经无法正常说话，只能望着亲友，偶尔作出微弱反应。

上午9点后，医生停止辅助呼吸并使用镇静药物。张学良始终握着她的右手。关于赵一荻临终前究竟说了哪些话，流传版本并不一致，能够确认的是，她留下的最后叮嘱主要仍是对张学良的牵挂。11点11分，她停止呼吸。牧师带领亲友祷告，张学良仍不肯松手，直到近一个小时后才被人劝离。

赵一荻去世时88岁。那张憔悴的留影，后来成为她晚年最常被提及的影像。张学良没有接受书商关于口述两人往事的邀请，也很少主动谈及赵一荻。两人生前已在檀香山购置墓地，赵一荻去世后，张学良仍按约定与她安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