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韩国新安海域，考古人员从一艘元代沉船中打捞出大量瓷器。约1.7万件遗物里，龙泉青瓷超过9000件。这个数字很有分量，它说明龙泉窑并非只在宫廷案头受人珍爱，更曾随着海船远行，进入东亚乃至更广阔的世界。
龙泉位于浙江南部，群山环抱，瓯江水系贯穿其间。制瓷所需的瓷石、柴薪和水源，在这里并不难寻找。山林提供燃料，河流方便运输，矿土则决定胎质与釉色。自然条件与手工业经验彼此成就，才让一座地方窑场逐渐走向全国。
龙泉窑的兴盛，离不开工匠长期摸索。北宋时期，窑业规模不断扩大；到了南宋，北方人口南迁，也带来了不同地区的制瓷技术。南北经验在龙泉汇合，胎体、釉料、窑炉和装烧方法不断改进，青瓷由此出现了新的面貌。
宋代士大夫讲究“比德于玉”。玉的温润、含蓄和洁净，被寄托在青瓷之中。龙泉青瓷不靠浓艳纹饰取胜，而以釉色和质感见长。尤其南宋中晚期的粉青、梅子青，釉层柔和深厚，光泽内敛，成为中国青瓷烧造史上的高峰。
所谓“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罄”，并不是简单的夸饰。优质龙泉青瓷釉面匀净，色泽清润；器物轻叩时，能够发出清越声响。那种近似玉石的温厚感，来自胎土、釉料与火候的共同作用，缺一环都难以成器。
有意思的是，龙泉青瓷的价值还藏在窑火的不确定性里。工匠可以控制配料与温度，却无法完全命令火焰。相同的泥料进入窑炉，出窑时也可能产生细微差别。粉青如春水，梅子青似熟梅，色彩变化本身就是工艺水平的证明。
龙泉青瓷走向繁荣，也有南宋经济格局变化的原因。南宋定都临安后，江南成为政治、商业和手工业中心，海上贸易日益活跃。龙泉窑虽地处山区，却能借助水路把产品运往港口，再由商船送到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和西亚。
日本古籍中，对龙泉青瓷的釉色有不同称呼，足见其影响之深。镰仓时代，日本僧侣和工匠曾接触中国制瓷技术，龙泉青瓷也影响了当地茶器审美。器物跨过海洋之后，身份不再只是商品，还成为礼仪、收藏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欧洲对龙泉青瓷的认识，则在较晚时期逐渐展开。16世纪以后，中国青瓷传入欧洲，法国贵族尤其喜爱这种清雅色泽，并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名字称呼它，后来演变为西方语言中对青瓷的称谓。这个称呼从侧面反映出，龙泉青瓷曾给欧洲宫廷留下鲜明印象。
传说也为龙泉窑增添了民间色彩。关于哥窑、弟窑的故事，流传着章生一、章生二兄弟的说法；关于窑神，又有少女投身窑火、以身护父的传说。传说未必等同于史实，却道出了窑工面对高温、风险和失败时的艰辛。
需要说明的是，哥窑的窑址与年代，学界长期存在讨论，不能把民间故事直接当作考古结论。南宋龙泉窑确有开片釉等重要品种，但具体器物归属，还要结合胎釉、造型、出土地点和文献材料判断。历史的严谨，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细处。
明代中期以后，景德镇等地制瓷业迅速发展，龙泉窑受到冲击。宫廷用瓷的生产格局改变，海外市场也不再由单一窑口主导，龙泉青瓷逐步由盛转衰。清代以后，传统烧造一度沉寂，许多技艺只能在民间窑场延续，靠师徒传授保存下来。
沉寂并不等于消失。1957年，周恩来对恢复龙泉青瓷生产作出批示，相关部门开始组织技术挖掘与生产恢复。老艺人重新寻找釉料配方，修复窑炉，整理器型，许多断裂的工艺环节才再次接续起来。
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所记录的，不只是某一种漂亮器物，更包括拉坯、修坯、施釉、装烧和烧成等完整技艺。每一道工序，都凝结着浙江工匠对泥土与火的长期理解。
一件青瓷从矿土变成器物，要经过反复淘洗、成型、阴干、修整和施釉，再在窑火中接受检验。开窑时，工匠最关心的往往不是器形是否华丽，而是釉色是否沉稳、胎体是否坚实、声音是否清亮。龙泉青瓷的辉煌，正是在这样的日常劳作中一点点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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