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河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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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邯郸市博物馆的展厅深处，静静地陈列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东汉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它是该馆的镇馆之宝，1972年出土于邯郸市张庄桥汉墓，全国同类型器物仅存两件，另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
东汉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
这件酒樽由酒樽与承盘两部分组成，通体鎏银、纹饰鎏金，通高28.3厘米，口径36厘米，承盘直径47.7厘米。酒樽盖顶三朱雀展翅欲飞，腹部透雕蟠龙铺首衔环，樽壁以细线镂刻流云、羽人、西王母等仙界图景，底部三足为熊形，镶嵌玛瑙、绿松石与水晶，每一处细节都尽显东汉皇家御器的精绝工艺。
酒樽承盘底部阴刻48字隶书铭文，是这件皇家御器自带的“官方身份证”：建武廿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内者室，铜工堂，金银涂章，文工循，造工䒹，护工卒史恽，长汜，守丞汎，掾习，令史愔主。（译文：东汉光武帝二十三年，四川一个叫西工的机构制造了这件王室御用酒樽，参与制作的官员和工匠有——内者令“室”、铜胎工匠“堂”、金银涂工匠“章”、纹饰工匠“循”、检验产品质量的工匠“䒹”、监工卒史“恽”、西工守长“汜”、西工守丞“汎”、经办官吏“习”、记录者“愔主”。）短短几行字，将铸造时间、机构、工序与责任人姓名全部清晰记录在册。
这48字铭文，并非只是一份简单的制造记录，而是一份完整的责任清单，正是《礼记·月令》中“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的鲜活实物见证。从铜工铸造器型，到工匠“章”完成鎏金涂银，再到工匠“循”雕刻纹饰，每一道工序都留下具体制造者的姓名；从护工卒史、工长、守丞，到掾、令史，五级监造官员的名字全部刻入铭文，形成了“人人有责、层层担责”的完整责任链条。一旦器物出现质量问题，便可逐层溯源，从工匠逐级追责至府县主管官员，轻则返工重造，重则严刑峻法、层层治罪。
因其有效，后世沿袭“物勒工名”，并渐渐运用于其他领域。例如，明清两朝建造、修筑北京城，砖瓦的侧面或背面要刻上窑场字号及生产年份，有的还刻上窑主、监工和工匠的姓名。如果发现砖瓦有质量问题，便可以倒查追究、严肃问责。责任监督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形成了各负其责、环环相扣的制度。
这套两千年前的制度设计，本质上就是一套严密的问责体系，用刻在器物上的名字，把“责任”二字从抽象要求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硬约束。“物勒工名”虽起于器物制造，但其精神内核却早已超越工艺范畴，延伸到了治国理政的深层逻辑之中：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官员施政如工匠造物，每一项决策、每一笔开支、每一次用人，都应如铭文般清晰可查、有据可依。今天我们强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必追究”，正是对这一古老智慧的传承与升华。
这件东汉酒樽，早已不再是一件单纯的皇家奢侈品，而是一面照见古今的廉政之镜。它提醒着每一位党员、干部：制度的形式会随时代变化，但对责任的敬畏、对权力的约束永远不会过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生动的“物勒工名”——唯有始终知责、担责、履责，才能真正不负人民重托，不负历史使命。（邯郸市纪委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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