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己作为田野，穿越中亚

2026年，“中国-中亚精神”提出一周年之际，我总会想起学者傅斯年那句“将来一步步西去，到中央亚细亚”。中亚史对中国研究的意义是什么？深入相关命题，离不开实地行走。作家郭建龙的新书《穿越中亚》，对“中亚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羁绊，给出了自己的初步观察。

《穿越中亚:寻找中国的历史印迹》，郭建龙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出版

如何走近中亚：四个隐藏命题

什么是中亚？实际上学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往往有狭义的“斯坦五国”概念、广义的“西域+河中+七河”纽带概念。但即使是狭义概念，也涉及400多万平方公里的人文地理。如何穿过浩瀚的历史文献、复杂的学术范式所附着的“他者”味道，对“中亚”建立个体的独特观察切口？或者直白地说，我们如何在“穿越中亚”之前先“走近中亚”？

这让我想起学者孙歌在《戈迪乌斯绳结》中对亚历山大大帝劈绳的思考。借鉴其思考范式，或许可以梳理为——如何拒绝快刀斩乱麻的诱惑，从东西方文明之中提炼精良的思想工具，同时拒绝让这些思想工具拥有傲慢或轻率的风格，而且能够对中古时代的征服者叙事进行尖锐审视，同时又不脱离“本地”的思想需求——一切线索都不是自明的。

从《元朝理财记》到新书《穿越中亚》，“成吉思汗西征”是吸引郭建龙走向此选题的历史推力。他在《穿越中亚》开篇写到：蒙古帝国的西征，打开了审视西方的眼界，却在有些方面加深了东西方之间的隔阂……东西方的分野可能从此肇始。

记述“蒙元西征”并不是《穿越中亚》的主旨，而是以“天山以北的游牧大通道、从热海到费尔干纳、阿姆河上游与万山之结、河中重镇的生与死、流窜花剌子模、吐火罗斯坦的十字路口”形成六段寻迹笔记——他在寻找那些与中国历史有联系的中亚遗迹的同时，以近乎意识流的随性方式，穿插呈现出四个隐藏命题。

第一个隐藏命题是区域生存模式的历史叩问——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亚这片地域上的人是如何在周边强大文明的包围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第二个隐藏命题是战与和的反思——强大的征服者，无法靠铁骑与强弓永久占有这片土地，但文明的交融却历久绵长；第三个隐藏命题是中亚对蒙元的“反向征服”——蒙元之所以能够崛起为横跨欧亚的洲际大帝国，与西征路上向中亚诸国借鉴的“重商”财政模式有密切关系，使其得以在劫掠式财政、重农式财政“二选一”之外拓展了新的经营策略选项；第四个隐藏命题是以自己的旅途札记为“多元文化的田野”——走出各种学说视角、政治语言的“整体对话”范式，以个体/个案经历来切身感知“中国人与中亚地域”之间的熟悉感与陌生感。

相比于郭建龙之前的行旅作品，《穿越中亚》体现了他这些年行旅、阅读给予他的智识助益。他不再轻言国家模式、历史成败、文化之弊，而是在四个隐藏命题的推动下，展现多元文明在这片土地的持续交融、跨时代碰撞与无尽的流动，并以“中亚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是陌生的”谦虚收笔。

图源：视觉中国

何以穿越中亚：沿途遭遇与一条动线

走近中亚，并不等于“穿越中亚”。前者是试图对目的地打开切口，后者则是在这片多文明、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化杂糅之地找到一条深入其历史文化肌理的“动线”。

主持过境内外帕米尔高原系列考察的侯杨方教授曾在《葱岭之外》一书中指出：当你在烈日下徒步穿越沙漠，才能真正理解水的珍贵；当你站在古城废墟前，才能真正感受历史的沧桑。

《穿越中亚》正是践行了这种观点。其浅层支点是郭建龙所涉足的60余处历史遗迹，由此构建了该书的六章内容；深层支点则是他沿途的行旅见闻，诸如霍尔果斯边检站的提问、奇姆肯特青旅的借钱青年、在纳曼干与苏联移民后裔的邂逅、兰加尔之旅的各色搭车人、布哈拉之旅的“违约”经历、乌尔根奇市郊的访古之问、失去国籍的老侨民等。

在霍尔果斯边检站，他被问“干什么的”“准备去哪儿”“从哪儿回国”等问题，这让我觉得很有哲学意味，这三个问题在冥冥之中构建了他的动线框架——思考者的身份构建；立论的视域范围；母题的价值关联。外界对郭建龙贴了很多标签，却难以将其明确描摹，或许也与其写作生涯的“动线”有关。他的写作虽涉及历史、哲学、财政以及行旅等领域，却游离于学术、通俗之外。如前所述，他越来越不试图在书中给予答案，甚至不屑于隐藏自己作为外来书写者、行旅者的困惑与迷惘。他逐渐意识到学会提问比在书中仓促作答更明智。

《穿越中亚》记述的行旅见闻是浮光掠影的。或许郭建龙并不试图讲述完整的见闻故事，而是将所见所闻作为其思考历史的现实对照与意涵剪影。除了前文提到的霍尔果斯边检站三问，布哈拉之旅的“违约”经历似乎指向了中亚地域的文明支点之一——“重诺”文化，这在他近期与俞敏洪的新书对谈直播中有所展开阐释。此外，让人印象深刻的片段还有乌尔根奇市郊的访古之问，这段记录可以指向现实与历史的鸿沟——遥远的历史人物（出自花剌子模、曾享誉伊斯兰世界的古代科学家花拉子密、比鲁尼）正在被普通人遗忘，历史并不是以完整的人文图谱投射于当地人的在地记忆。

与这种写作风格对应的是《穿越中亚》并未对中亚五国的近现代史有过多描述，或许这种“吝笔”是有意为之。如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在《民族的重建》中所言：国家，和民族一样，也是随时间而改变的。当人们认为国家的权力是合法的，它就是合法的……国家被建立、被摧毁的方式往往会决定下一代的民族观念。

图源：视觉中国

何以中国：宅兹中国与寻找亚洲

郭建龙在《穿越中亚》的序言中写道：“我的目标是踏访那些与中国历史有联系的中亚遗迹。”走近中亚、穿越中亚，必然回到与之对应的中国研究。

“中国与中亚”的研究范式，可回溯到我国19世纪中期以来的边疆史地研究，与人文地理、探险发现、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内生性的“宅兹中国”、外延性的亚洲概念来说，则指向更为多元的文明史命题。学者孙歌认为，亚洲文明至少涉及伊斯兰文明圈、佛教文明圈和儒学文明圈。

在《穿越中亚》中，怛罗斯之战、喀喇汗王朝与北宋真宗时代的联系、蒙元西征、帖木儿与巴布尔的相继崛起等章节，指向伊斯兰文明；巴克特里亚王国、玄奘西行等章节，指向佛教作为媒介对于中亚与中国的悠久影响……至于儒学文明，该书寥寥数语提及的西辽（或许是因为相关史料的稀缺），曾被耶律楚材赞为“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震，百年名教垂”——中亚与中国数千年的文明羁绊，使中国的形象从对手、宗主、战略型友邻这三类交替呈现的身份，逐渐定型为“互尊、互信、互利、互助”的伙伴关系。

此外，《穿越中亚》的另一积极意义在于，通过中亚遗迹探索呈现出中亚与中国在古代物质史领域的紧密联系，尤其是成吉思汗的遗产。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迈斯托所言：成吉思汗的后嗣们推动了亚欧之间的联系，以及商品、人员和思想的交流。

《穿越中亚》的缺憾在于未能以蒙元帝国为参照物，深入阐释蒙元对于世界史以及地域史的跨时代影响。所幸其前作《元朝理财记》及《失去的三百年》对此已有所涉及。《元朝理财记》是少有的从财政史切口去思考元朝的世界贡献与体系短板的书；《失去的三百年》则指出了蒙元崛起及其模式对欧洲进行地理大发现的推动作用。这三本书的关联也从侧面印证了郭建龙思考的延续性与成长性——以世界史、整体史为其写作养分。

在《穿越中亚》的行旅记述中，令我印象颇深的“往返两国却失去国籍的老侨民”，被作者放在全书倒数第二节，我却认为其适宜作为全书结尾。郭建龙写道：“老人的经历让我不禁想到中亚历史上那千千万万的移民者……有的人能够活着回到家乡，有的人却必然漂泊一生。这就是中亚和丝路上无数族群与个人的宿命。”

当历史学走出欧洲中心论，亚洲观念却仍处于漫长的探索之旅，“中亚”作为文明十字路口的启示意义、桥梁作用亦呼之欲出，唯有不断阅读、行走、思考乃至书写，我们才能感知自己与地缘的羁绊。或许这将决定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将成为怎样的亚洲公民乃至世界公民，如何与熟悉又陌生的邻居们对话，并藉此审视自身的存在与关联。

在我看来，郭建龙这本书的最大贡献就是试图从“整体史”出发，以自己作为田野，“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阿迈斯托在其世界史巨著《世界：一部历史》中所言：“研读历史的乐趣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而不是得到正确的答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最佳预期也不过是发现一些能够激发探讨兴趣的问题。而且我们必须明白，即使我们没有充足的知识去得出结论，讨论本身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