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78年春，山西巡抚曾国荃查看各地粮仓时，最先面对的不是空荡的田野，而是一本本“储粮充足”的账册。账面上粮食不少，仓门一开，却没有多少可以下锅的米粮。灾民等着救命，官府却连赈粮都难以凑齐，丁戊奇荒最刺眼的矛盾，就这样暴露出来。
这场灾荒并非一日形成。1875年，华北已经出现旱情；到1876年，雨水大幅减少，灾区从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逐步扩展到陕西、甘肃以及苏皖部分地区。许多地方春耕无雨，夏收无望，河流断流，井水下降，旱情一年接着一年。
对普通农户而言，庄稼歉收只是灾难的开端。粮价上涨之后，手里的土地、房屋、衣物便迅速贬值。山西永和等地，小麦价格从每斗数百文涨到数千文，卖掉一件衣服，换不来几天口粮；有的农户卖田卖屋，所得还不够一家人撑过一个月。
“树皮还能吃吗？”
“早叫人剥光了。”
这类对话，未必留下具体姓名，却是灾区奏报中反复出现的现实。树皮、草根、野菜被吃尽后，灾民又寻找观音土、谷糠甚至碎石充饥。它们只能暂时填塞肚腹，无法提供真正的营养，许多人因此患病，身体很快垮掉。
灾情扩大后，逃荒队伍沿着道路涌向外地。扶老携幼者有之，拖着病体赶路者有之，也有人因饥饿铤而走险，拦路抢粮。到了1878年，部分地区出现卖儿鬻女、易子而食等惨剧，社会秩序随之松动。饥荒不只是粮食问题，也在摧毁乡村原有的亲族和救济网络。
清廷并非完全没有采取措施。朝廷下令赈济、减免部分钱粮，各省也设粥厂、发放粮食。然而，灾区太广，所需数额远超地方财力。京师附近的直隶较容易得到关注，偏远的山西、陕西则常常苦等不到足够的粮食。救济政策有名目，落实到灾民手中却隔着层层关卡。
更麻烦的是，地方常平仓、义仓早已积弊丛生。仓粮被挪用、亏空、倒卖，并不是临时发生的偶然现象。平日无人追查，灾年才发现所谓“有粮可调”不过是账面上的数字。曾国荃多次奏请缓征钱粮、拨款赈灾，还不得不向地方绅商筹集资金，勉强维持粥厂运转。
粥厂门外，往往一早便挤满灾民。有人守候许久，轮到发放时已经倒下；有人为了争一碗稀粥发生冲突。所谓“赈济”，如果数量不足、路途太远、发放失序，就很难真正救活最虚弱的人。灾民不是没有求生意志，而是能够支撑他们走到粥厂的力气也在消失。
朝廷内部对此也有分歧。李鸿章等人担心财政枯竭，认为洋务建设不能轻易停顿；翁同龢等清流官员则强调灾民性命，要求优先拿出钱粮救荒。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反映的并不只是官员立场不同，更是晚清国库困窘、军费沉重与地方灾情同时压来的困局。
还有一层隐患，常被忽略。为增加税收，清政府曾放宽对鸦片种植和生产的限制，不少地方把种烟看作获利更快的营生。山西部分地区，种植鸦片挤占了原本可以种粮的土地，劳动力也被牵走。丰年时，这种选择或许能带来收入；一旦连续歉收，不能充饥的作物便暴露出危险。
张之洞后来谈到山西垣曲时，指出当地种烟较多，饿毙者也多。这句话的分量很重：旱灾决定了收成减少，却未必决定死亡人数。仓储败坏、救济迟缓、土地用途失衡、地方财政无力，共同把自然灾害推成了社会灾难。
关于丁戊奇荒的死亡人数，学界统计并不完全一致。较多研究认为，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地受灾人口达到数千万乃至上亿人次，因饥饿、疾病和逃荒途中死亡者约在千万以上，常见估计约为一千三百万人。山西一省损失尤其惨重，部分地区人口大幅减少。
灾荒中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粮食并非绝对不存在，而是没有以足够快、足够公平的方式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交通不便、地方截留、仓储亏空和行政迟缓，使每一场降雨都无法立即改变局面。等到灾情被完整呈报京师，许多村庄已经失去了大量人口。
1879年，持续多年的旱情逐渐缓解，部分地区迎来降雨，灾民才开始返乡。然而，田地荒芜、人口流散、债务累积，留下的残局并不会随着一场雨立刻消失。丁戊奇荒之所以被称为“奇荒”，不只因为旱情罕见，更因为它让清末制度积弊在饥饿面前一一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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