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说“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这一切都始于林徽因

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常常始于某个难以预料的瞬间。1921年深秋，17岁的林徽因随父林长民归国，并被父亲的好友梁启超接回北京，于培华女子中学继续学业。在诸多子女间，林长民最是欣赏林徽因的才气。林长民曾风趣地说：

“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林徽因与林长民的合影。

因此，林长民才决定带爱女赴伦敦读中学。那时他们大概都没有料到，这段短短一年的英伦之行，将完全改变林徽因以及大她三岁的“梁二哥”（梁思成）的人生：

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林徽因动人的讲述，让梁思成即刻被建筑学的魅力所折服。这两位日后结成伉俪、为保护中国古建筑奔走数十年的大师，在此刻共同接下了历史的使命。一次碰面，造就了一对深耕于同一领域的璧人。而林徽因与建筑学的结缘，也来自某次偶然的心动。据他们夫妇的挚友费慰梅（知名汉学家费正清之妻）回忆，林徽因在伦敦的女性朋友中，有一位恰是学建筑的，“能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徽因着迷了，她的朋友在她的追问下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得名自祖父梁启超的别号“饮冰室主人”）也说，观察这位女友作建筑绘图使妈妈尤感兴趣，并且产生了将来要成为一名女建筑师的强烈愿望。

1906年，梁启超与家人们的合影，左一即梁思成。

命运的齿轮，就这般形成了跨越东西万里的链条。对20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Architecture”实在是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词，女建筑师更是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人群。林徽因放手一试的勇气，不仅成就了自己，也为当时仍处蒙昧的中国，带来了建筑学领域最初的光。

不合格的“建筑史”

或许有人质疑，中国工匠从不缺巧夺天工的作品，何况还有“样式雷”这等皇室御用的建筑世家的存在，如何能说没有建筑学呢？的确，古人在建筑艺术上的成就毋庸置疑，600年前明成祖朱棣下令修造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直至近代仍是西方人眼里中国首屈一指的奇观，享誉世界。只是，建筑学研究的范畴还包括各建筑类型的演变，以及不同地域建筑风格的系统整理。这些工作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未有人涉足过。史书一向只着墨于那些主持宏大工程的帝王、官员，却鲜有为那些沉默伫立了成百上千年的古建立传，遑论梳理中国建筑发展的脉络、追溯其起源。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工匠们凝聚经验、建筑形式渐次改良的过程，与恢宏的建筑本身一样重要。倘若对此环节缺乏关注，知识的断层便会随之而来。

1920年，林徽因在伦敦寓所的壁炉边读书。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时成都府学的大殿仍是东汉末年所造：

“本府学殿建于东汉之初平，汉人以大隶记其修筑岁月，刻于东楹，至今九百四十三年。盖天下栋宇之古，无过于此者。”

为此，宋高宗在绍兴六年（1136）特别御赐“大成殿”榜书以增光辉。然而，史官们无人关心这座汉代大殿的样貌、结构有何不同寻常之处，等它在宋末战乱中灰飞烟灭，一切细节再无可稽考。这样的遗憾，遍布于中国历史的各个角落。故越早对幸存下来的古建筑进行测绘和保护，就能争取在最大程度上留下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标志性样本。林徽因与梁思成，正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开路先锋。

正与同学讨论问题的青年梁思成（图右戴眼镜者）。

中国古建的世界观众

同时，近代最早系统踏勘、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反倒是一批外国学者。伊东、关野即日本人伊东忠太、关野贞。伊东忠太前后进行过6次中国古建筑考察，以1901年7月的北京为始，后他在1902至1903年间由京津一路向西南行至缅甸，1905年又往东北，1907年游苏浙，1910年到广东，1920年观览山东……所以，伊东忠太发表的中国古建筑研究论文有近百篇之多。关野贞在中国的行迹比起伊东忠太一点不逊色，他和常盘大定合作完成的6卷勘察中国史迹的专著配有2500多幅照片，是近代中国古建筑调查研究中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图书之一。至于鲍希曼，则是指德国学者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相对于近在咫尺的日本，由欧洲而来的伯施曼明显对中国人来说更遥远而陌生，可他有个极其响亮的称号——中国建筑摄影鼻祖。

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图谱中的五台山旧照。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拉开了中国长达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序幕，国家由此陷入列强环伺、主权沦丧的动荡困局。这期间出现在中国境内的域外学者，或多或少都与各国在远东的利益扩张和势力博弈有关。伯施曼在1891至1896年于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建筑学，毕业后他去往东普鲁士军队房地产管理处任职。1902年，伯施曼作为建筑事务官，来到了驻扎在中国的德军中工作，直至1904年为止。

跟东方古国的初遇中，伯施曼相继游览了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城市，并完成了关于中国古建筑考察的一份备忘录提交给本国议会。伯施曼在备忘录中点明了自己的一项宏大计划，即通过摄影和绘图对中国的各式建筑进行研究。1906年8月，伯施曼得到德国政府资助，以驻北京公使馆顾问的身份再次入华。其后他实打实对中国南北进行了多年踏查。

纵然伯施曼后来的著作因为使用德文书写而很难得到中国学者的深入研究，但真实反映古建状态的照片，却是无须跨过语言难关而人人可懂的。在多数研究者无力进行实地考察之际，参考伯施曼的摄影集也同样能达到在古建中寻找设计灵感的作用。事实上，林徽因、梁思成加入的营造学社很早就跟伯施曼本人产生了联系。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1期就登载了“德国柏世曼博士由中国驻柏林代办公使梁龙君公函介绍，经本社聘为通函研究员”的纪事。

伯施曼拍摄的湖南醴陵文昌阁。

现今，伯施曼所著的《中国建筑》早已译介到了国内，而与之经历相仿的学者其实还有喜龙仁（Osvald Sirén）。喜龙仁的家乡是今天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他在这里上了大学，选择了艺术史方向。1908年，喜龙仁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聘为教授，其研究一向以绘画艺术为主，在欧美各国旅行、讲学，观察博物馆中的知名画作可谓人生不能缺失的一部分。他跟中国文化的缘分，正是从佛教绘画开始的，那是收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五百罗汉图轴》，喜龙仁见到了这一系列古画，便盛赞中国古代的宗教艺术早就提供了通过抽象形式表达丰富情感的出色范例。梁思成也读过喜龙仁的《中国雕塑》一书，他在东北大学开设“中国雕塑史”课程时所编的讲义就说：

“外国各大美术馆，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希和、沙畹，瑞典之喜龙仁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能无有愧？”

1917年12月，在举办完名为“中国绘画的基本原理”和“从中国绘画论艺术与宗教”的两场讲座后，喜龙仁乘坐远洋轮船，开启了一场遍及中日韩的东亚远行。1918年4月，喜龙仁首次来到中国，当年就参观了北京、洛阳龙门石窟、巩义石窟寺，并南游苏杭和上海。1921年，再次入华的喜龙仁西入关中，走访西安古迹，又至嵩山，遍览登封少林寺、会善寺。这次喜龙仁做了一件颇具价值的事情——测量并拍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他认为北京城墙所讲述的关于中国北方都城的故事一定会比任何史料都要来得真实有趣。

喜龙仁所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的阜成门绘图。

属于她的风云时代

了解林徽因的读者，一定听说过她被誉为“中国建筑史理论奠基之作”的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该文跟那则接纳伯施曼为营造学社联络研究员的通告发表在同一刊上。林徽因在其中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观点，即中国古建筑之美在于它对结构的忠实表现，而建筑工艺成熟、鼎盛与衰落间的区别，其实就看工匠是否舍本逐末，逐渐变得“在琐节上增繁加富，以避免单调”“失掉原始骨干精神，变成无意义的形式”，代表就是斗栱，从宋元之后变化得非常复杂，在结构上已有过当的部分。下至明清，斗栱完全沦为装饰品，体积缩小，装饰着富丽堂皇的彩画，而失去了原本的功能：

中国建筑的美观方面，现时可以说，已被一般人无条件的承认了。但是这建筑的优点，绝不是在那浅现的色彩和雕饰，或特殊之式样上面，却是深藏在那基本的，产生这美观的结构原则里，及中国人的绝对了解控制雕饰的原理上。我们如果要赞扬我们本国光荣的建筑艺术，则应该就他的结构原则，和基本技艺设施方面稍事探讨。

林徽因这篇文章见刊的时间是1932年3月，这时距离梁思成他们展开第一次古建调查之旅（考察独乐寺）还有整整一个月。中国建筑史的基础理论，居然是在营造学社对全国古建的系统测绘之前就已经提出了，这跟常人的认知逻辑完全相悖。感慨林徽因真是天纵之才的同时，世人不免好奇她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如此科学的观点必不会像传说中牛顿被苹果砸中发现地心引力一般是天上掉下来的。但正如上文所言，此时营造学社的调查尚未开始。换言之，林徽因写文章能参考的中国建筑资料只会来自此前入华的欧洲及日本学者。

恰巧，《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的开头就提到，从前西人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导致他们往往做出浮躁轻率的结论，从而让许多人误会中国建筑低劣幼稚，“好在近来欧美迭出深刻的学者对于东方文化慎重研究，细心体会之后，见解已迥异从前，积渐彻底会悟中国美术之地位及其价值”。当时的西方学者中，跟林徽因对建筑“结构”的看法相似，且能深刻研究中国艺术的，除喜龙仁外再无第二人。

1920年，林徽因于伦敦。

1929年，喜龙仁出版了四卷本《中国早期艺术史》（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书中第四卷就是建筑专题。如中央美术学院李军教授所言，喜龙仁在讨论中国古建筑演变历程时，“是完全按照结构理性主义的方法意识展开的”。这就使得喜龙仁书中的很多论述一旦翻译成中文，如果不注明原作者，完全可以毫无违和感地混入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文章，比如在谈到明清斗栱时，喜龙仁的观点亦是它们“倾向于在整体上弱化而不是强化结构”“建筑形式仍然一如既往，但失去了大部分意义，变成虚张声势徒有其表的修辞”。其实，梁思成那篇《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中就留下了他读过喜龙仁《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的明证：

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究如凤毛麟角，而以“史”命题的，更未得见。近二三年间……喜瑞仁（喜龙仁）中国古代美术史中第四册《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之最初出现者。

西方艺术史专家与东方建筑史学者的呼应，令人回味无穷。这也让人想起林徽因立志做一名建筑师的起始，不就源于她那位学建筑的英国女性友人带来的感动吗？19世纪的世界，伴随着绵延不绝的战火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越来越多从前的弱势群体开始寻求自身的解放，女性的觉醒是其中最为绚烂的篇章之一。1865年，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Elizabeth Garrett Anderson）通过考试，成为英国首位公开获得行医资格的女性，并开设了自己的诊所。1878年，伦敦大学正式招收女学员并平等授予学位。同年，美国康奈尔大学诞生了第一位建筑系女毕业生。此后，欧洲越来越多的大学和专业向女性开放了大门。1898年，出生于英属印度的埃塞尔·查尔斯（Ethel Charles）通过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的会员资格考试，成为首位女性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对修补满目疮痍的城市的现实需求，英国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于1917年决定开始招收女学生。

《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 于葵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徽因初到伦敦时，正值英国的女建筑师们即将大刀阔斧改变旧时代的当口。东西世界新女性的命运，自此悄然衔接。中国那许多沉寂了千年的殿阁，终于要迎来真正出身于这片土地上的知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