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教在奴隶制中所扮演角色新证据被揭露，教会正商谈如何赔偿

在废奴主义者奥托巴·库戈阿诺提出基督教赔偿正义的论点近250年后，坎特伯雷大主教莎拉·穆拉利访问了加纳海岸，他小时候曾在那里沦为奴隶。

在亲眼目睹了曾由皇家非洲公司(RAC)管理的科斯特角城堡教堂下方的地牢后，穆拉利再次让英国国教为它在奴隶制中所扮演的角色踏上了“忏悔之旅”。

回到英国，历史学家们正在研究新近数字化的《英国奴隶贩子名录》，他们发现有证据表明，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资助了RAC（皇家奴隶贩运组织），该组织贩运的非洲男性、女性和儿童比奴隶贸易史上任何其他单一组织都多。

这份记录英国近250年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投资者的名录中，包括45位英国国教牧师，他们的投资资助了数百次奴隶贸易航行，并促成了1720年皇家加勒比海奴隶贸易公司（RAC）的重建。其中就包括亨利·布里奇斯，他后来成为圣保罗大教堂的教士，在就任罗切斯特大主教的当天，他购买了价值1万英镑股份中的一半。

领导该项目的威廉·佩蒂格鲁教授表示，该登记册展现了一幅“真正的全国性图景”。奴隶制带来的利润通过遗赠给教区，流向了“从坎布里亚到科茨沃尔德”的各个社区——这证明了英国国教“认可奴隶制”的历史，并引发了人们对教会是否尽力赎罪的新质疑。

Spire的主要回应是其对南海公司的历史投资，该公司贩运了近45,000名被奴役的非洲人。苏塞克斯大学历史地理学家艾伦·莱斯特教授表示，这代表了“教会的一小部分共谋”。

莱斯特说，这种共谋塑造了现代英国。种植园的利润推动了工业革命、铁路、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大学、学校、教堂建设和公共财政的发展。“看看牙买加的圣公会教区，看看它们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再对比一下英国种植园产业创造的财富，”他说道。

对于威尔斯登种族正义事务主任娜塔莎·贝克尔斯牧师来说，正视这段历史触及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如果我们不能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十字架的意义何在？”她说道。“奴隶制使上帝的形象变得功利化。我们必须理解它对世界的影响。”

利物浦大学的利奥娜·沃恩博士是2025年英国圣公会“揭露真相”活动的联合组织者，她说：“公众和教会内部人士甚至不知道教会参与的程度。

“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正视《奴隶圣经》，”她说，这是一部经英国国教认可、经过大量删改的圣经，删去了解放叙事，种植园主从1807年起将其用作社会控制的工具。

英国国教拥有325年历史的传教伙伴——福音联合协会（USPG）的历史揭示了强大的圣公会如何实施并延续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这是一种独特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暴力的人口商品化和强迫大规模移民制度。如今，USPG的成员（穆拉利担任主席）致力于“响应福音的呼召，打破一切不公正的枷锁”。

美国福音传播协会（USPG）的前身——海外福音传播协会（SPG）曾向位于海岸角城堡的皇家澳大利亚军团（RAC）派遣牧师。在长达120多年的时间里，SPG在英国国教领袖的参与下，在巴巴多斯的科德林顿庄园奴役他人，每年创造的收益相当于今天的500万英镑。

在科德灵顿，被奴役的非洲人被烙上“社会”字样的烙印，遭受鞭笞、束缚衣和铁项圈的酷刑，最终被折磨致死。1746年的七个月里，共有19名奴隶死亡——其中包括“意外枪杀”的丹尼尔——其中一天就有三人丧生。

佩蒂格鲁表示，英国国教与科德林顿的关系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如果教会这样做，我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呢？”

废除奴隶制后，SPG和至少96名曾奴役他人的神职人员获得了数百万英镑的“财产损失”赔偿。2023年，USPG启动了自己的700万英镑赔偿性司法项目。

17世纪，前林肯郡牧师约翰·科顿参与起草了一份使新英格兰奴隶制合法化的宪章。到了18世纪50年代，高教会派人士开始将支持奴隶制的意识形态编纂成法典：后来成为圣保罗大教堂院长的托马斯·牛顿认为，非洲人注定要成为“仆人的仆人”，而后来成为乔治三世牧师的托马斯·弗兰克林则说：“我们利用（非洲人的）身体来维持生计和获得快乐。”

一些英国国教徒确实反对奴隶制。1685年，传教士摩根·戈德温谴责奴隶制时说：“我们……与撒旦勾结了。”

“尖塔计划”的批评者反而将重点放在了英国国教废奴主义议员（例如威廉·威尔伯福斯）的遗产上。威尔伯福斯于1823年提交了反奴隶制请愿书，随后他的同事托马斯·福威尔·巴克斯顿爵士承认“我们欠下一份巨大而慷慨的赎罪”。

贝克尔斯说，阶级塑造了教会的共谋行为。“长子继承土地，次子进入教会，三子被送往加勒比海。”阿尔·纳西尔说，这意味着“一个兄弟姐妹可以从奴隶制中获利，而另一个兄弟姐妹却为其开脱——右手洗左手”。

被奴役的非洲基督教领袖们帮助推动了废奴运动——其中包括塞缪尔·夏普，这位执事因领导牙买加1831-32年的浸信会战争而被处决。

英国卫理公会牧师约翰·史密斯的德梅拉拉日记在他去世后出版，也让英国公众了解到被奴役的非洲人所遭受的无情鞭笞、辛劳劳作和匮乏的饮食——生黄芭蕉。英国国教种植园主将1823年圭亚那德梅拉拉起义归咎于史密斯的布道。他死于等待处决期间。

英国非国教徒（如史密斯和贵格会废奴主义者）的道德信念与登记册上的45位英国国教牧师形成了鲜明对比。

英国国教会已经设立了影响力投资基金，因此内部人士对Spire基金遭遇的强烈反对感到惊讶，该基金目前正面临法律挑战。9月，英国下议院议员、第二教会地产专员玛莎·德·科尔多瓦驳斥了右翼批评人士的说法，即Spire基金挪用了英国教会的资金。

她说，教会对与奴隶制的历史联系深感遗憾，Spire的资金来自委员会自身的收入，而不是教区的捐款，英国教会将在三年内获得16亿英镑的拨款。

2023年的一份报告估计，英国的奴隶债务高达18.6万亿英镑。对贝克尔斯来说，任何数字都远远不够。“你该如何向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解释？谈论一个数字太荒谬了，”她说，“对于这种程度的人类苦难，你就算开一张空白支票也无济于事。”

2023年，《卫报》的唯一所有者斯科特信托基金发布了一项研究，揭露《曼彻斯特卫报》的创始人及其支持者从牙买加和美国的非洲奴隶制中获利。作为回应，斯科特信托基金发起了“棉花之都”系列报道和“奴隶制遗产”项目，这是一项为期十年的修复性司法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