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摘要】他隐姓埋名等了好几年，只为杀掉一个人。杀完之后他没有跑，而是把自己绑起来去自首。武则天想饶他一命，陈子昂说必须杀但要表彰，柳宗元说这套做法把礼法全搞乱了，韩愈则提出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方案。
古代有一桩案子，在唐朝吵了整整一百年。
一个儿子为了给父亲报仇，杀掉仇人之后主动投案。案情本身不复杂，但它抛出的难题，把陈子昂、柳宗元、韩愈三位文坛大家全卷了进来。
一边是国法，杀人要偿命。一边是礼教，父仇不共戴天。
当法律和孝道撞在一起，这案件到底该怎么判？
这套父仇必报的观念，源头很早。
当年子夏问孔子，父母被人杀害，该怎么办。
孔子的回答相当决绝，睡草席枕盾牌，不再做官，不和仇人同处一片天下。路上撞见，不必回家拿兵器，当场就动手。
《礼记》直接记下一句话，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在古人眼里，父亲就是子女的天。杀父之仇，不能容忍共存。
可王朝建立之后，私斗复仇是国法禁止的。人人都自己动手报仇，官府审判还有什么意义，社会秩序随时会崩塌。
徐元庆，就掉进了这个夹缝里。
武则天时期，同州下邽人徐元庆遭遇横祸。
他的父亲徐爽曾任县尉，被官吏赵师韫杀害。史书没写徐爽究竟犯了什么罪，恰恰是这一处留白，成了后来辩论最关键的支点。
徐元庆没有冲动行事，而是隐姓埋名跑到驿站当雇工，日复一日潜伏，静静等待机会。
等到赵师韫升任御史，入住驿站，徐元庆抓住时机亲手杀了对方。做完这一切他没有逃跑，把自己绑起来，前往官府自首。
消息传到宫里，武则天动了恻隐之心，想饶他一命。
这时谏官陈子昂站了出来。
陈子昂承认徐元庆的孝行令人敬佩，气节不输古代义士。
但他坚持认为，法律是统一的底线，不能因为道德感人就破例。今天放一个徐元庆，明天就会有更多效仿者，国法也就失去了威严。
他的方案就是后世熟知的“诛而旌之”，依法判处死刑维护国法，同时表彰孝行，在乡里立碑记录他的德行。
人要伏法，德行也该被称颂。
这个折中方案，当时满朝文武大多认同，差一点就成为通行判例。
可一百多年之后，柳宗元并不认同。
柳宗元写下《驳复仇议》，直接点出其中的矛盾，诛杀和表彰，不能同时落在同一个人身上。
该受惩罚的人，就不该得到表彰，否则刑罚会失去严肃性。值得表彰的义人，就不该被处死，不然礼教就成了一句空话。
一边行刑一边褒扬，看似两边都照顾到，实际上礼法都被搅乱。
柳宗元没有停留在单纯的批判，他提出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要先搞清楚，徐爽到底为什么死。
这里分出两种情形。
如果徐爽本没有罪过，赵师韫挟私报复枉杀人命，官府又没有出面平反，这种情况下徐元庆复仇，是伸张正义，不该被处死。
反过来，如果徐爽确实触犯国法，赵师韫只是依法行刑，夺走生命的是法律，并不是赵师韫本人。
法律本身怎么能成为仇恨的对象，这时再去刺杀执法官员，就是犯罪，理应接受惩处。
也就是说能不能复仇，看的不是孝心有多恳切，而是父辈到底蒙没蒙冤。
是非曲直，才是评判的第一标准。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唐宪宗元和六年，又发生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案子。梁悦为父报仇，杀人之后主动投案，这个古老的难题再次摆上朝堂。
不让复仇，对不起孝子，也违背古礼。允许复仇，又等于放开私刑，后患无穷。
韩愈写下《复仇状》，给出了不一样的思路。
他认为不能一刀切，复仇案件情形各不相同，有的是投诉无门含冤难伸，有的只是借着孝道的名义发泄私怨，一律判死刑或是全部赦免，都太过草率。
韩愈提议，以后再遇到这类复仇案，地方不要自行定夺，要全部上报尚书省，由大臣集体讨论之后再呈报皇帝，结合案情酌情处理。
他没有直接回答该不该报仇，而是建议建立一套专门的程序，用制度容纳个案本身的复杂性。
一桩杀人案跨越百年，三个文豪三种思路。
陈子昂想各退一步，国法孝道分开评价；柳宗元主张先查清事实，分清冤屈与否；韩愈寄希望于一套灵活的审判程序，一案一斟酌。
放到今天再读，最触动人们的，其实不是孝子复仇的故事。
人们也许会问，如果公道能通过正常司法途径拿到手，谁愿意冒着生命风险自己动手。
私力复仇的出现，往往是公力救济缺位之后的无奈选择。
法律不能只有冷冰冰的条文，也不能一味向人情妥协。真正的正义，是查清事实分清曲直，让普通人不用以命换命，也能讨回公道。
这就是这场千年辩论留给后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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