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统帅权威是怎么确立的？

党和红军的命运转折，并不是在遵义会议上一蹴而就的；毛泽东的威信和权威，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面树立起来的。邓小平说，成熟和有能力的党中央，是在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的。见证这个“逐步”的，正是四渡赤水这110天的用兵传奇。观察这“六渡”传奇过程，有3件事不得不提。

第一件事是土城战役失利。

此战引来一句闲话：“看来，经验主义也不行嘛。”别人打不好，你不是也初战即败吗？毛泽东没有回应这个质疑，倒是老老实实地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以为是4个团，结果敌人来了6个团，后面还跟着3个团；二是对川军郭勋祺等部的战斗力估计不足，犯了轻敌的毛病；三是不该让一军团单独北上去打赤水县城，分散了兵力。这三点失误，把一场精心布置的伏击战打成了敌强我弱的遭遇战。毛泽东的高明处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毛泽东后来常说，他也打过败仗，其中就说到土城战役。还说，他上井冈山搞的那个土地法，主张所有土地都拿出来平分给老百姓，就很蹩脚，后来在兴国搞调查，又搞了个土地法，就改变了土地政策，老百姓很拥护。可见，在中国干革命，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键是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次，这就是古人说的“不贰过”。土城战役之后，毛泽东特别注意掌握敌情，尽量不和敌军打消耗战。

第二件事是苟坝会议。

二渡赤水后，朱德、毛泽东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的司令员和政委，开始拥有了在前线指挥红军打仗名正言顺的直接权力。但只过了一个星期，毛泽东在贵州一个叫苟坝的地方，就陷入了尴尬。

苟坝会议陈列馆

在娄山关打赢大仗，一些红军将领的自信很快勃发起来，想趁机多打大仗、多打胜仗。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得到情报，近百里外的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地方，只有黔军一个旅在把守，就提议红军主力去奔袭，还提交了具体作战计划。

遵义会议前的猴场会议就决定，重大军事行动要报党中央讨论决策。鉴于博古、李德此前专权指挥的弊端，接替博古任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不谙军事，觉得应该民主讨论，就主持召开了一个有20来人参加的会议，来讨论是不是去打打鼓新场。大家心气都很高，觉得是小菜一碟，基本上处于说干就干的状态。但毛泽东偏偏不同意，认为远途奔袭去打固守之敌，如果久攻不下，敌军来援，红军将反被包围，不应该劳师远征，去打这类看起来占便宜实际很可能是冒险的仗。大家举手表决，结果只有毛泽东不赞成打。情急之下，他又甩出一句气话：你们实在要打，我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不负这个责任。这种气话，让大家很不满意，再一表决，会议轻松地同意他辞去职务。回到屋里，毛泽东睡不着觉。按说，意见提了，指挥打仗的职务也没有了，能不能打赢这场仗，已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要真是这样想，那就不是毛泽东了。他睡不着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驱使他提着马灯，走一两里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周恩来是党中央委托的在军事行动上最后下决心的人，毛泽东向他详细说明不能去打打鼓新场的理由。周恩来觉得有道理，答应暂时扣下作战命令，明早出发前再讨论一次。结果，天亮后还没有来得及讨论，就接到侦破电讯，说有四个旅的敌军正赶往打鼓新场。果然，敌军预判了我们的预判，而毛泽东则预判了敌军对我们的预判。

经过这场争论，毛泽东发现，军事行动决策不能太民主，战场指挥应有决断。大小决策都要开会讨论、举手表决，容易贻误战机，何况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军事决策素养。他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赋予指挥作战行动的全权。张闻天不善军事，让他指挥实在为难，而且博古的教训就在眼前，干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吧。于是，大家推举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指挥小组。当然，处于指挥中枢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则负有具体组织、调度和落实的使命。进入三人指挥小组，进一步加重了毛泽东对红军战略战术和前进方向的决策分量和指挥责任。

第三件事，与走路有关。

如果我们看一下地图就知道，遵义会议后，如果从遵义北上渡长江进入四川，距离很近。如果从遵义往西像后来实现的那样，在云南禄劝县渡金沙江，大体上也是一条稍斜的平行直线。但是，战争中最短的距离往往不是一条直线。红军先是从黔北南下靠近贵阳，又擦过贵阳往西南方向奔到云南的昆明北边，最后突然直奔西边的禄劝县渡金沙江。这确实是绕了一个大圈。

红军从遵义出发的110天里，一会儿西，一会儿东，一会儿北，一会儿南，一会儿走老路，一会儿走新路，多数情况下是在走弯路。总之，不知道走了多少“冤枉路”。部队疲惫不堪，还捞不上大仗痛快干一下。基层官兵由此滋生出一些埋怨情绪，领导层内也有不同意见。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王稼祥就有意见。他向张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张闻天还听到一些军团机关干部的议论，说再这样下去，队伍早晚会被拖垮。更直接的情绪表达，是林彪的一次对话、一个电话和一封信。他对军团政委聂荣臻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年龄大些，说起来还是林彪黄埔军校老师的聂荣臻，不同意他的观点。随后，林彪又当着聂荣臻、左权、罗瑞卿等军团领导的面，给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理所当然地回绝了林彪的要求。聂荣臻当即批评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林彪也还真是固执，他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最高军事领导“随军主持大计”，前线交由彭德怀来指挥。他让聂荣臻和他联名发出，聂荣臻拒绝签名，林彪就单独签名送上去了。林彪把自己的焦虑、焦躁用文字集中爆发出来，表达出对指挥中枢的怀疑。所谓“随军主持大计”，意思是，你们只管管战略方向就行了，不要插手直接指挥红军具体行动，这样才能避免走“弓背路”。

显然，这涉及遵义会议后的军事领导体制和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不是正确有效这个大原则。这种不信任情绪一旦扩散出去，非同小可。渡过金沙江后，张闻天决定把问题摊开来讲，在四川会理一个叫铁厂的地方，专门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讨论。这时，中央红军已经摆脱国民党重兵围堵，在战略上取得有目共睹的重大胜利，会议顺理成章地肯定了110天“六渡”传奇实施的机动作战的战略方针和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指挥成效。林彪解释了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彭德怀这边也没有回避，直言林彪确实给自己打过电话，但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也没有向部队扩散，“我当时只当一股牢骚气，不想再往上添乱子。”

众人发言后，毛泽东在会上很认真地解释了总是走“弓背路”的原因，承认与下面沟通不畅，中央文件下达太慢，前方部队对战略意图了解不足。但不被理解和信任，毛泽东自然情绪不小，还发了火。对林彪的写信之举，他倒没有上纲上线地特别敲打，只是说了句：“你是个娃娃，懂什么？！”带着几分责备，也带着几分长辈口吻给予提醒。

道理摆在那里，不东跑西跑，怎么调动敌人？多跑路，是为了创造战机。力气耗光了，睡一觉又回来了，错过了战机，找不到战机，一觉睡过去则再也醒不来。

会理会议遗址

跋山涉水的人，出水才看两腿泥。曾经沧海的党和中央红军，在1935年5月12日，也就是从遵义出发后的第113天的会理会议上，真正信服了毛泽东！从那以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军事领导地位从根本上得以确立。

有人或许有一个疑问，在“六渡”传奇过程中，毛泽东为何没有留存下来任何指挥电报？甚至，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到1935年6月16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长达8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六卷本《毛泽东军事文集》里，也查不到一封他单独或参与署名的军事指挥电报。怎么解释这种情况呢？这与毛泽东担任的职务特点有关。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实际职务是前敌司令部政委、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但按当时的惯例，下达作战命令，一般都由朱德担任主席的中革军委，或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的名义发出。好在朱德这位“老伙计”、周恩来这位“老上级”，都相信毛泽东，信任他提出的大计小策，而中央红军官兵都知道是毛泽东在拿大主意。正可谓，一个好汉三个帮。

中央红军1935年6月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芦花会议决定各路红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率领的红军总部直接指挥，这就实际终止了党中央成立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权力。随后，红军总部率左路军行动，接着是随右路军行动的红四方面军两个军南下，中央又和红二、六军团失去联系，毛泽东、周恩来能实际指挥的只有红一、三军团。

1935年10月到陕北后，党中央的指挥中枢再一次面临调整。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两次讨论分工问题。除仍由张闻天为党中央总负责，或称总书记外，毛泽东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苏维埃政府、周恩来负责组织建设；二是周恩来负责军事、毛泽东负责苏维埃政府、博古负责组织建设。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下寺湾讨论常委分工，周恩来、王稼祥都赞成毛泽东此前提出的第一方案。毛泽东则提出中革军委主席可由周恩来担任，他和王稼祥担任副主席，在后方做事。前线由彭德怀、周恩来领导，周恩来为政委。最后张闻天还是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在前线负责，兼政委。会议决定，中革军委对外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大的战略由军委提交中央讨论，战斗指挥由他们全权决定。周恩来留在后方做组织局工作，并负责后方军事。下寺湾会议，正式确立毛泽东为全党军事指挥的一把手，改变了遵义会议后周恩来是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这个决定。在这以后，党内不少人便开玩笑地称毛泽东为“毛大帅”。

命运像一条大河，里面流淌着数不清的意外，奔腾着数不清的可能。它的走向，多数情况下取决于坚固的河岸，被河岸校正和规定。但有时候，特别是在看起来无路可走的危急时刻，在河岸由于惊涛骇浪的冲击，多数人按常规视野无法辨别的时候，决定命运走向的，仿佛又是在水流中奔腾着的所有意外和可能中那个最大的意外和可能，即统帅和决策者的能力、判断、决策和意志。统帅的作用是确保把命运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能够看见那个矗立在远处，象征着历史客观规律的河岸。

统帅及其权威是在危机中确立的，而被确立的人必须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毛泽东恰恰有一股“舍我其谁”的担当气概。危机是对领导者的使命意识、领导素质、领导能力和领导权威最严峻也是最全面的考验。身处危机的人们，普遍渴望消除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感，这时候，谁能带领人们走出危机，谁就会被选择，并树立起领导威信。

毛泽东是在红军长征的危机中被选择和接受的；他的思想智慧、领导力和威信，也是在长征途中经历千难万险的实践考验后被全党认识和推崇的。正像一位西方学者感悟到的那样，“毛泽东在长征中为使中共重新获得活力做出的努力是卓越不凡的，如果没有长征，就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长征的性质是由红军艰难困苦的撤退，变成了走向胜利的序幕”。

毛泽东的创造力和引领力，绝非只是在“六渡”传奇中昙花一现，长征后期以及长征之后的历史越加证明，只要有危机、逆境和困难，他总是习惯性地挺身而出，勇于作出重大而充满智慧的决策，带领人们去摆脱危局、创造新局。他的领导力，永远长在实践的土壤上面；他的高光时刻，常常与危机舞台上的冲突和张力相伴。

（作者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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