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数字物种”开始艺术创作：欧亚数字艺术在广州展开对话

如果屏幕里的图像会自己生长、变化，甚至回应你——它还是一件作品，还是一种新的“生命”？走进这个展览，你看到的也许不只是作品，而是一群正在生长的“数字物种”。

近日，“数字物种：第12届欧亚MEDIATIONS数字艺术双年展”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开幕。展览汇集来自中国、德国、波兰、蒙古和意大利的34组（位）艺术家及艺术组合，以数字媒介、模拟媒介、静态影像、动画、声音和互动装置等多种形态，讨论人工智能加速发展背景下，生命、智能、尺度、感知与物质之间正在被重新书写的关系。

本届双年展由广州美术学院主办，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广州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数字艺术科技研究所承办。范勃担任总策划，顾振清、托马斯·温德兰、哈罗·施密德担任策展人，洪荣满、朱自杰担任执行策展人。展览既呈现中国艺术家对算法、人工智能与数字生活的持续探索，也引入德国、波兰、蒙古、意大利艺术家的多样实践，使不同文化背景、媒介方法和技术观念在同一现场相互映照。

据介绍，MEDIATIONS双年展的国际交流脉络可追溯至1993年开始的“Inner Spaces”艺术节，以及2007年在波兰波兹南举办的“亚洲—欧洲：MEDIATIONS”展览，2008年正式形成双年展。

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馆长陈晓阳认为，“MEDIATIONS”包含着沟通、转译和在差异之间建立联系的意思。此次“数字物种”延续了这一问题意识，并将讨论推进到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生活的当下：当技术参与图像生产、影响判断乃至改变人际交往，人们应如何重新理解人的位置？

三条策展线索从生命边界走向身体感知

展览以“数字物种”为总体命题，并通过“尺度”与“物质的共振”两条策展线索展开。三个主题分别从新型存在、观看方式与身体经验进入同一个问题：技术越来越深地参与创造与认知之后，人如何重新确认自身与机器、环境之间的关系？

策展人顾振清将“数字物种”置于AGI文明临界点的语境中。当代码冲破屏幕边界，算法不再只是完成指令的工具，也开始生成图像、行为和叙事。他表示：“每一件作品都是艺术家与机器对话的结晶。”展览由此把“物种”作为一种开放的艺术设问，审视数字形态的演化、人机共生的新秩序，以及技术加速背后的文明风险与价值困境。陈晓阳也指出：“这里的‘物种’首先是一种艺术性的设问。”重要的并非急于判断这些形态是否属于生命，而是借此重新思考生命、智能和创造之间原本看似稳定的边界。

“尺度”把问题转向人凭借什么认识世界。策展人托马斯·温德兰从微观量子世界到宏观宇宙的尺度跨度出发，将静态图像与动画、模拟媒介与数字媒介并置。他在前言中提出：“通过改变图像的尺度，我们改变了感知视角。”当图像脱离人体与日常经验建立的比例，熟悉事物可能变得陌生，观众也由此意识到，人的观看只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身体未必是衡量宇宙的唯一标准。

“物质的共振”则让讨论回到身体。策展人哈罗·施密德关注光与能量如何在空间中传递，又如何通过反射、振动、反馈和残像在材料与身体中继续发生。他认为：“展览空间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共振体。”光不只是可见现象，也是触发物质、空间与时间反应的媒介；作品之间由此形成信号与反馈的网络。观众站在哪里、停留多久、怎样移动，也会改变对作品的感受。数字经验并未离开物质，而是始终需要设备、材料、空间和人的感官才能成立。

在广州落地让展览成为开放的美术馆课堂

双年展来到广州，也进入珠三角具体的生产与城市语境。这里制造、设计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材料怎样加工、产品如何生产、技术如何被使用，都是艺术家与学生可以在现实中观察的问题。与此同时，广州的口岸历史使艺术观念长期在人的迁徙、图像传播和教育交流中变化。陈晓阳说：“我更愿意把岭南经验理解为一种在交流中回应现实的方法。”国际艺术家的问题与本地制造经验、城市生活相遇，也让数字艺术的讨论从抽象技术落到材料、工艺、劳动和使用经验。

作为高校美术馆，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更关心展览如何继续转化为教学、研究与创作。此次展览由美术馆、绘画艺术学院和数字艺术科技研究所共同承办，具备跨专业合作基础。学生不仅可以研究作品为何选择某种媒介、技术与观念是否互相支持，也可以在条件允许时参与安装、调试与记录，理解作品从构想进入公共空间所经历的判断与协作。相较于PPT或手机屏幕，数字艺术的时间、声音、空间关系，以及身体进入其中的感受，更需要在原作现场获得。

人工智能快速更新，也让艺术教育重新面对“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工具的掌握固然重要，但观察现实、提出问题、理解他人经验和作出独立判断的能力，无法被技术替代。作品技术文献、艺术家访谈、工作坊记录以及学生提出的问题，也可以成为展览结束后的教学研究资料。陈晓阳期待，美术馆能够成为“一个新类型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发动机”，让展览不只提供观看，也持续推动新的学习、创作与合作。

南都专访数字艺术如何进入广州与大学课堂？

南都：“欧亚MEDIATIONS”已经举办至第12届，该展览品牌最初从何而来？此次“数字物种”与此前历届展览有着怎样的联系？

陈晓阳：这个展览有一个持续发展的国际交流背景。MEDIATIONS双年展的脉络应该可以追溯到1993年开始的“Inner Spaces”艺术节，以及2007年在波兰波兹南举办的“亚洲—欧洲：MEDIATIONS”展览，2008年正式形成双年展。它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从中欧的历史文化经验出发，推动不同地区艺术家之间的对话，为理解全球变化提供不同的感受和视角。因此，我理解“MEDIATIONS”这个名称，包含着沟通、转译和在差异之间建立联系的意思。它关注不同文化如何彼此理解，也关注艺术如何让我们接近那些尚未被充分认识的经验。

此次“数字物种”延续了这样的问题意识，只是将讨论进一步放到了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生活的当下。当技术开始参与图像生产、影响我们的判断，甚至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们如何重新理解人的位置？对广美美术馆而言，这个展览也延续了我们“立足区域艺术，关注全球对话”的学术思路。国际交流的价值，在于让不同经验进入同一个讨论现场。来自波兰、德国等地的艺术家对技术、物质与感知的理解，与中国艺术家的实践相遇，也能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身处的变化。

南都：“数字物种”“尺度”和“物质的共振”这三个看似不同的主题，如何放在同一个展览叙事中？你希望观众在参观过程中逐步理解怎样的问题？

陈晓阳：可以把它们理解为进入同一个问题的三个角度：

“数字物种”提出总体问题。当数字形象能够生成、变化、回应我们，甚至使人产生情感上的联系时，我们如何理解这些新的存在？这里的“物种”首先是一种艺术性的设问，它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智能和创造之间的边界。

“尺度”则是进一步追问，我们凭借什么认识世界。人的身体和日常经验，构成了我们判断大小、远近和时间长短的基础，但技术使我们能够接触超出日常感知的微观和宏观世界。当图像的尺度发生变化，原本熟悉的事物可能变得陌生，我们也会意识到，人的观看只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物质的共振”把这些问题带回身体。光、声音、振动和残像，都会在空间中发生，也会在身体里留下感受。数字经验并没有脱离物质，它依然通过设备、材料、空间和人的感官才得以成立。观众在展厅里停留多久、站在哪里、怎样移动，都可能影响他对作品的理解。

所以，我们希望观众可以从对陌生形态的好奇，逐渐转向对自身观看方式的观察：在数字时代，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技术帮助我们看见了怎样未知的世界，又怎样改变了我们的感受？这种意识可能比记住某个技术名词更有意义，艺术总是能够让一些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可具身感受的作品。

南都：能否以展览中的一件作品／一位艺术家为例，解读它／他如何回应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陈晓阳：我想以既是策展人也是参展艺术家的哈罗·施密德为例。他具有美术与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双重学习背景，科学观察和艺术实验在他的实践中有很具体的联系。例如，他此前的《Crossing the Universe》系列，把投影设备、水和运动中的物体组织为一种可以进入的实验情境；由此生成的影像，可以让人联想到分子结构、几何纹样，也可能像宇宙中的空间站。

这类实践让我们意识到，一个图像如何被理解，与装置的运作方式、观看所处的位置和观众已有的知识都有密切关系。技术参与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艺术则让这个认识过程变得可以被观察和思考。这也有助于理解他此次提出的“物质的共振”的概念，关注光和信号如何传递，又如何在材料、空间和身体中产生回应。

另一位策展人温德兰的实践也有相近之处。他长期跨越影像、声音、装置、绘画等媒介，关注人如何通过感官接近“未知”世界。他们都在尝试把技术放回感知和物质经验之中。模拟媒介与数字媒介可以共存，细微的声音、光线和空间变化也能成为作品的重要部分。当然，波兰与德国的艺术实践各有背景，不能简单归结为一种统一的“欧洲风格”。对我们而言，更有启发的是这些具体的方法，以及艺术家怎样通过技术提出问题，怎样让观众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和经验。

南都：广州的制造业基础、科技产业、城市文化和岭南经验，是否为此次双年展在广州美术学院展出提供了独特条件？

陈晓阳：当然有关联，而且这些条件不只体现在作品制作和技术实现上，也体现在我们理解作品的经验之中。把广州放在珠三角的区域联系中看，制造、设计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材料怎样加工，产品怎样生产，技术怎样进入生活，对这里的艺术家和学生而言，都是可以在现实中观察的问题。这种条件使艺术与技术的讨论能够落到具体的材料、工艺、劳动和使用经验上。广州的口岸历史同样重要。一直以来，我们很重视研究粤籍海外艺术家、华侨艺术与美术教育，就不断看到，艺术观念是在人的迁徙、图像传播和教育交流中发生变化的。今天的数字艺术虽然面对新的媒介条件，但我们仍然需要理解，技术进入不同地方之后，怎样被吸收、转化，形成不同的表达。因此，我更愿意把岭南经验理解为一种在交流中回应现实的方法。此次展览来到广州，值得期待的是，国际艺术家的问题能够与本地的生产经验、城市生活和教育实践发生联系；我们也能够从自身经验出发，对这些共同问题作出回应。

南都：作为一所高校美术馆，你如何看待这类国际数字艺术展在馆内的定位？它除了面向公众展示前沿艺术，还能如何进入学校的教学与研究，为学生提供课堂之外的学习和创作机会？

陈晓阳：大学美术馆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展览背后有持续开展的教学和研究。我们引进一个国际展览时，会考虑它能够为师生带来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能否继续转化为课程、研究和创作。上次接受南都采访时，我介绍过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开放的美术馆课堂”项目，邀请老师和学生多来到美术馆的原作现场开展课程学习，这与他们在PPT上看作品图片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数字艺术，这种差异更加明显。作品的时间、声音、空间关系，以及身体进入其中的感受，很难通过手持屏幕完整传达。展厅可以成为一个共同观察和讨论的现场，让不同专业的学生围绕同一件作品，提出各自的问题。

此外，这次展览由美术馆、绘画艺术学院和数字艺术科技研究所共同承办，本身就具备跨专业合作的基础。我们希望进一步把这种合作落实到学习过程里。例如，让学生从一件作品出发，研究它为什么选择某种媒介，技术与作品的观念是否相互支持，再通过小型实验检验自己的理解。条件允许时，也可以让学生参与作品安装、调试和记录，理解一件作品从构想到进入公共空间，需要经历怎样的判断与协作。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实给艺术教育带来了紧迫的问题。但技术更新越快，我们越需要想清楚要培养学生什么。除了掌握工具，学生还需要形成观察现实、提出问题、理解他人经验和作出独立判断的能力。身体经验、材料感受和与人交往的能力，也需要在具体实践中持续培养。

同时，对美术馆而言，我们也会及时把这些变化的过程留下来。作品的技术文献、艺术家访谈、工作坊记录，以及学生提出的问题，都可以成为后续教学与研究的资料。这样，展览结束之后，它所带来的讨论仍然能够继续。我希望美术馆像一个新类型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发动机，让展览成为推动新的学习、创作和合作的开放平台，也让师生的参与反过来丰富美术馆新的实践。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 图片由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