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奇寒门出身却是罕见奇才，虽玩弄权术，仍始终备受康熙一生荣宠

康熙十六年，紫禁城西安门内，宫门已经到了关闭时辰，值守太监却迟迟不敢落锁。原因并不复杂：高士奇还没有出宫。一个官阶不过正六品的中书舍人，竟能让宫门等他，这份待遇在清初朝廷极为罕见。

康熙曾对身边人说：“高士奇若未离去，宫门不得关闭。”有时他在南书房值守过晚，皇帝还会派人护送。这样的信任，不是靠军功换来的，也不是出身显赫带来的，而是一个寒门读书人凭学问和应变，一步步挣来的。

高士奇，字季真，浙江慈溪人。顺治二年出生，祖上原居河南，宋室南渡后迁居江南。到了高士奇这一代，家境已经十分清寒。康熙三年，他随父亲进京游学，不久父亲病故，年纪尚轻的高士奇只能靠卖文度日。

那时的北京，读书人多，能被看见的人少。高士奇住不起像样的房子，便在报国寺附近替人写文章、写春联。一次，礼部尚书祖泽深见到他的文字，颇为惊异，问道：“你有这样的才学，为何落到这般境地？”高士奇只苦笑着回答：“能填饱肚子，已经不容易了。”

祖泽深并没有把他当作普通落魄文人，而是将其推荐给纳兰明珠。高士奇进入明珠府中，身份类似清客，却由此接触到京城权力核心。明珠赏识他的文章，康熙也因此有机会见到这个年轻人。

康熙对汉学、经史、理学都很感兴趣，尤其喜欢能把复杂学问讲得清楚的人。一次到明珠府中，高士奇谈及经义与政事，言辞有据，反应迅速。康熙听后颇为意外，甚至责问明珠：“府中有这样的人，为何不早些告诉朕？”

这次相遇改变了高士奇的命运。康熙破格给他入太学读书的机会，又准许他参加本不具备资格参加的会试。高士奇没有显赫门第，也没有标准的进士履历，却凭借文章和学识进入了皇帝视野。这样的破格，本身就是康熙认可他的明证。

入仕之后，高士奇的官职升迁并不完全依靠常规路径。他供奉内廷，负责讲解经书、起草文字，也参与记录皇帝言行。康熙十六年，他与张英一同入值南书房。南书房表面上是读书讲学之所，实际上承担着拟旨、咨询和机要文书等事务，是皇帝直接控制的一处内廷机构。

康熙亲政后，逐渐不愿让外朝议政机构完全牵制皇权。南书房的设立，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高士奇既熟悉典章，又能揣摩皇帝意图，写出的文字往往准确、稳妥。说得直白些，他不仅是讲书的臣子，也是康熙处理政务时不可多得的“笔杆子”和参谋。

有一次，康熙南巡途中挥毫题字，落笔后发现字形安排不妥。高士奇察觉皇帝进退两难，便借研墨之机暗示改写的方法，替康熙保全了颜面。事情很小，却能看出他的本事：不抢话，不邀功，关键时刻能让皇帝顺势下台。

康熙对高士奇的宠信，还体现在生活细节中。康熙常常留他一起用膳，夜间谈论经史，甚至亲自关照他的起居。高士奇长期讲解《周易》，回府已是深夜，仍要准备次日讲稿。妻子陪伴他熬夜，他也曾在诗中流露亏欠之意。

可近臣有近臣的危险。高士奇熟悉宫廷规则，又掌握通达圣听的渠道，久而久之，便不再只是安静做学问。他与王鸿绪等人往来密切，外官想求升迁、办差，往往设法通过他的门路。有人巴结，有人送礼，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关系网。

这便是高士奇身上最复杂的一面。他确实有才，也确实善于经营。他没有公开挑战皇权，却懂得借皇帝的信任影响朝局。康熙可以容忍臣子有锋芒，却不能容忍臣子借宠结党。左都御史郭琇弹劾高士奇时，列举其受贿、营私等事，奏章言辞尖锐，证据也并非空穴来风。

康熙没有继续让他留在朝中，但也没有按重罪处置。高士奇于是退居平湖。值得一提的是，离开京城并没有让他彻底失去皇帝的信任。康熙三十二年，皇帝还专门赏赐人参，并写信问候，称他为“故人”。这不是普通君臣之间的客套，而是长期相处后形成的特殊依赖。

后来朝廷编纂《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等书，高士奇再次被召回参与其事。他的学问并非局限于某一经某一史，而是涉猎广泛，文章、典制、地理、掌故都能应对。康熙兴趣极广，需要的正是这种能够随时接话、随时释疑的博学之臣。

康熙晚年，高士奇多次因母亲年迈请求归养，皇帝虽授予礼部侍郎等职，他却未能长期到任。康熙四十二年，高士奇在浙江平湖病逝，终年五十九岁。消息传到宫中，康熙亲自撰写悼词、悼联，并赐谥“文恪”。

高士奇的经历，不能简单说成“幸运”，也不能只归结为“善于钻营”。寒门出身让他比许多士大夫更懂得机会难得；长期在皇帝身边，又使他明白怎样把学问变成有用的能力。他的权术最终留下争议，他的文章和机敏却让康熙始终难以割舍。宠臣能得一时，真正能让皇帝念念不忘的，往往是那份别人替代不了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