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一起很特别的案件。
一个年轻人，因为穿了一件夹克，惹上了官司。
这件夹克上印着非常粗俗的一句话：
“Fuck the Draft.”
这里的“Draft”，指的是美国征兵制度，年轻人保罗·科恩用这样一句粗俗而直接的话，表达自己对征兵制度的抗议。
事情发生在洛杉矶的一座法院大楼里。
科恩穿着这件夹克进入法院，被警察发现后，以违反加州刑法为由逮捕。加州法院后来认定他有罪。案件最后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问题，并不是这句话是否粗俗。
它当然粗俗，真正的问题是：政府能不能仅仅因为一句话粗俗、令人反感，就把说这句话的人送上被告席？
最高法院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法院撤销了科恩的定罪。
判决书中有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是约翰·马歇尔·哈伦二世大法官写下的：
“一个人的粗俗，是另一个人的诗歌。”
这句话很容易被理解成对粗俗语言的赞美，其实不是。
哈伦大法官真正要说的是，政府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语言裁判”。
什么叫粗俗？什么叫文明？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说？
如果政府拥有权力，可以因为一句话“难听”而处罚一个人，那么这种权力究竟应该到哪里为止？
科恩案的意义，就在这里。
最高法院并没有说，所有令人讨厌的言论都受到保护。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也存在一些例外。
其中就包括所谓的“搏斗语言”。
1942年的查普林斯基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这一概念。
所谓“搏斗语言”，并不是泛指让人愤怒的话，更不是泛指脏话。
它指的是那种直接针对具体对象，以侮辱、挑衅的方式当面使用，并且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本身就具有引发即时暴力反应可能性的语言。
因此，同样一句粗俗的话，放在不同场景里，法律意义可能完全不同。
一个人对着某个具体的人，当面辱骂、挑衅，与一个人在公共场所举着政治标语表达观点，并不是一回事。
这也是科恩案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科恩的夹克虽然写着粗俗的政治口号，但他并没有把这句话指向某一个特定的人。
最高法院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表达。而政治表达即使令人讨厌、刺耳甚至粗俗，也不能仅仅因为它令人不舒服，就被政府禁止。
判决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如果有人不喜欢科恩夹克上的那些字，可以把眼睛移开。
也就是说，法律不能因为有人不喜欢看到某种表达，就让政府替所有人把这种表达从公共生活中清除出去。
这其实涉及言论自由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
言论自由保护的，并不只是那些大家都喜欢听的话。
如果一种表达只有在文明、温和、悦耳的时候才受到保护，那么它实际上就很难称为真正的言论自由。
真正困难的地方，恰恰在于那些令人不舒服的话，那些刺耳的话，那些多数人不喜欢听的话，甚至那些故意使用粗俗语言表达政治态度的话。
科恩案并没有把“粗俗”变成一种权利，它只是告诉政府：
不能因为你认为某种表达粗俗，就把这种表达变成犯罪。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最高法院从此宣布“脏话自由”。
“搏斗语言”仍然存在，如果一个人不是在表达一个观点，而是直接针对另一个人进行具有高度挑衅性的个人侮辱，法律仍可能介入。
所以，科恩案真正划出的界线，并不是文明语言可以说，粗俗语言不能说。
而更接近于，政府不能仅仅因为表达方式粗俗、令人反感，就禁止这种表达。只有当它进入某些受到宪法承认的例外领域，国家才可能进行限制。
这一区别看似细微，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只看一句话本身，很容易得出简单的结论，“这句话太难听了，当然应该禁止。”
但法律不能只看一个词，还要看是谁说的，对谁说，在什么场合说，表达的是什么，以及国家究竟凭什么处罚。
科恩案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件夹克也早已成为美国言论自由史上的一个著名符号。
今天回头看，它留下的并不只是一个粗俗的英文短语。
更重要的是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的那个问题：
当一种表达让人感到冒犯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让政府来禁止它，还是让人自己决定是否接受它？
哈伦大法官那句“一个人的粗俗，是另一个人的诗歌”，说的也许正是这个道理。
有些话，我们喜欢听；有些话，我们不喜欢听；还有一些话，我们甚至觉得难听、刺耳、粗俗。
但在一个重视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法律首先要问的，不应该是“这句话好不好听？”
而应该是“仅仅因为它不好听，政府就有权处罚说话的人吗？”
科恩案给出的答案，至今仍然值得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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