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秋，武汉局势紧张，军政机关纷纷向重庆转移。戴笠带着一批人员先行布置，重庆罗家湾很快成了军统局的重要办事地点。此时的戴笠，权力已经很大，但名义上仍只是副局长。
这件事看似矛盾：一个掌握庞大情报系统、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人，为什么多年没有坐上局长的位置？答案不在“受不受宠”，而在国民政府复杂的职官制度，以及蒋介石有意保留的权力缝隙。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特务系统事前没有拿出足够准确的预警情报。戴笠随后赶赴西安，既有承担风险的一面，也有挽回信任的意味。
据有关记载，戴笠曾向蒋介石表示：“委员长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这类表态未必能改变局势，却足以让蒋介石看到他的忠诚和执行力。西安事变之后，戴笠没有失势，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国民政府试图把分散的情报、特务力量重新整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此成立，陈立夫任局长，戴笠负责第二处，也就是军警情报事务。
这个机构后来常被称作“老军统”。它并不是后来人们熟悉的那个军统局，而是由几套背景不同的力量拼合而成。第一处掌握在陈立夫、徐恩曾一系手中，第二处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为基础，第三处则负责邮政检查。
名义上是一家，实际上各有班底，各自办公，彼此之间并不真正服气。陈立夫资历深，戴笠却得到蒋介石直接支持；两人之间的矛盾，表面是工作分歧，深层则是黄埔系与党务系统的权力竞争。
有意思的是，戴笠当时的“少将处长”并不等同于正式少将军衔。国民政府军队中，职务等级和铨叙军衔可以分开计算。处长职位较高，可以按职务佩挂相应标志，但档案中的正式军衔仍须依照军官资格和授衔程序确定。
1935年以后，军队开始实行较严格的铨叙制度。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出身，资历不算靠前，早期少校、中校职务也带有任命性质。按照当时的授衔情况，他在抗战初期更可能是陆军中校，后来随着职务变化晋为陆军上校。
1938年8月，老军统正式分开。戴笠掌握的第二处继续沿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名义，成为后来意义上的军统局；徐恩曾的第一处则脱离军事委员会系统，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逐渐形成中统系统。
分家之后，戴笠被任命为军统局副局长，实际主持工作。局长一职则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贺耀祖曾担任这一名义上的局长。这个安排很有讲究：蒋介石既要戴笠办事，又不愿让他在名义和实权上同时登顶。
因此，1938年至1945年间，戴笠的准确表述应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将副局长，陆军上校”。前一个“中将”是职务军衔，后一个“上校”是正式铨叙军衔。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军统势力不断扩大，戴笠的实际影响也随之增强。但蒋介石始终保留着制衡手段，先后让不同系统的人参与监督，防止军统完全脱离控制。戴笠手里有权，却始终被压在“副局长”这个位置上，正是这种安排的结果。
1945年3月8日，戴笠正式晋升陆军少将。到了同年7月，他出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代理局长。这个“代理”不是临时替班，而是带有资历过渡和奖励晋升的意味，说明他的实际地位已经接近局长，只是名义上还没有完全转正。
有人说戴笠“干了七年还是副局长”，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七年多时间里，他确实长期担任副局长；但从1945年夏天开始，他已经成为代理局长。与此同时，他的正式军衔是陆军少将，职务层级则达到中将代理局长。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机由北平返回上海途中，飞机在南京附近失事身亡。此时他的实际职衔，是军统局代理局长、陆军少将，并不是正式局长、陆军中将。
蒋介石随后发布命令，追赠戴笠为陆军中将，并以相应规格褒扬安葬。追赠属于身后荣誉，不能倒推为生前实际军衔。于是，戴笠一生的职衔脉络也就清楚了：早期是情报处长，1938年起任军统局中将副局长，1945年成为陆军少将、军统局代理局长，死后追赠陆军中将，却始终没有真正坐上生前的军统局长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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