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河南乡试贡院内，士子们刚准备入场，便被差役逐一拦住搜检。衣襟要解，鞋袜要脱，帽子、耳朵乃至鼻孔，都可能成为检查对象。对读书人而言，这不是简单的入场手续，而是一次难堪的考验。
科举防范舞弊，并非到了明清才突然严厉。它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从考前的人情往来，铺到考场里的监视，再延伸到交卷后的阅卷环节。朝廷防的，不只是夹带文字，更是权力、亲疏和名望对取士结果的干扰。
唐代科举逐渐成形后，士子进京应试，往往还要带着自己的诗文拜访名公，这叫“行卷”。文章写得好固然重要，能否得到名士推许，同样关系重大。白居易年轻时带《赋得古原草送别》拜见顾况，顾况先拿“居易”二字打趣，读完诗句后却称许有加。这样的故事，正说明当时声名可以成为一块敲门砖。
行卷并不等同于舞弊，却容易让考试之外的力量介入取士。士子奔走于权贵门下，官员则可能提前形成师生、同年关系。若考官与考生之间早有交情，纸面上的公平便难免受到影响。朝廷后来不断收紧制度，正是要把取士从私人荐举中拽回公堂。
宋代以后，考场管理出现了更严密的“锁院”。主持考试的官员在开考前进入贡院，不能随意与外界往来，直到阅卷、定榜等事务大致完成，才可以离开。门一关，消息难出，外面的请托也不容易送进来。
与锁院相配的，还有回避制度。考官遇到亲属、同乡或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考生，往往要回避；相关人员的职务安排，也不能留下明显漏洞。说白了，能找到的关系尽量隔开，能引起猜疑的地方尽量避开。
真正进入考场，考生还要面对搜检。朝廷担心有人把经文、范文或暗记带入贡院，于是检查范围十分细密。衣带、鞋底、砚台，甚至身体隐蔽处，都可能被查看。古代没有今天的识别设备，许多时候只能靠人力逐件查验，难免让士子感到屈辱。
有人曾抱怨：“文章还未落笔，先受这一场折腾。”差役通常只按章办事，回答也很直接：“若人人自称清白，规矩便无法执行。”这几句想象中的对话，恰好反映出考生尊严与制度安全之间的冲突。
考生还须凭据入场。凭据上会记录姓名、籍贯及体貌特征，用来核对身份，防止他人代考。进入贡院后，士子被安排在狭窄的号舍内。号舍三面甚至四面隔开，桌板既是书案，也可能兼作休息之处，吃饭、睡觉乃至处理日常起居，都在这一方小小空间完成。
号舍之间有人巡查，贡院外围也有兵丁守卫。考试并非写完一篇文章便结束，往往要经历多场，时间可达数日。天气寒冷时，墨汁容易凝滞；暑热之中，狭窄号舍又闷又挤。能否保持清醒，已经不只是学问问题，也考验体力和心性。
交卷之后，试卷还要再经过一道道关卡。北宋开始实行弥封，将考生姓名等信息遮住，阅卷者不能直接知道答卷主人。后来又形成誊录制度，由专门书吏把原卷抄写一遍，考官阅读的是副本，而非考生亲笔写下的原卷。
这还不算完。誊录之后要对读，逐字核验，防止抄写错误，也防止书吏暗中改动。明清时期，原卷通常称为墨卷，誊录卷则用朱笔书写，称为朱卷。考官面对的，是一份经过遮名、抄写、复核的答卷，个人字迹和姓名带来的影响被尽量削弱。
但制度再周全，也不能保证绝对清白。舞弊一旦查实，轻则取消资格、革去功名，重则牵连家属与相关官员。明代唐寅因卷入科场案，仕途就此中断；清代也曾有考官和书吏因科场案受到重惩。严厉刑罚的目的，正是让考生和考官都明白，科举不是私人交易。
科举的防范措施越来越细，反映的是皇权对选官权的牢牢掌控。它确实扩大了读书人进入仕途的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门第影响；可当考试内容逐渐脱离现实，程序上的严密便无法弥补制度本身的僵化。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这套延续千年的取士制度，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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