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频频“背刺”老同事卞之琳很不厚道，但后者却对他仁至义尽

要说同辈同行兼社科院同事里，钱锺书最看不上谁，答案似乎并无悬念，那就是“鱼目诗人”卞之琳。至于老钱为何这么不待见“老卞”，逮着机会就要背刺痛K一番，好像都已经到了无比厌烦的程度，确实又是我一直都感费解的。

至少，明面上的钱锺书与卞之琳，并无什么利益纠葛，也看不到有什么人事上的矛盾。1980年代，钱锺书在致密友信中回忆生平，“弟不幸早有狂傲之名，无意中得罪于人不少”，“此间同辈尚有陷害不遂，专事诋毁者”，所谓“此间同辈”应该没有卞之琳。总体而言，卞之琳算是个“老实人”，并不好争权夺利翻云覆雨的勾当，这方面在社科院内部有口皆碑，尽管他的性格作派也是比较清冷孤傲的。按柳鸣九的说法，鼎革后卞之琳长期坐镇社科院文学所“西方文学研究室”，与余冠英执掌的“中国古代文学室”并辔齐驱，算是“级别相当高的官”，以官阶论是“正局级”，但卞从来毫无官架子，向来“无为而治”，“是最不追求官气，是最不摆官谱、是最不故作官态的人”，乃是“真正的学者、真正的雅士”，几乎从不得罪人不说，治下的“西文室”也是不可复现的“黄金时代”（《翰林院内外》，页133-163）；到了1963年，外文所独立，卞之琳顺理成章应该是首任所长，结果却是冯至从北大空降“鹊巢鸠占”，卞之琳毫无怨言，依然当冯是挚交，至老并无间言，也可见他对权位是真没什么兴趣的。从现有记录看，卞之琳应该从未整过人，更符合钱锺书欣赏的那个年代“从未出卖任何人”的高标准，可钱却这么鄙夷他，都到了“非常看不起”的地步，属实是让我很意外的。

据目前的材料，作为“爱说掌故的同事”，钱锺书至少有两处私信明确谈到了卞之琳，且都是贬损的态度，言辞可说毒舌刻薄到了极致，岂止“不够知己”，简直“挫辱不浅也”，目前应该还找不到第二人有此待遇。一处，是2024年整理出版的《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当1980年卞之琳访美时（正是这一回，他久别重逢“女神”张充和，也是此生最后一次见面，并将保存了30年的从苏州带走的词稿奉归原主），钱锺书却在给好友宋淇的信中“嚼舌头”（页89），不仅戏谑他为“鱼目诗人”，还鄙之为“卞某之流”，“先批评他国语坏，英文满口南音，跟外界情形完全隔膜，所以访美和来港时作的演讲都反映极差”云云，而后宋淇给张爱玲转述这则八卦，更是明确论定说，“钱非常看不起他”（宋以朗《私人信件中的钱锺书和杨绛》）；到了另一处，即1982年6月7日给前《译林》主编李景端的信中，钱锺书的苛峭更是变本加厉，直呼这位“老同事”很是“恶心反感”，所以都忍不住要特意写信吐槽，说卞在“最近一期”《译林》上的文章\译文，“几乎没有一行没有问题”，信末还不忘叮嘱提醒，“以后对‘大名家’、‘权威’来稿，郑重掌握分寸”（《风疾偏爱逆风行》）页183）。品藻弹射时人，钱锺书固然习惯性“既谑且虐”，但如此接连拈刀带枪般刻露，实为罕觏。

实际上，钱锺书与杨绛夫妇，都与卞之琳渊源极深，并非“老同事”那么简单。钱卞同岁，都是江苏人，同一年上的大学，且念得是同一专业，还在此前就很偶然地认识了，可说缘分至深。据卞之琳自己回忆，他1929年考取北大英文系，从老家海门出发，在浦口换火车，上去后发现同车厢对座的人正是钱锺书，彼时的钱也是刚考取清华外文系，初次北上。那是的他们，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都是19岁的正好年纪。两人对此奇遇也印象深刻，“几十年后钱还记得”，卞“当时手头带了一本赵元任译路易士·卡洛尔（Lewis Carrol）儿童文学名著《阿俪思漫游奇境记》（或《镜中世界》？）”（《从〈西窗集〉到〈西窗小书〉》）。再后来，两人都同在文学所供职，杨绛更直接在卞“西文室”底下当差，始终受其领导。至少，从表面上，钱杨与卞是关系甚好的，1955年卞之琳终于结束长达45年的光棍生涯，与“才貌双全”的青林女士结婚，那张据传是结婚照的合影，就是杨绛拍摄的。在同事与学生们的笔下，卞之琳性情冷寂，平日总是不苟言笑，“优雅的文士气质”之下，显得“冷漠与倨傲”，“大有他人即地狱之态”，交往模式是“贵族式的精神态势”，但提及一些“同辈的学者朋友”时，他就会一反常态地亲切随和起来，“经常亲切地直呼其名”，其中就有“季康”杨绛。虽然，那位同事也说，他几乎从未看到钱锺书杨绛与卞之琳在“一起倾心交谈”过。

钱锺书夫妇与卞之琳的矛盾，是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他们之间不合的迹象，我目前也看到过两则，还是耐人寻味‌的“对照组”。一则，还是柳鸣九的那本《翰林院内外》的“爆料”，说当日卞之琳在“西文室”当领导时，每周上午九点钟的例会，他总是迟到不说，还毫不例外总是唠叨啰嗦个没完，怎么坐车来的，又在路上意外碰到了什么人与事，前一晚又如何痛苦失眠，又如何不得已吃药等等，每次都是“漫长的独白”，“老调重弹，冗长单调”，配上他那一口口音严重的吴语“土话”，委实一点都不娓娓动听，与会者要么闭目养神，要么闲扯插话，惟有杨绛的态度颇堪玩味，总是“面带优雅的微笑，饶有兴趣地听着”。而在另一则材料里，据当初与钱杨夫妇干架的林非妻子肖凤公开揭露的“黑料”，说杨绛“的一位老同事，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曾经赠送给她两个绰号，一个叫做“笑面虎”，一个叫做“老妖婆”，这两个富有个性的绰号，很真实地描画出了她的本来面目”云云（肖凤《回眸.林非被打》）。 这里的“老同事”兼“著名莎士比亚专家”，据“钱学大师”老范大人旭仑先生的考证，正是卞之琳（《钱锺书的性格》，页155）。肖凤此文发表于1997年，而卞之琳要到2000才去世，情理上她应该不至于公然扯谎，那卞之琳送给杨绛“笑面虎”与“老妖婆”这样的外号，我想无论怎么理解，都不会是褒扬的玩笑话吧？肖凤丈夫林非，也是江苏海门人，又难得是同事，曾与卞之琳过从甚密，《中国新诗库》的“卞之琳卷”就是林非编的，社科院宿舍楼顶层的卞家，林非不知跑了多少次（徐天《寂寞卞之琳》），私下听到过卞这样的“腹诽”，也是很合逻辑的。

从这个层面推断，钱杨与卞之间，应该是有什么过节的，而且还颇严重，而且可能发生在后期，所谓“古人作一事，作一文，作一言，皆有原委”，只是我等外人不得而知罢了。以我所见，目前只有一份材料出自“知情者”之口，且明晃晃谈及此事：据老杭大中文系教授朱宏达所写《1990年的今天，拜访钱锺书杨绛先生》一文（见《钱江晚报》2016.5.29），作者说他曾在1996年遇到社科院外文所的郑土生，郑亲口告诉他，钱卞两人是在特殊年代“期间造成的隔阂，终成宿怨”，是“时代造成的悲剧”，至于具体原因为何，郑朱两人则都隐约其辞避而不言，主动省略“为贤者讳”了。如果让我胡乱猜想，原因或许有此一端：卞之琳的妻子青林女士正是“真百年罕见”的极品“国学大师”文怀沙的前妻（《萧乾致李辉信札》1985.12.1），而彼时的文怀沙正与“默存季康伉俪”打得火热，钱文关系好到一度都让身边人杨绛吃醋，所谓“锺书每日必念你至少三遍，爱而‘打彭’之”（1963.2.27杨给文信），江湖传闻1960年代中期，当文入狱时分，杨还曾果毅代为照顾文母，甚至亲手给文织毛衣，钱文岂止是“知己之感”，简直是“生死之交”（详见2025.11.1日敝文《谁都瞧不上的钱锺书杨绛夫妇，何以会偏爱文怀沙这种“知己”？》）。我想，卞青夫妇是极恨文怀沙无疑的，而钱杨夫妇偏偏那时又与这位“燕叟”好到穿一条裤子，有无可能因此生出嫌隙呢？任何人如果是卞，应该都是会很不舒服的。从卞的立场来看，这其实更是一种光秃秃的“背刺”。

而揆之以钱锺书的生平为人，他如此轻视卞之琳，似乎也是可想而知的不意外，是“事无妄然，必有其理”，或然率极高。一者，从他给宋淇与李景端的信中，都不难看出，他对卞之琳的所谓“学问”是非常鄙薄的，对其为人也很不屑。他对宋淇说卞阿谀奉承夏志清，对李景端则骂卞“自我吹捧”很恶心，于其学其人都是一星差评。前述朱宏达那篇文章还有“补刀”，说他1990年5月，进京登门拜访钱锺书时，钱还特意谈到卞之琳，说卞“常骂朱生豪，其实他自己水平有限”，且“他骂人也是区别对待的”，朱生豪无权无势又死了，就随便骂，可“对上海的孙大雨，卞之琳就不敢骂”，因为孙“人还在，而且个头大，能言善辩，甚至会拳术……”，“卞之琳早就想要随便作贱孙大雨，后来怕他了”云云，端得一个欺善怕恶小丑状。李洪岩说，钱锺书生平“瞧不起没学问的朋友”，而且“他交朋友更看重对方的人品”，学问是在其次的（《钱锺书与近代学人》，页93），卞如此“人品”与“学问”，自然难入他老的法眼。更别说，钱素来自视甚高，生平不做第二人想，而今居然还要与这样的人为伍、为同事，甚至一时并列齐名，妻子杨绛还要屈居其下，想来心中是有不平的——平心而论，毕竟卞之琳是以“诗人”与“翻译家”驰名的，于学问之道确实比较空疏，连后来致力莎学都是以“马主义观点研究”的，老钱如何会高看呢？二者，我觉得也是很关键的一条，那就是钱锺书一生寝馈于诗学，但从来不写白话诗，对世间所谓“新诗人”是有很深的偏见的，《围城》里讽刺最厉害的苏文纨与曹元朗正是“新诗人”，如果说李梅亭高松年们还只是猥琐腥臭不堪，苏曹则是更进一步的“不学无术”知识分子中的真正小丑，钱为此还刻意将他们配对鸳鸯谱，此中深意不言自明。而卞恰好以“白话诗人”鸣世，老钱又如何会尊重服善呢？杨绛晚年写自传，还有意为之缓颊，说什么“锺书调侃卞之琳，卞之琳不恼，他是少数被钟书调侃了还觉得荣幸的人”，如此说辞我是不信的。钱动辄谓之“鱼目诗人”，真实态度已经够显豁得了，“鱼目”者不仅代指卞的成名作，“鱼目混珠”浪得虚名的意指也是直白到无需多解释的。钱自恃“手持文柄，高视寰海”，这种“两面派”言行，自也是一贯的“卿行卿法，我用我素”。

当然，不管钱卞两人因何交恶，至少从明面上看，钱锺书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言不逊，肆意贬损，我觉得是很不厚道的，这其实就是“背刺”。到目前为止，除了肖凤转述的那个外号，我倒是从未见过卞之琳对钱杨夫妇，有任何的非议之词，似乎更显正义。甚至，从现有信息看，卞之琳对于青年时代就认识的钱杨夫妇，始终都保持有着敬意的。不仅他带的那些研究生，诸如朱虹、赵毅衡都是铁杆“钱粉”，他自己私底下对钱杨也是维护有加的，不愧为正人君子。过去翻看严晓星那本随笔集《条畅小集》（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年版），就曾意外看到这么一条“补遗”：话说，2000年11月1日，即卞之琳去世前一月，同为南通人严晓星曾到北京卞家拜访这位“乡前辈”，言谈中间卞曾告诉他，在京的“海门同乡”，还有个林非，“以往他就住这边”，但“后来他卷入了打钱锺书的丑闻，我即不和他往来了......”（页241）。也就是说，为了钱锺书杨绛，本是毫无相关，完全可以静静吃瓜在旁看热闹的卞之琳，却果断与同乡兼同事，还是过去往来密迩的林非夫妇绝交了，可谓至矣。后来，我还时常想，钱杨夫妻是否知道这么个事，若知道了，内心又会是如何感想呢？从这一点看，我觉得卞之琳对钱杨夫妇是“仁至义尽”，但起码钱锺书的言行不够厚道，不独太伤雅道，有悖朋友之义旨，亦殊失学术大师温厚之气象。

老实说，此前读《容安馆品藻录》，我的一大感觉，就是钱锺书不仅从未有真正看得上的人，也并无一个真朋友，不独对卞之琳如此。有几位当他是真朋友，但他自己内心只怕不会这么认为，表面虚与委蛇，背后都是冷嘲热骂。比如傅雷生前对他夫妇是很好的了，我之前也以为钱杨夫妇必会感激，实际也不然。傅雷死后，他们夫妇与人谈起，还是那么刻薄，需要“背刺”就随时来，看不出一点友善之意。他对吴宓、对李健吾那些人，亦是如此。这其实就是一种刻薄的本性，与精致利己式的冷漠。他淡泊，他高蹈，他智慧，他从不害人，他洁身自好，他也在现实中与人为善，但他也确实刻薄、高冷、无情，甚至不免自私。想当初，文怀沙与钱决裂之后，曾私下留下过一句月旦评，大意是老钱读书着实多，博学得无边无际，但他对于人事总是冷然的，总是语带嘲弄的，仿佛从未“爱过”云云。他的这个话，似乎可拿与赵萝蕤那段著名评价合观，与程千帆施蛰存任继愈们评价其人其学其诗的著名论断亦若合符契。

毋庸讳言，这是钱锺书性格上的一大缺失，这也是他比起并世同行的胡适陈寅恪们，人格与境界不如之处。我想，聪明人可能都这样，而老钱又属于极聪明的那类，更会如此吧。孔老师说，“毋友不如己者”，做钱锺书这样人的“朋友”，倘要善始善终，属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2026.9.20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