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看得见的失焦──作品“不算成功”，还在史书中占有一席位？

张隆溪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讨论元稹和白居易的文学地位，焦点落在“新乐府诗”上 (p.153) 。

张隆溪著、黄湄译《中国文学史》，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版。

张教授对元稹新乐府诗的评价很低，他说：Yuan Zhen’s “new music bureau” poetry was a failure……。这句话，到了中译本上，成了：“元稹的新乐府诗歌不算成功”（黄湄译《中国文学史》，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版，页234）。

“不算成功”四字译文或可称为“修补式翻译”(reparative translation)。其实，was a failure 意为“失败”。

黄湄把was a failure (失败) 译为“不算成功”，译文贬义就比英文原著中的was a failure 缓和了不少。

元氏新乐府诗为何被断为was a failure? 张教授给出的理由是：“most of these poems are too obviously didactic and moralistic and too much preaching to be artistically effective. /〔元稹〕这些诗的道德教化意味太重，过于强调说教，削弱了艺术效果。”(中译本页234﹔英文原著p.155)。

元氏新乐府得到劣评，却又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中占有一席位，原因是什么？按：在北大袁行霈主编本、复旦大学章骆主编本文学史中，“新乐府诗”都不见于中唐部分的目录。

谢永芳编著《元稹诗全集・汇校汇注汇评》，武汉崇文书局2016年版。

张隆溪教授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中列举了哪些元稹新乐府诗？他书中所列举的元稹诗篇，文体上都属于“新乐府”吗？我们怎样辨别哪些诗是新乐府诗，哪些不是？汉语诗篇被翻译成英语后，新乐府的特点特征还存在吗？元、白二人都写新乐府诗，二人的目标是一致的？

本文拟探讨上面提出的问题。

元稹的“乐府古题”

元稹的乐府诗明确划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杜甫一路的: 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这是真正狭义元氏新题乐府——没有旧题可沿用，因时事而自立题目（例如：杜甫的《兵车行》《哀江头》。元稹的《上阳白发人》也属于此类。）　　另一类是元稹的“乐府古题”。元稹诗文集之中，有《乐府古题》十九首（元和十二年，817年）。《乐府古题》十九首其中之一是《织妇词》，张隆溪教授不知何故选译了此诗最后四句：

檐前袅袅游丝上，

上有蜘蛛巧来往。

羡他虫豸解缘天，

能向虚空织罗网。

A spider comes and goes with ease

On the airy cobwebhanging on the eaves. 　　How envious that an insectcan move around

And towards the sky a vast net weaves!

在元稹的体系里，《织妇词》非“新题乐府”/ “新体乐府”（在《元氏长庆集》中，《织妇词》体制上从属于“古题乐府”）。

《织妇词》见于《元氏长庆集》的“乐府古题”

张教授没有说《织妇词》属于“新乐府诗”，但是，上引A spider comes… 这四行译文被张教授放在“Bo Juyi, Yuan Zhen, and the “New Music Bureau” Poetry”(p.153) 题目之下讨论，读者难免会联想：

这四行，属于元稹的the “New Music Bureau” Poetry。——这里存在令读者误会的危机。

就现存汉魏乐府题名系统而论，“织妇”并无可确证的旧曲名可依。不过，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元稹在世之时，有“织妇词”这样的汉代古题在社会上流传。

我们现在没有材料可以研究这个问题，先放下不讨论。　　《织妇词》应该是元稹早年的“古讽”（元和七年《叙诗寄乐天书》里提到的“古讽”类），不属后来定型之新乐府二十四首。　　此篇书写中唐时期江陵织妇遭剥削的时事。也就是说，元稹可能是继承与古乐府的精神来书写他所见所闻的中唐不平事（原有附注：“馀掾荆时，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似为元稹之自注。）

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织妇词》原诗的大部分诗行，张隆溪教授都放弃翻译。何以见得？我们将《织妇词》的完整版本（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页684 ）引录于下：

织妇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

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征早。

早征非是官人恶，去岁官家事戎索。

征人战苦束刀疮，主将勋高换罗幕。

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撩机苦难织。

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

檐前袅袅游丝上，上有蜘蛛巧来往。

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

可见，原本全诗的前十二行，张隆溪教授都放弃了（不翻译）。原诗篇先铺陈织妇劳作辛苦、终身难嫁的困境（“为解挑纹嫁不得”），到最后四句才借羡慕蜘蛛来衬讬织妇的身不由己。

《织妇词》末四句写蜘蛛蛛网，原本只是附于篇末，并非作者刻意独立构思的绝句作品，诗篇本身题为《织妇词》，主角当为织妇，但是，到了张教授笔下，“织妇”已经失去“主角”地位，译文所呈现的全是蜘蛛织网，换言之，译文另有焦点。

张教授只选译“蜘蛛织网”那四行，为什么？

四库全书本《元氏长庆集》所录“乐府古题・序”

《织妇词》结尾四句，以织妇羡慕蜘蛛托出“人反不如蜘蛛”之讽意：蜘蛛尚且可以自由凌空结网，而织妇身怀技艺却身不由己。　　元稹自己的“乐府古题”理论是：“颇同古意，全创新词” 和“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看来，他最重视的是诗篇的“意”。

“人不如蜘蛛”实有“刺”意。《织妇词》的精神属于“讽谕诗”：写实、为民发声，刺官府束缚织妇。

元稹的《连昌宫词》不属于新乐府诗

张隆溪教授的 “Bo Juyi, Yuan Zhen, and the “New Music Bureau” Poetry”(p.153)这一题目下，还讨论了元稹的《连昌宫词》。

《连昌宫词》是中唐著名的七言长篇叙事诗，向来与白居易《长恨歌》并称（谢永芳编著《元稹诗全集・汇校汇注汇评》，崇文书局2016年版，页495-496）。

《元稹集》（修订本）

《连昌宫词》寄讬深挚的鉴戒讽谕，精神上与元白新乐府组诗相通，但若严格依据元、白本人对于“新题乐府”的定义，《连昌宫词》并不属于狭义的新乐府（新题乐府），而是受新乐府启发的讽谕叙事歌行变体。

元白所标举的新乐府（新题乐府），核心准则是杜甫开创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不沿用前代流传的乐府古题，而是针对当下现实时事自创诗题，以达讽谏的目的。

白居易《新乐府序》更明揭其体制特征：“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因事立题，一诗对应一事，例如白居易的《卖炭翁》、《采诗官》和元稹的《上阳白发人》，都是中唐之前从未存在的全新题目。

连昌宫 (局部；传为仇英所绘)

从文本形态看，《连昌宫词》全诗百余句，通篇以七言古体为主，采用诗人与连昌宫边老翁问答对话的架构，借离宫的兴衰废替，铺叙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历史剧变，篇幅宏大，以叙事为骨干，兼具歌诗流转的韵致。

国人陈寅恪（1890—1969） 认为《连昌宫词》依白香山新乐府之体制改进创造（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译文出版社2020年版，页85）。

需要厘清的一点：连昌宫本是唐玄宗的旧离宫，元稹之前，已有韩愈等人写过凭吊连昌宫的怀古诗作，不过仅是怀古绝句，并不存在前代传承下来的乐府旧题《连昌宫词》。因此《连昌宫词》这一篇名，可能是元稹本人所拟。

不过，这一篇名不同于杜甫式“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杜甫《兵车行》《哀江头》，大抵缘于亲见亲历的眼前时事；而元稹并未亲至连昌宫，乃是综合传闻与艺术想象，依托这一历史古迹，建构起一篇咏叹一代兴亡的长篇作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页95）。

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才是严格意义上响应李绅、恪守“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组诗，《上阳白发人》即收于此组当中（写的是上阳宫宫女制度和后宫禁锢的悲剧），而《连昌宫词》不归入这一组新题乐府，不当视作狭义的新题乐府。

从元氏本人的编集分类也可见出诗篇体裁的界限。

《连昌宫词》有讽谕之意，体制又取法新乐府，为什么它异于元稹元和四年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

对此，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已有精要辨析：《连昌宫词》满怀讽谏时政的用意，精神旨趣贴近新乐府，但体制上并非新题乐府，属于受新乐府体制启发而生成的叙事诗。

《连昌宫词》(托名文征明书写)

也就是说，《连昌宫词》的思想内涵可以和新乐府相通，却不等同于体制归属上就是新乐府。

后世有些泛论会把所有讽谕时事的乐府诗、歌行笼统称为新乐府，但回归元白当时的体例标准，必须区分广义的新乐府精神与狭义、有明确体制规范的“新题乐府”。《连昌宫词》正是典型例证：怀鉴戒之旨，承新乐府之精神，却不具备新题乐府的体制属性。

题目“连昌宫词”，虽然可能是自造题目，但它不针对某一件具体社会弊事立题，只泛咏宫苑盛衰的长篇叙事，并非“即事”而设的讽谕诗题。

其次，李绅作《乐府新题》二十首（原作已佚），专作讽谕；元稹酬答，作《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十二首为一组，有总序；白居易扩充为《新乐府五十首》，五十首为完整大组，有总序，每篇有小序。元、白二人新（题）乐府的体制要点是成组的讽谕组诗，不是独立单篇歌行。

《连昌宫词》是独立单篇长篇歌行，不属于这一唱和组诗系列，无同题唱和，不在元氏新题十二首之内。这应该是《连昌宫词》被排除出狭义新题乐府很关键的原因。

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

此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新乐府辞类目，没有收录《连昌宫词》，只收录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这样看来，按宋代人的乐府分类，也不把《连昌宫词》归入为新乐府。

元稹《行宫》是五言绝句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还提及元稹的《行宫》，并指出元稹写宫女的诗篇中这篇《行宫》is quite well known (2023:155)。

《行宫》是一首五言绝句，属于近体诗，不是乐府（无论新、古）。此诗没有乐府曲调，不入乐，借宫女赋闲写盛衰感慨。　　同样写宫女，元稹新乐府诗有《上阳白发人》（真正的新题乐府，见录于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页718-719），而《行宫》是绝句小品。　　张隆溪教授没有说元稹《行宫》属于 the “New Music Bureau” Poetry，不过，《行宫》已是 “Bo Juyi, Yuan Zhen, and the “New Music Bureau” Poetry”(p.153) 这一节所引的最后一首元稹诗。

讨论到这里，我们察觉，张隆溪教授在书中完全没有举出元氏新乐府的诗例。

袁编本《中国文学史》没有“新乐府”之目

袁行霈主编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提到：

〔《连昌宫词》〕全诗以叙述为主，杂以议论，表现了明显的劝戒规讽之意，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首讽谕诗。

从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看，此诗将史实与传闻糅合在一起，辅之以想象、虚构，把一些与连昌宫本无关联的人物、事件集中在连昌宫中展开描写，既渲染了诗的氛围，也使得诗情更加生动曲折。

陈寅恪认为：“《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

元稹另有一首《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虽仅寥寥 20字，却包孕丰富，情致宛然，与《连昌宫词》有异曲同工之妙（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２册，页79）。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台湾五南图书2011年版。

袁编本列举《连昌宫词》和《行宫》为例，张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也一样列举这两篇。也许，张隆溪教授撰写元白部分，有参考过袁编本上的这一段？

可是，袁编本是将《连昌宫词》和《行宫》放在“唐代中期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思潮与诗歌创作”的题目下来讨论，而不是“新乐府”之题下。

袁编本的做法，可免读者误会《连昌宫词》和《行宫》是新乐府诗。

事实上，复旦大学版《中国文学史新著》一书同样不设“新乐府诗”的专节。看来，北大和复旦两部文学史都没有很看重中唐新乐府诗。

复旦大学版中册第一章第五节是“元稹、白居易诗的两重性”(《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72)，撰者讨论元、白，焦点却是诗篇的“两重性”。

《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中卷目录

复旦本：元氏乐府诗“没有成功之作”

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新著》认为：“元氏在‘乐府古题’与‘乐府新题’两方面均有所尝试，……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元稹都没有成功之作。”

张隆溪教授表示他撰写英文版文学史时参考过北大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本《中国文学史新著》。

张教授对元稹诗的论断，和章培恒、骆玉明主编本上的“都没有成功之作”相近：

Generally speaking, Yuan Zhen’s “new music bureau” poetry was a failure because those poems were motivated by a political idea and written for a practical purpose, and they lack in genuine emotional force and striking imagery.

这段话的第一句，黄湄中译本表述为：“总的来说，元稹的新乐府诗歌不算成功。”（页234）

像a failure 这样的劣评，在张书之中是少见的。

《元稹集编年笺注》

张教授给出failure, 理由是：

Yuan Zhen (779–831) wrote a dozen “new music bureau” poems in 809, and these poems touched on many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reality, reflecting on the social conditions since the “An-Shi Rebellion,” showing his sympathy with the poor and the powerless people, and articulating Confucian ideas of governance, etc., but most of these poems aretoo obviously didactic and moralisticand too much preaching to be artistically effective.

可见，批评标准是元稹新乐府诗是否 artistically effective。张教授认为：大多数元稹新乐府诗篇的艺术效果欠佳，没有感染力。

不满元、白新乐府诗写得“直露”(too obviously didactic and moralistic) 的言论，民国期间已经出现，例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执取“馀韵”“意味”为标准来批评元、白。

胡适说：“他们的讽谕诗太偏重急切收效，往往一气说完，不留一点馀韵，往往有史料的价值，而没有文学的意味。”(《白话文学史》，上海书店1928年序本，页458) 。

其实，新乐府诗上承汉代民间乐府的精神，而汉乐府诗原本就是街陌谣讴，其中，直抒胸臆者不少，例如很有名的《上邪》：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叙述者之情，喷薄而出，毫无隐讳，这样自然没有胡适所说的“馀韵”。后世诗论常说“乐府贵真”，其真情直陈不失为乐府民歌核心的美学价值。（按：《上邪》运用呼告法、层递排比和极致夸张，用语质朴而意象宏大，亦自不俗。）

元末左克明编《古乐府》

如果评论者心中只尚“婉曲、含蓄”并执此为极重要的文评标准，则不必读《上邪》之类的乐府诗。为什么？

乐府诗的直白、直接，未必是缺陷，因为“直”是乐府原生特质之一。评论者如果专门崇尚“含蓄蕴藉”，以此为绝对标准来强求于民间乐府，那么读乐府诗又有多大的意思？何必读源自民歌的乐府诗？

以“隐秀”“酝藉”为金科玉律，习惯以委婉、有寄讬为最高标准，不利于直白俗俚之作，到民国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学，直、白的作品才略有翻身为主之望（有学者称新诗为“白话诗”。“白话诗”在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界成为主流。）

笔者认为，文体源流不同，审美尺度不应倾向于单一化。中唐新乐府多少继承乐府诗“直白”这一脉。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汉乐府民歌比较质直，民间口传歌谣历代持续，从六朝吴声、明代山歌，直到民国依然存续。　　另一路是文人拟乐府，如三曹、陆机等人，借乐府旧题来抒发情感，于是笔下作品的文人化色彩较浓，婉转曲折之处增多，例如：曹丕的《燕歌行》就有文人诗的精致与雕琢 ( 参看洪涛《妾出闺门外——谈“跨性别”书写，争取话语权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五十六)》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5-12-24﹔https://news.qq.com/rain/a/20251224A023I800)。　　简言之，民间作品相对而言本色直白，而文人拟作较雅致，这两种开展路径各有体裁渊源，不宜将“含蓄一定高于直白”执取为绝对标准。

《元氏长庆集》四部丛刊本

元稹说“直其词”，有另一番心思

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说：“予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页718）。元稹这句话暗示：

1.当下是“理世”“君盛圣”的好时代。

2.正因如此，自己可以把话说得很直白，不必迂回隐讳。

3.目的是让后世知道：在宪宗时代可以直言，政局开明。

在历史层面，元氏乐府诗留存直言记录，向后世（“后之人”）证明唐朝政治宽容、无言论禁忌，彰显时代盛况。

元、白的底层目标有一致之处：作诗补察时弊、以为讽谏。两人都继承儒家诗教“兴观群怨”，主张诗歌记录民间疾苦、朝政缺失，把乐府诗当成类似为中唐民间发声的工具，希望君主看见诗作后改良政令，救济百姓。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唱和诗编年集》

白居易《新乐府序》说：“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上陈当时社会之病），与元稹“直其词”的做法大体重合。　　元、白二人的写诗的方式有相同之处：主张直陈、内容写实，不刻意隐晦，务必让执政者一眼看懂社会问题。

可是，也有当今学者细读元、白二人的作品后发现：元、白之间有不同的心思。最早注意到元稹那句“予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并且做对比评论的，似乎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年）。

《白话文学史》

上引元稹之言，直接透露元稹有“颂圣”的之意：元稹写诗不只是为了劝君王改善施政，还有另一番心思：诗篇留作史料，向后世证明当今大唐之君王足够圣明，不会因批评而降罪于文人。　　换言之，元稹诗论中，诗篇纵使直白，却有附加价值 ——“直其词”本身可以证明大唐朝廷是开明的，对时弊的批判依附于“本朝是圣世”这个大前提。

元稹这种“为君立德／为世作史证”相当于以直言不讳为美谈，带了一点“文字政绩”歌功颂德的嫌疑。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强调的是记录实际症候——贫富不均、官吏贪婪、民苦无告等，比较接近忧患批判，理论上没有“颂圣”的心思。

《中国文学史新著》给元稹的评语是：“元氏在‘乐府古题’与‘乐府新题’两方面均有所尝试，……，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元稹都没有成功之作。”（《新著》中卷，页74）。张隆溪教授的评语a failure, 与“没有成功之作”同调。

元稹的“乐府新题”是读到李绅所作同题诗而有所启发，于是他选和其中与时弊有关的十二首。

既然是“选和（李绅诗）”，诗篇就不是元稹本人自发而为。也就是说，那些时弊（话题）是李绅先发现的，元稹只是和应李绅。

TAN Mei Ah, Yuan Zhen’s New Music Bureau Poetry (2025)

元稹悼亡诗，成就更高

复旦大学版《中国文学史新著》认为，论感染力，元稹的艳诗和悼亡诗，都比元稹的乐府诗强（页72-73）。

张隆溪教授将元稹放在“新乐府诗”题下讨论，对更出色的“元稹的艳诗和悼亡诗”，不置一辞。　　这种情况，说明了文学史书可能因体例和编排而“失焦”——出色的作品因编写安排而变相不彰。

史家有权持有自己的见解，史家写什么不写什么，旁人若不了解其原委则不必置喙，不过，读者看不懂史家的“逻辑”总可以表达出来，例如：张教授明言，撰写《中国文学史》是为了向域外读者介绍中国文学中的经典和佳作，希望这些作品有朝一日得以成为“世界文学”。

既然如此，不介绍元稹的佳作，反而花费宝贵的篇幅叙述元稹的 failure (指元氏新乐府诗)，张教授的选择，令人不解。

《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 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 (Routledge, 2024)

世人往往元、白并提。这种“并提”有时候会成为叙述习套或框架，左右文学史书写（支配后人如何读过去）。　　叙述框架在历史事实的描述中发挥什么作用，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可以追问：“并提”叙事，是在哪一层的接受史中被巩固下来的？――例如，李白与杜甫，被一再“并提”，似乎是因为他们被安置于“二元对立”的框架内，世人需要李杜二人互为映衬。　　元白并提，自有并提的道理（例如元、白两人是好友、诗友，且文学主张相近），但是，既然元稹有他自己的佳作，例如，元稹的悼亡诗多达数十首，在文学史上享负盛名，足可担得起artistically effective 之评，那么，何以元氏悼亡诗反而在张教授的文学史叙述中不获表述？

元稹家喻户晓的悼亡代表作有《遣悲怀三首》（七律，核心名篇）和《离思五首》（七绝，“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出处）。《遣悲怀三首》如下（供参考）:

其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其二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其三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全唐诗·元稹诗》

元稹悼亡诗在几种文学史书中的地位

《唐诗三百首》中孙洙对《遣悲怀》三首有简评，说：“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清·孙洙《唐诗三百首》卷六) 。这是很高的评价。

王步高主编《唐诗三百首汇评》（修订本），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兼提《遣悲怀》七律三首：“由于感情真挚，并能将律诗口语化，故较之潘岳悼亡诗尤为人所爱读。如‘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等句，皆属对工整，而又如话家常。这对于律诗的通俗化有一定影响。”（第二册第七章）

寥寥数语，既点出元诗胜于潘岳之作，又道出元诗在文体发展史上的地位。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同样推许元稹悼亡诗。

这里不是说元稹新乐府诗的弱点不可以在文学史书中评论（重视“客观”的文学史书写，目标应该是：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

问题是，张教授讨论元稹新乐府而实际上却没有列举元稹的新乐府诗作，缺了实例的支撑，只给出a failure的评语，甚为抽象，不好理解。

胡旭《悼亡诗史》，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

胡旭《悼亡诗史》说：“在历代悼亡诗人中，元稹堪称大家，他的悼亡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流传广泛，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胡旭《悼亡诗史》，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页63)。誉之为“大家”与贬之为a failure，两种评判实有霄壤之别。

综上所述，元稹悼亡诗得到的评价之高，流传之广，都远胜于元稹新乐府诗。因此，文学史书如果略去元稹悼亡诗不谈，难免给人“失焦”的印象。

公私之别：元白新乐府创作意图辨析

日本学者静永健 (Takeshi SHIZUNAGA)见世人常将元、白“新乐府诗”相提并论，提出过商榷意见，静永健说：“双方的《新题乐府》，历来仅以这种单一讽谕目的来研讨，并不妥当，其实这动机问题还有研究的馀地，应进一步商讨。”(静永健《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88)。

历来学界普遍认为元稹、白居易《新乐府》的创作价值集中于讽谕济世，然而，张教授不翻译“讽谕诗”这名称，而是着重讨论新乐府诗篇就是为了做social criticism/critique （“社会批判”。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洪涛《收效失效——酝藉者之尺，岂能量出“收效”之果?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七十)》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6-08-21。https://news.qq.com/rain/a/20260821A02H3C00)。　　静永健对元稹组诗《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有比较细致的考辨，他提出：白居易新乐府创作偏向为公针砭时弊，而元稹新乐府则暗藏个人诉求、自荐求仕的“为私”取向，二者创作内核存在显著差异。

静永健《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中华书局2007年版。

从文本结构来看，元稹有些诗作存在诗意转折以及后半段脱离社会批判转而自我陈情的特点。下面举些实例。

元稹《华原磬》前半篇紧扣乐器材质更迭的现象，由泗滨石被华原软石替代，推论宫廷雅乐衰败、俗乐盛行，进而关联玄宗耽溺新乐因而酿成安史之乱的朝政弊病，讽谕属性鲜明；可是，诗作的第十七句之后，笔锋陡转，不再针砭社会乱象，请看：

泗滨浮石裁为磬，古乐疏音少人听。

工师小贱牙旷稀，不辨邪声嫌雅正。

正声不屈古调高，钟律参差管弦病。

铿金戛瑟徒相杂，投玉敲冰杳然震。

华原软石易追琢，高下随人无雅郑。

弃旧美新由乐胥，自此黄钟不能竞。

玄宗爱乐爱新乐，梨园弟子承恩横。

霓裳才彻胡骑来，云门未得蒙亲定。

我藏古磬藏在心，有时激作南风咏。

伯夔曾抚野兽驯，仲尼暂和春雷盛。

何时得向笋簴悬，为君一吼君心醒。

愿君每听念封疆，不遣豺狼剿人命。

(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页720)

明万历刊本《元氏长庆集》

前半写乐器雅俗更替，后半转出玄宗耽溺新乐招致祸乱，然后第十七第十八句说“我藏古磬藏在心，有时激作《南风》咏”，以古磬自比，将器物喻作自身（“我”）忠君济世的才干；其后，又说“何时得向笋簴悬？为君一吼君心醒”直白抒发渴望被帝王赏识、入朝施展抱负的心愿，彻底转为个人仕途的自我推介。

元稹《五弦弹》的创作逻辑与《华原磬》如出一辙。诗篇前半批判德宗朝追捧五弦琵琶俗乐的浮华风气：

赵璧五弦弹征调，征声巉绝何清峭。

辞雄皓鹤警露啼，失子哀猿绕林啸。

风入春松正凌乱，莺含晓舌怜娇妙。

呜呜暗溜咽冰泉，杀杀霜刀涩寒鞘。

促节频催渐繁拨，珠幢斗绝金铃掉。

千靫鸣镝发胡弓，万片清球击虞庙。

众乐虽同第一部，德宗皇帝常偏召。

旬休节假暂归来，一声狂杀长安少。

主第侯家最难见，挼歌按曲皆承诏。

水精帘外教贵嫔，玳瑁筵心伴中要。

臣有五贤非此弦，或在拘囚或屠钓。

一贤得进胜累百，两贤得进同周召。

三贤事汉灭暴强，四贤镇岳宁边徼。

五贤并用调五常，五常既叙三光耀。

赵璧五弦非此贤，九九何劳设庭燎。

(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页722)

元稹《五弦弹》后半巧用“弦”“贤”谐音，借“臣有五贤非此弦”标榜自身有才德，可堪大用。这就将社会议题转化为自我才学的宣传。

静永健《汉籍伝来 白楽天の诗歌と日本》，勉诚社2010年版。

静永健认为，元稹《五弦弹》后半混入士大夫自我期许、自我伸张。

这种一题之内表意的杂乱并非行文编排上的疏漏，而是元稹刻意借乐府题材寄托个人境遇的结果 —— 彼时他仕途困顿，于是借咏乐（弦乐）抒怀，借评乐之机自荐。元稹《上阳白发人》也能印证这一创作倾向。

诗作开篇依照乐府旧题书写上阳宫女的孤寂命运，后半却跳转笔墨叙写肃宗后裔闲散无官、婚嫁无着的窘境，末句“女遣从夫男作吏”落脚于男性应当入仕任职的诉求。请看《上阳白发人》：

天宝年中花鸟使，撩花狎鸟含春思。

满怀墨诏求嫔御，走上高楼半酣醉。

醉酣直入卿士家，闺闱不得偷回避。

良人顾妾心死别，小女呼爷血垂泪。

十中有一得更衣，永配深宫作宫婢。

御马南奔胡马蹙，宫女三千合宫弃。

宫门一闭不复开，上阳花草青苔地。

月夜闲闻洛水声，秋池暗度风荷气。

日日长看提众门，终身不见门前事。

近年又送数人来，自言兴庆南宫至。

我悲此曲将彻骨，更想深冤复酸鼻。

此辈贱嫔何足言，帝子天孙古称贵。

诸王在合四十年，七宅六宫门户閟。

隋炀枝条袭封邑，肃宗血胤无官位。

王无妃媵主无婿，阳亢阴淫结灾累。

何如决壅顺众流，女遣从夫男作吏。

(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页718。)

《新编元稹集》

结合元稹当时的处境，我们不难发现：他由宫女不幸、宗室落魄（“肃宗血胤无官位”）联想到自身空有才学却不能显达的失意境况，借古题的讽谕外壳，倾诉怀才不遇的苦闷，个人情绪盖过了社会批判的初衷。未句“男作吏”，宜当作“做官”解。

静永健结合元稹年谱推算，元稹这十二首新乐府当作于元和四年出任监察御史之前，当时他还没有跻身朝堂，这正是其诗作“为私陈情”的现实根源。 静永健的推算，我们不能迳视为事实，然而元稹在以上三首诗都抒发为朝廷效力的意向，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反观白居易五十首新乐府诗始终立足民生朝政，以讽谏君主、改良社会为核心目标，“公利导向”清晰稳定。

综上所述，元、白新乐府虽然大体上同属新题讽谕乐府的流派，但是，他们两人创作初衷却非同一：白居易以诗为公，心系世道民生；元稹新乐府有时候借题抒私情，暗含自荐求进（上进，即涉及元稹自身的social mobility）的诉求。

杨军、周相录主编《元稹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我们厘清他们二人诗作的公私之别，方能跳出“单一讽谕论”的固化认知，更完整解读元稹新乐府的文学价值和时代内涵。

以上论述，以静永健的意见为基础。

静永健的探讨，可能受到陈寅恪(1890-1969)《元白诗笺证稿》的启发。下一节，我们略探陈寅恪对此话题有何建树。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论元白异同

陈寅恪说：“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庸俗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是也。”(《陈寅恪合集・元白诗笺证稿》，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页161)。　　陈寅恪又解释：“每篇唯咏一事、持一旨，而不杂以他事及他旨，此之谓不杂。此篇所咏之事、所持之旨，又不复杂入他篇，此之谓不复。 ”

《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15年版。

白氏《法曲》和《华原磬》的主旨都是“乐与时政通”，《法曲》之主旨在正华声、废胡音，而《华原磬》的核心主旨是推崇古式乐器、贬斥当下（中唐时期）流行乐曲。

再如，《立部伎》和《五弦弹》都惋惜正统雅乐日渐衰微，然而《立部伎》批判太常寺三位官员履职失职，借此针砭雅乐被俗乐挤占取代的乱象；《五弦弹》刻画乐师赵璧弹奏五弦琵琶技艺精妙，借此感慨民间俗乐盛行风靡。

《立部伎》和《五弦弹》两篇是从不同角度展开议论。再对比《华原磬》与《立部伎》：两篇都对当时掌管礼乐的相关人员加以讥讽，但《立部伎》批评的是身居文职要位的礼乐官员，《华原磬》指责的是见识浅陋的底层乐工。二篇针对的批判对象各有区别。

唐代原本的“立部伎”，涵盖的音乐门类十分宽泛，像《破阵乐》《太平乐》都被归入其中，而白居易创作时，已经在《七德舞》专门写过《破阵乐》、在《西凉伎》单独描摹《太平乐》，所以《立部伎》这一篇通过描写“立部伎”从宫廷雅乐沦为民间杂耍的过程，批判太常寺官员失职导致礼乐制度混乱。

(日)花房英树著；王文亮,黄玮译《白居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以上这些细节，都能看出白居易在新乐府诗的篇章布局、内容规划上有意维持一篇一意。（参看《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

结论

本文的主要探讨文学史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体裁辨析、选篇代表性以及批评标准的单一化等问题。笔者从张隆溪教授中的was a failure谈起。

张教授说元稹的新乐府诗was a failure（失败），语气重，属于“整体上不成功、没有达成预期目标”的强判断。

黄湄的中译本中was a failure 成了“不算成功”，这是温和的弱否定，意思是元稹乐府诗没有成功但未必是彻底失败。中译本这样表述属于抨击但留有余地，暗示或许仍有局部可取之处。

一般而言，“失败-不成功”的语气梯度是：was a complete failure（彻底失败）＞ was a failure（失败）＞ not very successful（不算很成功）＞ not a success（不算成功）。

因此，我们可以判定：中文版的“不算成功”，和张教授的was a failure不同。实际上，张教授个人对元微之新乐府诗的评价很低，元稹新乐府似乎是因为“元白并提”习套而在张书中得到一席之位。

《新刊元微之文集》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设立Bo Juyi, Yuan Zhen, and the “New Music Bureau” Poetry 这专题，实际内容却是元氏新乐府诗普遍不佳（广受好评的元氏悼亡诗却不获重视）。

其次，这一新乐府专题根本没有引录元氏新乐府诗为例，只谈及元氏的旧题乐府。这是明显的失焦。

张隆溪教授的依据是：元氏乐府诗的道德教化过重、说教削弱艺术效果。然而，若我们回到元白自身对“新题乐府”的体制界定、文本分类与创作意图，则可见张教授对元稹的评论存在三方面值得再思之处。

其一，体裁归属的混淆。

元稹在《元氏长庆集》中清楚区分“乐府古题”与“新题乐府”：前者如《织妇词》十九首，后者如《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含《上阳白发人》等）。《连昌宫词》虽具讽谕精神，却被元稹自编于“新题乐府”之外（参看文渊阁本《元氏长庆集》卷二十四）；《行宫》则为五绝近体，本来就不入乐府系统。

张隆溪教授将《织妇词》末四句置于 New Music Bureau Poetry题下讨论，易使读者误认它为新乐府代表作，且译文聚焦蜘蛛和蛛网而弱化织妇主体，偏离原诗“讽谕织妇身不由己”的核心。

（日）增田清秀《乐府的历史性研究》，巴蜀书社2022年版。

其二，批评标准与元白异同。

张书以“过于直露”为新乐府诗之病，实是承继胡适以来文人诗学对含蓄蕴藉的偏好；然而乐府本有“贵真”“直陈其事”的民间美学传统，因此，直白未必是缺陷，而是文体源流所决定的表达方式。若以文人拟乐府的婉曲标准强加于新乐府，难免失之偏颇。

元稹的新乐府诗之所以在当代文学史（如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新著》或张隆溪译本）中得到“不成功 / a failure”、“缺乏艺术效果”的评价，甚至被批评为“过于重视说教”，本质上源于后世评论者常以文人诗标准去强求承袭汉乐府“质直刺世”精神的讽谕作品。

然而，元稹有“直其词”的创作自觉，其直白是乐府的原生特质，不应被简单贬为艺术上的缺陷。

另一方面，元稹所谓“直其词以示后”，更意在以直言证明他所处的时代够开明，此一层“颂圣／留史证”的附加意图，与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纯讽谕，本质上有差别。

陈寅恪指出元稹乐府诗常是一诗之中头绪纷杂，静永健进一步指出：元氏乐府诗有时后半转入自我陈情、自我推荐（例如《华原磬》《五弦弹》《上阳白发人》），形成“一诗多旨”的繁复结构；而白氏新乐府诗则力求“每篇唯咏一事、持一旨，不杂亦不复”，故艺术完整性较高。

总之，我们不妨说元稹的新题乐府诗有“为私”之迹。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宋刻本《白氏文集》

其三，文学史书写的取舍问题。

张书的撰写目的是推介汉语经典成为“世界文学”，却未列举元稹最脍炙人口之作，使读者难以判断元稹作品整体艺术价值，也无法了解元稹的文学地位如何（例如，元稹的悼亡诗是中古悼亡文学的里程碑，其名句“曾经沧海难为水”“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成为汉语爱情、悼亡的公共意象，更渗透后世诗文戏曲，深刻影响后世悼亡文学的写作思路）。

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新著》谓元稹乐府“没有成功之作”，但未忽视元稹艳诗、悼亡诗之成就；袁世硕、陈文新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更专设“白居易的闲适诗与元稹的悼亡诗”一节。

张隆溪教授对元稹悼亡佳作不置一词，这反映出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的“元白新乐府框架”似乎造成了“盲点”。

如果文学史仅以狭窄的审美焦点裁断文体的多元性，又以片段译文代替整体文本，则其结论难免流于简化。

元稹现存严格意义的新题新乐府凡十二首，而专悼韦丛之悼亡诗共计有十六首，数量上悼亡诗多过新乐府诗。我们相信，元稹悼亡诗更具文学史意义。张教授没有注意及此，但原则上，张教授的核心关怀（“世界文学”）也特重佳作。

元稹编《元氏长庆集》，把“悼亡”列为诗歌门类。这在文学史上是一大创举。

陈寅恪对新乐府诗较能包容，他认为：“〔乐天乐府〕词句简单流畅，几如自然之散文，却仍极富诗歌之美。”（《元白诗笺证稿》，译林版页331）。陈寅恪看法，大异于“含蓄酝藉派”诗观。

《元稹和中唐士人心态》

附记一 宏大叙事、微观史学

元稹和白居易在历史上并称“元白”。

但是，在近几十年的文学史论述中，常见“白前元后”——编排上，元稹一般“附于”白居易，或者嵌于“中唐新乐府”题下、居于次要地位，未必有独立的“元稹专节”。

我们接触的历史书，通常是经过叙事框架、概念标签的中介(mediation)而编写成的。这是新文化史给我们的启示之一。

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附记二 元稹怎样对待自己的悼亡诗

“新乐府运动”这个词，大约是民国时期才出现的。这点，杜晓勤教授的著作已有讨论。

元稹“悼亡诗”独立成类，始于元稹元和七年的早期自编诗集。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作于元和七年（812）江陵贬所，是元稹早期自编诗集的总叙，也是文学史上第一次把“悼亡”当作诗歌门类单独标立出来。

元氏悼亡诗主要是哀悼他的元配妻韦丛（元和四年809卒）而作。

《元稹研究》

据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元稹在元和七年，已有诗八百余首，他认为自家诗篇以类相从的话，可分为十体，凡二十卷：1. 古讽；2. 乐讽；3. 古体；4. 新题乐府；5. 律诗五言；6. 律诗七言；7. 律讽；8.悼亡；9. 艳诗古；10. 艳诗今。

可见“悼亡”是十体之中完整的一个类别，不附属在古体、律诗之下。据此可以想见：元稹对自己的悼亡诗是很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