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张爱玲选择跑路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以去港大复学为由，申请离开大陆，从此告别了上海这片故土，此生再未归来！

　　张爱玲在多篇自述中，反复讲到两个细节。

　　第一是在上海申请出境时，民警对她完全是敌人的态度，认为她动机不纯，心里有鬼，出去是要搞破坏。

　　但出境申请批下来后，民警态度立刻变得客客气气，服务十分周到，因为此时她已经属于“外人”，无需按内部审查标准对待。

　　民警要代表组织，做好相关统战工作，以“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第二是她经罗湖桥进入香港，过海关检查时，工作人员认出了她，说通行证上的名字是化名，你是不是作家张爱玲？

　　张爱玲说当时“整个人如五雷轰顶”，担心出境计划就此失败，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迷迷糊糊地说了个“是”。

　　但出乎她意料的是，海关人员没有为难她，只对她说了一句：“我看过你很多小说！”

　　在后来的讨论中，张爱玲的离开被反复贴上“背叛”或“明智”的标签。

　　但这两个词都太生硬，真实的张爱玲没想这么多，她只是不适应新环境，想要离开这里！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张爱玲过去的作品，都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类，但她本人被列为可“争取”对象。

　　为了适应新时代与新环境，张爱玲开始尝试写“无产阶级”的故事，长篇小说《十八春》就是这样出现的。

　　在这篇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

　　尽管她努力向新政权靠拢，却还是在不经意间，在小说中流露出对政治的态度：政治决定一切，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这句话后来流传开来，变成了“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来关心你”！

　　为了团结文艺界，组织对张爱玲十分礼遇，1950年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亲自邀请她，参加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

　　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身穿旗袍的张爱玲与众人格格不入，当时在场的好几百人，都是男穿中山装，女穿列宁服。

　　张爱玲这种旧时代的小资打扮，成了众人眼中的“异类”。

　　很难说这次会议，究竟对张爱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她的亲弟弟张子静，回忆此时最后一次与姐姐见面，是在1951年的春天。

　　当时他问姐姐张爱玲对未来的打算，张爱玲说：人民装太呆板，我是不会穿的！

　　但张爱玲的离开除了恐惧之外，还有一层更深的矛盾，关乎文学本身。

　　张爱玲一直以来写的是“人”，那些都市男女的欲望、算计、挣扎与苍凉，是“人生的一面”。

　　而那个时代要求的，是写“人民”，是宏大叙事，是英雄人物，是革命斗争。

　　她无法“改造”自己，不是因为她傲慢，而是她太敏感、太疏离、太个人主义。

　　她无法像许多知识分子那样，真诚地脱胎换骨，去写她不熟悉的工农兵生活。

　　如果强行留下，她要么从此沉默，要么写违心的作品，这两样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死亡。

　　她选择离开，是为了维系作为作家的那部分生命，虽然那部分生命，后来在外面也并没有真正绽放。

　　而她之所以能离开，除了个人的决断，还依赖一个短暂的历史窗口。

　　1952年前后，香港大学复课，她以“继续学业”为由申请出境，当时对知识分子去香港的管制相对宽松，她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缝隙。

　　她用“求学”而不是其他名义离开，既给了自己一条退路，也给了文艺界一个不太难堪的台阶。

　　这不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逃亡，更像在时机出现时果断起身，趁着门还没关，赶紧走了出去。

　　至于如何评价这件事，取决于你站在哪个坐标上看？

　　从国家或革命的视角看，她的离开会被视为对新生政权的不信任和逃避。

　　在那个需要所有人投身建设的年代，她的“跑路”确实带着一种离心力。

　　但从文学和个人的视角看，这是一次成功的止损。

　　张爱玲太多身份的原罪了：她的曾外公李鸿章，在当时被定性为头号汉奸卖国贼；她的父母属于剥削阶级；她和汉奸胡兰成关系暧昧，属于绝对的政治污点！

　　如果她留下来，那一轮又一轮的运动，不可能放过这个靶子！

　　她本人会受尽磨难，而中国文学未必能因此得到什么，反而可能失去一位极具辨识度的作家。

　　她后来在海外的写作，虽然政治倾向时有争议，但《红楼梦魇》和晚年的考证工作，依然延续了她独特的文学生命。

　　她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叛徒，她只是一个想“写下去”的人，在历史的夹缝里，为自己找了一条生路。

　　她对任何宏大叙事都抱有警惕，她只相信个人的及时保全。

　　在她看来，时代巨轮碾过时，个人能做的不是去挡车，而是尽量找一个缝隙，把自己藏好。

　　这不是“爱国”与“卖国”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极度清醒的个人主义者，察觉到环境无法容纳自己后，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

　　她预见了自己在此地无法写作，于是选择了自我放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她离开后并没有做出格的事！

　　她没有发表反动言论，没有参加任何反华组织，没有政治行动。

　　她只是安静地写作、研究，在美国期间为香港电懋影业写过剧本，但那更多是为了生计，内容也并不激烈，后来她自己也不愿多提。

　　而官方对她的态度，在不同时期是清晰分层的。

　　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她在大陆被冷处理，作品禁绝，但并未被定性为敌人，属于“不欢迎”但“不追究”的灰色地带。

　　改开后官方主动伸出橄榄枝：上海有关部门在80年代，曾先后通过她的姑姑张茂渊、弟弟张子静联系她，邀请她回国访问。

　　为了打消张爱玲的顾虑，当时的统战部副部长甚至承诺：如果担心历史问题，可以由官方做出历史结论，上海文艺界代表可以公开致歉！

　　这说明在官方眼中，她的出走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而非“立场敌对”。

　　她不是国民党高官，不是军统特务，只是一个旧文人，在爱国统一战线的框架下，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但她在互联网上的评价，却又是另一回事：张爱玲的出走，往往被简化为“背叛祖国”或者“清醒洞察”，成了彼此讨伐的靶子。

　　张爱玲不想卷入政治，一生都在逃避政治，然而时代却一次次把她卷进政治漩涡，哪怕身后也不得安宁！、

　　张爱玲不是不爱国，她只是不相信宏大的时代，能容下她那种细小的、具体的、带着烟火气的文学。

　　她只能选择离开，至于后人怎么议论，她大概也不会在意。

　　毕竟她早就说过，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