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8日,韩国盖洛普发布了一份让青瓦台坐立不安的民调: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跌至37%,连续四周刷新就任以来最低纪录,不支持率飙升至56%,差距拉大到1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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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刺眼的是差评理由,20%不满房地产政策,16%不满人事安排,两项加起来超过三分之一。
正是在这份数据的推动下,李在明当天在青瓦台迎宾馆站了整整100分钟,说出了那句在韩国宪政史上极为罕见的话:“民众永远是对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做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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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李在明的人都知道,让这个人低头认错,比让他放弃检察改革还难,从城南市长一路杀到总统宝座,从绝食抗议到街头遇刺,他的政治生涯就是一部“不服输”的历史。
所以当他在记者会上坦然承认“取得一些成绩后,恐惧和谦逊减少了”,而韩国媒体的反应不是感动,而是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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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记者会的形式本身就传递了信号,原本坐着的改为站立,与记者的距离从2.5米缩短到1.5米,背景挂出“更加关注民意,更加关心民生”的横幅。
记者会推迟了半小时,原因是总统还在亲自修改发言稿,这些细节堆在一起,很难说全是自然流露。
但恰恰是这种精心设计的“放低姿态”,说明青瓦台已经算清楚了:继续硬撑的政治成本,远高于低头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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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让这场“罪己诏”真正有分量的,是紧随其后的连锁反应,记者会次日,被视为李在明铁杆亲信的法务部长候选人金盛元宣布辞职,并亲口说“昨天看了总统记者会后下定了决心”。
加上9月13日退出的人事,李在明二期内阁的六名部长候选人已折损两员,其政府成立以来中途落马的部长候选人累计达到五人。
执政阵营内部甚至出现了将8月底内阁改组称为“人事惨案”的叹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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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李在明姿态有多低,而是这场反省之后,他准备做什么。
记者会上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李在明承认施政“不够细致、缺乏沟通”,却从未宣布根本调整房地产改革等核心政策方向。
这构成了一种微妙的政治逻辑,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没跟国民说清楚”,用他自己的话说,“明明是正确的政策,为什么还要反对”的恨铁不成钢心态,恰恰是需要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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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我诊断看似深刻,实则暗含了一个危险的预设:政策方向没有错,错的只是执行方式。
换句话说,李在明愿意换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去说服国民接受他的“正确”,但并没有准备好让国民来纠正他的“不正确”。
这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父爱主义”:政府知道什么对民众最好,民众的不满只是暂时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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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道歉并非没有先例,2008年李明博因进口美国牛肉风波两度道歉,2004年卢武铉因亲信受贿公开谢罪,2016年朴槿惠因“亲信干政”发表对国民谈话。
但李在明这次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是为某个具体丑闻道歉,而是为一种执政态度道歉。
这反而让承诺更难兑现,具体丑闻可以通过撤换责任人来了结,执政态度的转变却需要整个决策机制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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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治的观察者都清楚,一位总统说“国民永远是对的”并不难,难的是当国民反对某项政策时,他是否真的愿意停下来重新审视。
从记者会的基调看,李在明一方面承认沟通不足,另一方面坚持改革目标不变,本质上是在说:我会换一种方式让你们理解我,但我的方向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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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考验不在记者会上,而在之后的人事任命中。
如果他继续优先考虑政治忠诚而非专业能力,如果政策决策仍然排斥不同意见,那这场“罪己诏”就会像韩国选民已经见过多次的那些“深刻反省”一样,迅速沦为政治修辞。
但如果他开始允许政策被现实纠正、让异见进入决策过程,那9月18日的青瓦台记者会,或许真的能成为他执政方式调整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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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一个政府最危险的状态从来不是犯错误,而是简单粗暴地把民众的不满理解成沟通不足。
李在明说的那句“民众永远是对的”,究竟是真心认错,还是换了种方式继续“教育”国民?答案不在青瓦台的发言稿里,而在接下来的每一个决定中。
参考资料:
民调跌新低 李在明道歉——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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