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追踪72位211高校海归院长：“明星效应”如何影响学科产出？

近二十年我国多个海外人才项目举措大规模铺开，海归院长能否真正带动本土产出，是亟待评估的问题。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董晓芳与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乔列成师生两人联手，首次回答了这个问题。用董晓芳的话说，“研究最大的创新，是首次将高产学者的学术明星效应与政治权力效应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这也是被编辑和审稿人认可的核心贡献。”

撰文 | 冯丽妃（《中国科学报》记者 ）

当一位海归学者出任高校院长，他会如何影响院系发展？会拉动学科科研实力提升还是仅仅成就个人的“明星效应”？学术界对此讨论已久，却大多依赖经验判断，缺少实证证据。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董晓芳与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乔列成师生两人联手，首次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梳理了2001至2019年间218个211高校经济学院系的相关数据，把其中72位海归院长上任前后的院系产出逐一比对，发现海归院长会让院系的英文论文发表量平均提升40%。这个过程没有挤占中文发表，也未增加科研经费倾斜，主要渠道是通过其个人知识溢出、扩展合作网络和推动人员招聘国际化等。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研究政策》（Research Policy）。

“研究最大的创新，是首次将高产学者的学术明星效应与政治权力效应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这也是被编辑和审稿人认可的核心贡献。”董晓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乔列成（左）博士毕业时与导师董晓芳的合影。

不到30%：海归院长比例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开展这项研究？

董晓芳：在政策背景上，近二十年我国多个海外人才项目举措大规模铺开，海归院长能否真正带动本土产出，是亟待评估的问题。

但这一方面存在研究缺口。国外已有大量关于“学术明星效应”的研究，国内也有关于行政权力对教师产出的影响，但很少把明星学者和行政权力结合，分析海归院长治理院系的综合效果，这在文献上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中国科学报》：研究中如何定义“明星”海归院长？

董晓芳：我们对海归院长的定位是，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或连续两年以上参与海外访学项目的学者。同时，研究参考了国际评价标准——国际上主要使用引用加权论文数的方法识别“明星”学者，取所属学科内排名前1%或前5%分位的数据标准。

我们将论文发表量和单篇平均被引用因子作为关键核心指标，将211院校的海归院长与普通学者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他们的论文发表量和引用因子平均是普通学者的7倍以上，因此这些海归院长在产出水平上可以被定义为“明星”。但由于研究样本仅有72位海归院长，并未在学者排名上做进一步的识别。

《中国科学报》：72位海归院长及其回归有什么特点？他们和本土院长任职比例有什么差异？

董晓芳：海归院长86%拥有海外博士学位、42%曾在海外获终身教职、47%为海外空降（从海外或校外直接引进任职）。超一半人的博士毕业院校或曾任职高校属于QS全球排名前50的海外名校。他们的回流集中出现2001年、2015年两个高峰时段，和国家阶段性海外人才引进政策节奏相呼应，对应“十五”到“十三五”国内高校快速发展阶段。

乔列成：从学院层面看，在我们分析的218个211高校经济学类院系中，72位海归院长分布在60个学院中，相当于有60个学院至少有过一次海归院长，27.5%的学院有过海归院长任职经历，剩余超过七成的院系由本土院长执掌。

从人数来看，从2001年至2019年间，218个经济学类院系中发生超过500人次院长更替，其中海归院长仅有72位，占比不足总人数的七分之一，本土院长占绝大多数。

《中国科学报》：这些占比似乎与目前大众固有印象不大相符。

董晓芳：的确，大众普遍印象中211高校经济学学科已经高度“海归化”，但从我们的数据来看并非如此。即便在211高校的经济学学科，海归院长整体占比仍然偏低。

我们还有一份校长级别的数据可以作为对比。统计显示，海归校长占比达到57%以上，近年来这个比例可能还在继续上升。但校长和院长的研究不能混为一谈。各大学之间办学定位、资源禀赋差异巨大，校长学术影响力距离一线院系较远。对照组可能只能做相关性分析，而不是因果分析。

40%的产出提升：没有挤占中文论文产出

《中国科学报》：这项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海归院长上任后，所在院系的英文论文产出平均提升了约40%。这个增幅是如何得出的？排除了哪些干扰因素？

董晓芳：40%是平均效应，也是院系第一次聘任海归院长带来的冲击效应，不是每一届海归院长持续叠加的效果。不同院系之间分化很大，部分院系增幅只有百分之十几，也有的院系增幅达到60%以上。简单来讲，就是对比同一个院系在迎来海归院长之前和之后的变化，同时和没有引入海归院长的同类院系做参照，排除干扰后，得到的平均值。

乔列成：我们做了大量的干扰因素排除与稳健性检验，如控制学校的研发经费投入、科研人员规模以及不同学校自身学科随时间发展的固有趋势，吸收各地人才政策、宏观经济带来的外部冲击，让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院系条件尽量可比，前后做了七大类稳健性检验，这个效应依旧稳健成立。

乔列成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选择论文作为主要评价指标？

乔列成：对经济学研究者而言，论文是科研人员产出知识最核心的载体。相较于部分理工科领域存在专利、技术转让等多样化的成果转化形式，经济学研究成果通常更多通过学术论文加以呈现。因此，论文能较为直接地反映经济学研究者的科研产出。

《中国科学报》：英文论文增幅为什么没有挤占中文论文产出？

董晓芳：这是我们特别想验证的一个问题。国内一直存在这样的批评声音：海归学者主导的学院一味追逐英文发表，会牺牲中文成果，弱化本土话语体系建设。

我们下载了中国知网的论文数据，把北大核心、CSSCI中文核心论文等全部纳入检验。从回归结果来看，中文论文的系数是微弱正向，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海归学者带来的是国际合作、新学者流入等增量，而不是把同事的中文产出“转换”为英文产出，因此不存在英文发表挤压中文产出的现象。

董晓芳

《中国科学报》：海归院长提升科研产出主要依靠哪些渠道？

董晓芳：我们提出了三个实证机制：知识溢出、全球合作、海外人才引进。其中，知识溢出的影响系数是最大的，全球合作的效应最为稳健。知识溢出很大程度上体现为peer effect（同辈效应），也就是同事发表带来的正向影响。全球合作也是一个可以实证的部分。通过追踪每篇文章的作者来自哪些国家，来观察跨国合作的占比。结果显示，在学院40%的产出提升中，海归院长带来了更多与国外的合作网络。海外人才引进增幅作用也同样显著。

当然，海归院长带来的管理制度、学术氛围，在现实中的作用也非常大。比如，公平、透明的学术制度和晋升规则，会给同辈效应带来正向激励。当发现学科较弱、缺少年轻学者或国际学术联系时，他们会主动引入自己的国际人脉资源，来学院作讲座，配套开放Office Hour（答疑时间）、茶话会或是小组会，让青年教师可以和来访学者一对一交流，把前沿思想传递给全院，最终实现跨方向的知识外溢。但这类渠道很难用量化指标衡量。

《中国科学报》：可否举几个相关的案例？

董晓芳：国内经济学学科发展，尤其早期那一批开拓型的海归院长，对整个学科的影响格外深远。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首任名誉院长邹至庄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洪永淼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田国强教授等一批学者都属于这一代人。他们中很多人学生时代都参加过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由当时的国家教委和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合作设立，福特基金会资助，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班，被称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黄埔军校”。不少学员后来赴美深造，学成之后回国，成为各大高校经济学院系的带头人。这种范式冲击，也实实在在改变了国内经济学学科的研究路径。

拿我所从事的城市经济学举例，早年国内的区域经济学，更多偏向政策范式研究，能够有效回答中国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但缺少量化结论。当接触国际学术范式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一领域完全可以走向量化、空间化，可以用数理模型工具去解读中国现实，更有效地解决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经费非核心驱动力，个人与院系产出分化

《中国科学报》：研究认为额外科研经费对海归院长的产出影响不大，这似乎与“海归学者受高薪和经费吸引回国”的普遍印象有出入。研究是怎样统计分析经费因素的？

董晓芳：首先要厘清两个概念。我们研究检验的，是全国教师共同公开竞争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这类纵向竞争性课题经费，不包含高层次人才的个人高薪待遇、人才引进专项科研启动经费。人才专项启动经费属于国家、学校层面单独发放，相关数据并不公开，不在本次实证分析范围之内。

我们原本还有一个预判：很多海归学者刚回国，缺少国内学术人脉，在申请国内纵向基金时或许会处于劣势。但实证结果显示，海归院长执掌的院系，纵向课题经费既没有显著增多，也没有显著减少。也就是说，院系英文论文产出的提升，并不是依靠拿到更多竞争性纵向经费实现的。这从侧面说明，国内这类竞争性纵向课题的评审整体具备相当的公平性。

《中国科学报》：本项研究中，海归院长个人的学术产出与其所在院系的产出提升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行政职务是否会对其个人研究产生影响？

董晓芳：两者并不一致。我们的统计结果显示，海归学者担任院长后，个人学术产出没有显著上升或下降，整体维持持平状态。这个结果和另一项针对国内本土院长的研究形成反差，那项研究发现本土院长走上行政岗位之后，个人论文发表会显著增加，研究者将其解释为行政权力带来资源集聚效应。

对于海归院长个人产出持平，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行政事务确实挤占了他们的科研时间。如果不承担院长的管理工作，这批本身属于学术明星的学者，本应处在个人科研产出的上升周期，行政职务事实上对其个人科研创新形成了隐性消耗。

乔列成：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仅统计了论文产出数量和期刊层级，并没有进一步分析海归院长个人研究方向变迁、论文内在创新质量。我们观测到，院长个人产出平均保持不变，但院系层面整体科研成果实现增长，二者表现是分化的。

《中国科学报》：面对国内普通高校海归人才引进、学科治理与国际化建设，这项研究带来哪些启示与建议？

董晓芳：人才引进不能只盯着人本身，制度土壤尤为关键。假设在国家层面筛选引进一批人到偏远或发展较慢的高校，会不会真的产生效果？我个人认为会产生一定效果，但前提是有好的制度土壤，允许他去大刀阔斧地进行一些改革，形成一套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晋升评价制度，让学者不用耗费精力应对科研之外的杂务，达到标准就可以获得晋升；同时形成好的学术氛围，师生、同事之间平等开展学术探讨，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乔列成：这项研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份来自中国的经验样本。我国科研从追赶走向部分领域赶超，依靠归国人才推动学科建设的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非洲、东南亚等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在如何通过人才引进提升本国科研水平方面具备借鉴意义。

同时也要看到，本研究结论基于211高校经济学学科，不能简单复制到普通地方高校。引进海归人才，需要匹配对应的改革空间与学术环境，仅仅引进人才，缺少配套制度，很难复刻同样的学科提升效果。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拓展相关研究，探索不同学科背景下人才治理的更多规律。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26.105576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科学网”，原标题为《海归当了院长，“明星效应”如何影响学科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