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玉娇 | 《文昌孝经》版本考略

作者简介

沈玉娇

宗教学博士，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道教文献整理与研究。

摘要

《文昌孝经》是文昌信仰孝道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文昌信仰研究的重要文献，其中所蕴含的孝道思想对当今社会思想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文昌孝经》作为一种独特文化信仰的重要劝善书，其存世数量较大，存世版本众多，但目前对《文昌孝经》的相关研究是以《重刊道藏辑要》所收入的版本为主，对《文昌孝经》的其他版本情况和源流关系的研究尚有不足。因此，对比15种存世的《文昌孝经》，梳理流传较广的三大类版本，并进一步探究其版本关系，对厘清《文昌孝经》劝善思想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化，认识、理解和深入研究文昌孝道思想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文昌孝经》；版本概况；版本考辨；版本价值

《文昌孝经》又称《文帝孝经》，是文昌孝道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文昌核心思想价值的主要体现。其作者不详，多传为文昌帝君降笔所作，关于其成书年代也说法不一，一说是根据明代少保大学士邱濬的《文帝孝经原序》中“宋西山真先生，言是经，神妙通明，易晓如家常说话一般，无不动智而觉迷”［1］的记载认为其成书年代最迟不晚于宋代；［2］一说是根据《文昌孝经》未见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而收入《道藏辑要》，推测此书编纂于明中叶以后并于明末盛行。［3］

《文昌孝经》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劝善书，往往被视为与儒家《孝经》互为表里，相互补充，有“羽翼圣门”之用，因而得到世人重视，被广泛传抄刻印。《文昌孝经》存世数量较大，存世版本众多，或独立成书，或结集，或与儒释同类劝孝经文汇刻。目前学界对《文昌孝经》的研究多聚焦于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价值，或专门研究《文昌孝经》孝道思想，或依附文昌信仰、民间善书等进行文化研究。此外，对《文昌孝经》的相关研究主要以《重刊道藏辑要》所收入的版本为主，对《文昌孝经》的其他版本情况和源流关系的研究尚有不足。本文在整理和对比《文昌孝经》15种存世版本的基础上，归纳梳理流传较广的三大类版本，并进一步厘清其版本源流，通过厘清《文昌孝经》劝善思想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化，深化对《文昌孝经》的认识和理解，推进文昌孝道思想体系的纵深考据与多维阐释。

一、《文昌孝经》版本概况

明清时期，一些儒者认为《文昌孝经》能够“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有益于世道人心，因而积极参与到《文昌孝经》的编纂、校勘、刊刻和传播中，以至《文昌孝经》的存世版本较多，且传播广远，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还远播日、韩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目前，《文昌孝经》存世版本主要有六章、十八章和新六章三大类版本。六章版本的《文昌孝经》 经文前有明代邱濬和王鏊的序，一般认为较多保留了《文昌孝经》的原貌，内容更加可信。《文帝全书》《文帝书钞》和《重刊道藏辑要》所收录的均为六章版本。此外，还有黄正元依据六章版本删刈“梵呗之音”而成的十八章版本，和一说为方山道士宏教真人柳棨删改的新六章改本，版本情况如下：

（一）清乾隆四十年（1775）仁和关槐校定，武林王履阶增镌《文帝全书》版本

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均藏有此版本。其版心题名为《文帝全书》，正文题名为《孝经新注》，分上下两卷，由清代义陵刘体恕汇辑，古鼎刘广恕、古渝金本存、古鼎刘悟诚同订，仁和关槐校定，武林王履阶刊，每半页9行，每行大字21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单黑鱼尾，无栏线。此本以长洲汤万煌《孝经新注》2卷为底本，收入清乾隆四十年仁和关槐校定，武林王履阶增镌的《文帝全书》（共50卷24册）内函卷5至卷6，位于第4册和第5册。

从内容上来说，正文前有《邱濬序》《王鳌（鏊）序》《彭定求序》《南宫文仙序》《梁勋序》《吕祖序》《俞文耀序》《孝经题辞》《孝经新注后序》，正文分六章，章前有《开经偈》，正文为《育子章第一》《体亲章第二》《辨孝章第三》《守身章第四》《教孝章第五》《孝感章第六》。正文后有《经后赞语》《慈孝乐歌》。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收藏的书中，第4册内函卷5目录页和第5册内函卷6卷首页上方均钤“早稻田大学图书”方形朱印。

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书中，第4册内函卷五和第5册内函卷六上方均钤有“东京陆军幼年学校图书之印”和“名古屋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两方大小不一的朱印，右下方钤有长方形朱印“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印”。结合封面上方印有小字“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ER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及其下方日期“OCT 26 1954”和封面右侧上下两个馆藏标签，上方是“名古屋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的馆藏标签，下方是“樱美林图书馆”的馆藏标签，这些信息表明了该书的流传过程。

（二）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李凤彩辑梦杜楼《孔子文昌孝经合刻》版本

本书为电子书，版藏地不详。本书牌记题名和版心题名皆为《孝经合刻》，正文题名为《文昌帝君孝经》，不分卷，与《孔子孝经》合编为一册。本书每半页10行，每行大字20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单黑鱼尾，有栏线。本书《孔子孝经》和《文昌孝经》先由李凤彩所辑，其后内容为周福山续辑，于乾隆四十九年续刊，板存梦杜楼。

本书正文前有乾隆辛卯年（1771）李凤彩所作的《孔子文昌孝经合刻序》和乾隆甲辰年（1784）周福山所作的《续刻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序》。正文《孔子孝经》后为《文昌帝君孝经》，分为《育子章第一》《体亲章第二》《辨孝章第三》《守身章第四》《教孝章第五》《孝感章第六》六章。其后内容依次为《关圣帝君真经》《关圣帝君诰》《关圣帝君显应戒士文》《续刊孝行引证》。

（三）清道光八年（1828）楚南溆浦刘体恕汇辑，东川荣昌甘雨施增辑《文昌帝君全书》版本

此书收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其版心题名为《文昌帝君全书·孝经注释》，正文题名为《孝经》，与《圣经》《忠经》合为一卷，每半页9行，每行大字24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双边，单黑鱼尾，有栏线。

据卷端信息可知此版本《孝经注释》是由明代琼山邱濬和明代守溪王鏊注译，收入清道光八年刘体恕汇辑，甘雨施增辑的《文昌帝君全书》（共28卷，今存9册，卷1至卷23）卷3，位于第2册。据甘雨施所作《凡例六则》，《文昌帝君全书》是以义陵刘公体恕汇辑，大兴朱文正公钞要重刻本为底本，删去繁复，广采方志和仙释志等，增入9卷，合为28卷。

此《孝经注释》正文前有《吕祖序》《邱濬序》《王鏊序》《彭定求序》《梁勋序》，正文分六章，章前有《开经偈》，正文为《育子章第一》《体亲章第二》《辨孝章第三》《守身章第四》《教孝章第五》《孝感章第六》。

（四）《重刊道藏辑要》收入清代大兴朱珪校，睢阳蒋予蒲重订《文昌孝经》版本

此版本收入《重刊道藏辑要》。其版心题名、正文题名皆为《文昌孝经》，不分卷。本书为大兴朱珪校，睢阳蒋予蒲重订版本。本书每半页10行，每行大字24字，左右双边，单黑鱼尾，有栏线。

正文前有明代邱濬所作的《文帝孝经原序》和明代王鏊所作的《文帝孝经原跋》。正文分为六章，分别为《育子章第一》《体亲章第二》《辨孝章第三》《守身章第四》《教孝章第五》《孝感章第六》。

（五）清咸丰六年（1856）赵文台刊《文昌孝经》版本

此书为笔者个人所藏。牌记题名、正文题名和版心题名皆为《文昌孝经》，不分卷，分为六章，共1册。此版本是清代山东莱郡昌邑赵文台以明代琼山邱濬和明代守溪王鏊所注的版本为底本所刊。每半页10行，每行大字22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单黑鱼尾，无栏线。根据牌记可知，本书为“清咸丰六年仲夏镌”，“昌邑荣庆堂藏板”。

正文前有赵文台于咸丰六年三月所作的《文昌孝经序》和题目（目录），题目包含：《育子章第一》《体亲章第二》《辨孝章第三》《守身章第四》《教孝章第五》《孝感章第六》《孝子文印歌》和《孝子桂苑天香心印》。

（六）清光绪二年（1876）晋陵诸子同校重刻《文帝全书》版本

此版本收藏于天津图书馆。其版心题名为《文帝全书》，正文题名为《孝经新注》，分上下两卷，为晋陵诸子依据义陵刘体恕和古渝金本存的原本同校重刻。每半页9行，每行大字21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单黑鱼尾，有栏线。

此本是以长洲汤万煌《孝经新注》2卷为底本，收入义陵刘体恕和古渝金本存的《文帝全书》原本，于光绪二年由晋陵诸子同校重刻，共32卷，18册，《文昌孝经》在《文帝全书》的内函卷五至卷六，位于第4册和第5册。

在《文昌孝经》目录前，有一篇《文帝全书内函孝经新注小序》。目录包含序言六篇（《邱濬序》《王鏊序》《彭定求序》《南宫文仙序》《梁勋序》《汤万煌新注序》），正文为《育子章第一》《体亲章第二》《辨孝章第三》《守身章第四》《教孝章第五》《孝感章第六》，正文后有《经后赞语》。

（七）清光绪八年（1882）大兴朱珪校，五台李永恒重刻《文帝书钞》版本

此版本收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其封面题名、牌记题名、版心题名均为《文帝书钞》，正文题名为《文昌孝经》，1卷。每半页9行，每行大字20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单黑鱼尾，无栏线。此版本《文帝孝经》是以朱珪所见的刘体恕刻32卷朱印本《文帝全书》中所收录的《文帝孝经》为底本，由大兴朱珪校，五台李永恒重刻，是《文帝书钞》的第1卷。

正文前有邱濬《原序》、王鏊《原跋》以及《文帝书钞目录》和朱珪所述《文帝世纪》。正文分六章，分别为《育子章第一》《体亲章第二》《辨孝章第三》《守身章第四》《教孝章第五》《孝感章第六》。

（八）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扶彝青藜堂重刻《文帝孝经》版本

此书为电子版，来源于“白云深处人家”道教网站。因卷首页钤有方形朱印“南京图书馆藏”馆藏章，推测此版本应收藏于南京图书馆。其牌记题名、版心题名、正文题名均为《文帝孝经》，2卷，2册，存上卷1册。此版本是以义陵刘体恕和古渝金本存的原本为基础，由扶彝青藜堂重刻。每半页8行，每行大字20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单黑鱼尾，无栏线。根据牌记可知，本书为“清光绪丁酉年（光绪二十三年）重刊”，“板存金陵城北科巷荫余善堂”。

正文前有刘光才所作的朱印《重刊文帝孝经序》，该序后为墨印的《文帝孝经目录（重刊孝经序订前）》。目录后为一幅版画，版画内容为文昌帝君端坐中央，在文昌帝君身前，左右两侧分布是朱衣真神和魁星。图后为《邱濬序》《王鏊序》《彭定求序》《南宫文仙序》《梁勋序》《汤万煌新注序》和《孝经诵读》。正文有《育子章第一》《体亲章第二》《辨孝章第三》《守身章第四》《教孝章第五》《孝感章第六》。正文后有《经后赞语》《朱衣真神慈孝乐歌》《教忠励世经》。

（九）清道光十七年（1837）天钖堂重刻《性天真境》版本

依据此书封面所钤紫色椭圆形印章“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LIBRARY/ORIENTAL COLLECTION”可知，此书应收藏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东方文献特藏部。其封面题名、牌记题名、版心题名均为《文帝孝经》，正文题名为《文昌帝君孝经》，不分卷，1册。每半页8行，每行大字20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双边，单黑鱼尾，有栏线。

此书以清代黄正元《性天真境》原本为底本，由闽中黄正元注释，其子黄光锜、黄光钰、黄光镇等同正字，弟黄正纲参阅，山阳王龙池、莪川姜旦同校，山阴姜銺誊真，乾隆二十一年范清再注，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重刊，板存京都前门外廊房头条胡同西口内路南晋文斋刻字铺。

正文前有黄正元于乾隆二年所记录的《文昌帝君序》和乾隆二十一年范清所作的《宝训弁言》各一篇。书后有乙卯之夏，黄正元所作的一篇跋。《文昌帝君孝经》是《性天真境》的第一部分内容，序言后即《文昌帝君孝经目录》，分为十八章，内容分别是《肇基章第一》《生子章第二》《保护章第三》《教育章第四》《同秉章第五》《根心章第六》《承欢章第七》《体志章第八》《谕道章第九》《尽孝章第十》《爱日章第十一》《辨孝章第十二》《推行章第十三》《恒性章第十四》《守身章第十五》《教子章第十六》《孝感章第十七》《重戒章第十八》。从现有材料来看，只有这一版本将第十六章写作“教子”，其他版本均写作“教孝”。

（十）清同治十三年（1874）上恭常都拾恶氏《文昌帝君孝经》版本

此书收藏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其封面题名《文昌帝君孝经》、牌记题名为《文昌孝经·一品当朝》、版心题名和正文题名均为《文帝孝经》，不分卷，1册。每半页5行，分上下两栏，两栏中间有空行，每行上栏4大字，下栏4大字，共8个大字，四周双边，单黑鱼尾，有栏线。

此书为大字本。依据牌记页左栏上方“男妇老少须读，童蒙初学读此胜《三字》《千文》，为师者，细心讲解”的内容可知，本书应是主要用于儿童启蒙。全书前无序，后无跋，内容分为十八章，分别是《肇基章第一》《生子章第二》《保护章第三》《教育章第四》《同秉章第五》《根心章第六》《承欢章第七》《体志章第八》《谕道章第九》《尽孝章第十》《爱日章第十一》《辨孝章第十二》《推行章第十三》《恒性章第十四》《守身章第十五》《教孝章第十六》《孝感章第十七》《重戒章第十八》。

（十一）清光绪九年（1883）山阳窦云门重刊《文昌孝经》版本

此书收藏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书中钤有椭圆形印章，内容为“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封面题名、牌记题名、正文题名和版心题名皆为《文昌孝经》，不分卷，1册。本书是以黄正元所刊的七曲旧本十八章《文昌孝经》为底本，山阳窦云门于光绪九年重刊，板存杨梅竹斜街西头路北龙光斋刻字铺。每半页9行，每行大字21字，左右双边，单黑鱼尾，有栏线。

正文前有3篇序言，依次是乾隆二年传为文昌帝君降笔，黄正元所识的《文昌帝君序》，明代邱濬所作的《文昌孝经序》，和清道光二十年王涤凡《文昌七曲原本孝经序》。正文内容分为十八章，分别是《肇基章第一》《生子章第二》《保护章第三》《教育章第四》《同秉章第五》《根心章第六》《承欢章第七》《体志章第八》《谕道章第九》《尽孝章第十》《爱日章第十一》《辨孝章第十二》《推行章第十三》《恒性章第十四》《守身章第十五》《教孝章第十六》《孝感章第十七》《重戒章第十八》。正文后记录了善堂或信士弟子等施送情况。

（十二）民国九年(1920)绍三先生证注，谭凤来校正，余晓山募刻《文昌孝经证注》版本

此书为笔者个人所藏。牌记题名为《文昌孝经证注》，正文题名和版心题名皆为《文昌孝经注证》，上下两卷，1册。本书每半页9行，每行大字22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单黑鱼尾，有栏线。本书是以闽中黄氏家藏本为底本，绍三先生纂辑证注，谭凤来校正，于1920年由绍三先生之子余晓山募刻。

正文前有谭凤来所作的《文昌孝经序》和《文昌孝经注证凡例》，正文部分上卷九章，分别是《肇基章第一》《生子章第二》《保护章第三》《教育章第四》《同秉章第五》《根心章第六》《承欢章第七》《体志章第八》《谕道章第九》；下卷九章，分别是《尽孝章第十》《爱日章第十一》《辨孝章第十二》《推行章第十三》《恒性章第十四》《守身章第十五》《教孝章第十六》《孝感章第十七》《重戒章第十八》。正文后有《劝孝文》《勉孝歌》。

（十三）清同治九年(1870)纯孝真君增订，周鹤雏校对重刊《文昌孝经增注图证》版本

此书收藏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图书馆，书中钤圆角长方形印章“BERKELEY/LIBRARY/THE UNIVERSITY OF/CALIFORNIA”。本书封面题名为《文昌帝君孝经图注》，牌记题名和版心题名为《文昌孝经图注》，正文题名为《文昌孝经增注图证》，不分卷。存1册，存4章。每半页10行，每行大字23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双边，单黑鱼尾，无栏线。本书为纯孝真君增订本，应是以清代黄精一注证，冯学濬校正的版本为底本，于同治九年又由周鹤雏校对重刊。

本书正文前有冯学濬所作《文昌孝经序》，同治庚午年周鹤雏所作的序言，《孝经凡例》《集录启蒙真诠·吕祖训俗端蒙歌》（包含《端蒙俗歌》《劝富户送子弟读书歌》《劝贫家送子弟读书歌》）和《增辑先儒语录列首为人子尽孝规法》。正文存四章，分别为《亲恩章第一》《体亲章第二》《辨孝章第三》《守身章第四》。

（十四）清光绪二年(1876)万邑公乐堂《文昌孝经》版本

此书为笔者个人所藏。本书封面题名、牌记题名、正文题名和版心题名皆为《文昌孝经》，不分卷，1册。本书每半页7行，每行大字9字，小字双行，每行小字18字，四周双边，单黑鱼尾，无栏线，板框上方有注音。依据牌记可知，本书为光绪二年刊刻，板存万邑公乐堂。

本书正文分为六章，分别是《亲恩章第一》《体亲章第二》《辨孝章第三》《守身章第四》《教孝章第五》《孝感章第六》。前无序，后无跋。

（十五）清光绪七年（1896）宏教真君改本，陈尔炽刊刻《文昌孝经》版本

此书为笔者个人所藏。本书封面题名、版心题名皆为《文昌孝经》，正文题名为《文昌帝君孝经》，不分卷，1册。本书每半页8行，每行大字20字，四周单边，单黑鱼尾，无栏线。本书是以清宏教真君柳棨的改本为底本，于光绪七年由曲靖南邑陈尔炽刊刻刷印送。

本书正文前有明代邱濬的《文昌帝君孝经原序》一篇。正文分为六章，分别是《亲恩章第一》《体亲章第二》《辨孝章第三》《守身章第四》《教孝章第五》《孝感章第六》。正文后有一篇跋，记录了乾隆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文昌帝君降鸾，命宏教真人柳棨删易孝经的事情。在书的最后写明板藏地和刊刻时间及刊刻者。

二、《文昌孝经》的版本考辨

通过对上述版本基本情况的梳理，依据章节的划分和内容的差异，从整体上看，《文昌孝经》大致存在三大类版本，分别是六章版本、十八章版本和新六章版本。这三大类版本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一定内在联系。后出的十八章版本和新六章版本都是在六章版本的基础上，进行删易或改写，目的都在于突出儒家思想在《文昌孝经》中的主导地位，意图扩大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并且每一类版本中的不同版本也常常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因此，梳理清楚《文昌孝经》三大类版本之间的演变过程和关系，为我们深入认识和研究《文昌孝经》奠定了基础。

在时间上，六章版本的《文昌孝经》是这三大类版本中出现最早的一类版本。其作者不详，传为文昌帝君降笔所作。关于其成书时间，学界说法不一，或据邱濬原序推断其宋代成书， 或依道教丛书收录情况认为其明中叶后成书。一般认为这类版本的《文昌孝经》较多地保留了《文昌孝经》的原貌。

这一类版本的《文昌孝经》，一般在正文前都有明代邱濬所作的《序》和明代王鏊所作的《跋》（也常被当作《序》放在正文前）。正文分为六章，分别为《育子章第一》《体亲章第二》《辨孝章第三》《守身章第四》《教孝章第五》《孝感章第六》。这类《文昌孝经》版本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也是为清代一些儒者所诟病的原因就是其佛教色彩较为浓重，正文中“赘以偈颂赞咒，满纸皆西方梵呗之音”，使得经文内容晦涩，很多学者“掩卷不观”，［4］如《孝感章第六》中“孝感神应咒”：

禔啝禔啝，人子心曲，仰事俯育，一家气和，飞鸾广度，乐恺先歌，如意宝光，普照长怤。

禔啝禔啝，尽孝靡他，解尽亲厄，消尽亲过，罪灭福生，孝思不磨，超脱九幽，永离网罗，欲报亲慈，惟心常慕。

禔啝禔啝，至孝诚孚，亲生福禄寿增多，归去逍遥升天都。孝思不磨，乐永佗娑。唵。娑诃。但愿人子心，常如在母腹，一呼一吸中，吮血茹膏液，一血一脉间，俱属在父怙，情虽性发，依为命府，阴阳日月从此和，乾坤翕辟从此和，五声六律五行和，五伦妙道从此和，太虚有尽处，孝愿无磋磨。佗娑佗娑。娑佗娑佗。唵唎婆啝。［5］

正是这些梵呗之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昌孝经》的传播力，也减弱了其教化世道人心的作用。

尽管如此，这一类版本的《文昌孝经》仍然是三类版本中传播较广、影响较大的一类版本。这与它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类传本有关，也与其被清代刘体恕收入《文帝全书》并被多次重刊有着重要的关系。在前文所述的各个版本《文昌孝经》中，武林王履阶增刊的《文帝全书》就是以刘体恕德馨堂32卷旧本为底本，并参照俞本等其他版本进行了订正，这在本书《凡例》中有所交代：

是书刘氏德馨堂旧本卷三十二，自卷一至卷二十四为内函，卷二十五至卷三十二为外函。……今增订五十卷，内外之分，一仍其旧。内函自一卷迄三十，外函自三十一卷迄五十。……是书德馨堂纂刻后，憩园俞氏重梓于古州，又大兴朱氏石君，校刊内函数种，为《文帝书钞》十四卷，其中间有是正刘本者，今从之。

《帝君教孝文》《孝仙一炁论》等篇，俞氏重刊本，列之《孝经》之首。予以此数篇固与经相发明，而实非经之弁言，且刘、俞二本，于圣训卷中，具登劝孝歌文，而此数篇独采以冠经，似非一例，今厘正之。［6］

而晋陵诸子重刻《文帝全书》中的《孝经新注》版本和扶彝青藜堂重刻《文帝孝经》版本在卷端也都明确指出其是以“义陵刘体恕、古渝金本存原本”为底本。

此外，朱珪所校的《文帝书钞》也与刘体恕的《文帝全书》32卷本紧密相关，并且同样得到人们的认可。清光绪八年五台李永恒重刻《文帝书钞》版本收录了朱珪于乾隆三十三年为《文帝书钞》所作的序，在序中，朱珪简要说明了《文帝书钞》的成书过程：

丁亥，司臬楚北，友人为予借得《文帝全书》三十二卷，盖溆浦刘体恕所刻也。书分内外函，皆朱字，半隐见，竟卷读之，如游包山，观禹书矣。于是益激发夙志，思刷其积愆，而公善于同好。以外函多篆箓，不及钞，乃择钞内函二十四卷，为十四卷。刻之以广其传。［7］

由此可知，《文帝书钞》即抄录刘体恕《文帝全书》32卷本的内函24卷为14卷所得。

《重刊道藏辑要》所收入的睢阳蒋予蒲重订《文昌孝经》版本，虽然版本信息有限，但此版本也由大兴朱珪所校，应该也是以刘体恕《文帝全书》32卷版本的《文昌孝经》为底本。而清道光八年甘雨施增辑的《文昌帝君全书》原本“系义陵刘公体恕汇辑，大兴朱文正公钞要重刻”，［8］广采博引而成。

另外，根据前文王履阶增刊的《文帝全书·凡例》可知，王履阶在增订《文帝全书》的过程中对朱珪所校《文帝书钞》的态度，即“其中间有是正刘本者，今从之”，可见王履阶是肯定并采用了朱珪的观点的。

十八章版本的《文昌孝经》最早是由清代乾隆时期闽中黄正元删刈六章版本中的偈颂赞咒而成，删刈依据的是所谓文昌帝君所传的七曲旧本《文昌孝经》，这在黄正元所记的所谓文昌帝君降笔的《文昌帝君序》中有所交代：

予昔在七曲，彷先圣告曾子之意，作《孝经》十八章。昧者不察，改为六则且赘以偈颂赞咒，满纸皆西方梵呗之音，以致学者薄为瞿昙之书，掩卷不观，予甚恨焉。黄子正元，有心世道，刻《阴骘文图说》，普为劝戒，并请刻予《孝经》。予喜其心之诚而意之善也。爰以七曲旧本付之。一切瞿昙之说。尽从删刈。［9］

这段序文说十八章版本的《文昌孝经》是仿照儒家《孝经》十八章而作，表明《文昌孝经》与儒家孝道思想是互为表里、相互补充的。并且六章版本是来源于昧者对十八章版本的改写。黄正元正是依照所谓十八章七曲旧本来删刈六章版本中的偈颂赞咒而形成了现存的十八章版本。如此，便确立了现存十八章版本的合理性地位，并且由于去掉了“梵呗之音”而得到以儒者为主体人群的推崇。

这一类版本的《文昌孝经》，一般在正文前都有清乾隆二年黄正元所记的，传为文昌帝君降笔的《文昌帝君序》。正文分为十八章，分别是《肇基章第一》《生子章第二》《保护章第三》《教育章第四》《同秉章第五》《根心章第六》《承欢章第七》《体志章第八》《谕道章第九》《尽孝章第十》《爱日章第十一》《辨孝章第十二》《推行章第十三》《恒性章第十四》《守身章第十五》《教孝章第十六》（或谓《教子章第十六》）《孝感章第十七》《重戒章第十八》。十八章内容实质是在删除六章版本中偈颂赞咒等内容基础上的拆分，如六章版本的《育子章第一》删除了“灵慈神咒”等内容后，拆分为十八章版本中的《肇基章第一》《生子章第二》《保护章第三》《教育章第四》《同秉章第五》。

在前文所述的各个版本《文昌孝经》中，清道光丁酉年天钖堂重刻《性天真境》中的《文昌孝经》版本和民国庚申年谭凤来校正的《文昌孝经证注》版本，在序中都明确指出了底本为黄氏十八章版本。只不过天钖堂重刻版本“仍黄子之旧，不为增损于其间”，［10］而民国谭凤来校正的版本虽然“兹取黄氏家藏之本，付梓重刊”，但稿本“历年已久，纸多腐坏，字多毁灭，以意读之，殊多不合，用是博取群书，反覆校对，阙者补之，讹者更之，期于确当，而后已”。［11］因此两个版本在文字上存在的差异较多。而清光绪九年山阳窦云门重刊《文昌孝经》版本则是在卷端有一段介绍文字：

帝君在七曲，彷至圣告曾子之意作《孝经》十八章，以辅世翼教。后人改为六则，附以偈颂赞咒而经斯晦。帝君嘉黄正元请，以七曲旧本付之，十八章乃昭明于世。［12］

由此可知，窦云门重刊版本也与黄氏十八章版本有着源流关系。虽然清同治十三年上恭常都拾恶氏版本中没有明确的信息说明其版本情况，但是通过内容的比对可知，其同样与黄氏十八章版本有着源流关系。

新六章版本的《文昌孝经》相较于前两类版本出现的时间应该是稍晚一些。依据清光绪七年陈尔炽刊刻的《文昌孝经》正文后所附的成书过程，可知新六章版本的《文昌孝经》成书于清乾隆十年，为黔地方山道士宏教真人柳棨所改写，以“使愚乙晓其梗概，文士服其精深修饰”，增强其教化作用：

乾隆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文昌帝君降鸾谕黔地方山道士宏教真人柳棨曰：吾旧有《孝经》行世，缘当时信手拈出，所以文人相轻，遂尔埋没奥旨，特命汝将《孝经》删易，使愚乙晓其梗概，文士服其精深修饰，谛当入尔《广化真经集》中，以告天下后世。棨不敢以固陋辞妟易成经。帝曰：汝往钦哉！棨因奉谕改政《孝经》六章。帝赞曰：六章揭尽诗书髓，数页翻完天地心。［13］

依据此引文可知，新六章版本为文昌帝君降鸾命宏教真人柳棨删易原六章版本《文昌孝经》而来。但此版本与黄正元十八章版本一类相同，都删除了偈颂赞咒，且在时间上晚于黄正元十八章版本，可见，此版本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黄正元十八章版本的影响。

这一类版本的《文昌孝经》，内容分为六章，分别是《亲恩章第一》《体亲章第二》《辨孝章第三》《守身章第四》《教孝章第五》《孝感章第六》。内容基本上是对六章版本内容简单化地同义改写，是为了使内容更加简洁易懂，产生更大的教化作用。

相较于前两类版本，新六章版本一类的情况较为复杂，一是各版本关于编撰者说法不一，清同治庚午年周鹤雏校对重刊的《文昌孝经增注图证》为纯孝真君增订，而清光绪七年陈尔炽刊刻的《文昌孝经》为宏教真君改本，清光绪丙子年万邑公乐堂《文昌孝经》未写编纂者。二是各版本对原六章版本中的偈颂赞咒处理也不同，三个版本中，只有清同治庚午年周鹤雏校对重刊的《文昌孝经增注图证》中还保留着原六章版本的偈颂赞咒等内容。此外，除陈尔炽刊刻的《文昌孝经》外，其他两个新六章版本的《文昌孝经》都没有交代其源流情况。

三、《文昌孝经》的版本价值与影响

《文昌孝经》是文昌信仰的核心文献，是文昌孝道思想的重要载体。《文昌孝经》的版本演变是其历史价值的呈现，对其进行梳理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更有效地传承文昌文化。

首先，辨明版本亲缘，拓宽研究视野。通过对《文昌孝经》三大类版本脉络的梳理，我们能够厘清各版本之间的差异和联系，明确其中重要的、主流的版本等，这有助于我们对核心问题的把握，从而推动对《文昌孝经》的深入研究。比如在《文昌孝经》三大类版本中，虽然十八章和新六章这两类版本的编纂者们都对六章版本表示不满，但是二者都是在六章版本基础上做的删刈或改写，而非另作一篇，这从侧面足以反映六章版本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又如，在六章类版本中，很多版本的《文昌孝经》都是以清代刘体恕《文帝全书》三十二卷本中的《文昌孝经》为底本进行的刊刻，而这一版本的《文昌孝经》是以清代长洲汤万煌的《孝经新注》2卷为底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六章版本《文昌孝经》的主流版本，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十八章版本中，很多版本的《文昌孝经》都是以清代黄正元的《文昌孝经》十八章本为底本进行的刊刻，因此，它是十八章版本《文昌孝经》的主流和代表版本。目前对《文昌孝经》的研究主要是以六章类版本，尤其是其中《重刊道藏辑要》所收入的清代大兴朱珪校，睢阳蒋予蒲重订的《文昌孝经》为主，对《文昌孝经》不同版本的分类、关系梳理和比对有助于我们拓宽研究视野，选择合适的版本进一步推进研究。

这不仅反映了《文昌孝经》在不同时期的流传演变情况，也为校勘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文本依据。比如在时间上，十八章版本和新六章版本均晚出于六章版本，且二者都是清代乾隆时期出现的两大类重要版本，这一时期集中出现了对《文昌孝经》的删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清代道教善书儒化的倾向。

其次，依托文本流变，折射时代文化。通过系统梳理《文昌孝经》版本的源流脉络，可以明晰该书三大类版本的整体演变历程，明确了这三大类版本之间的发展关系，同时梳理出同一版本系统内不同传本的承袭、修订与衍生关联等。清晰的版本谱系，不仅能够还原《文昌孝经》自成书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流传演变情况，也为该书的文字校勘、文献考证、思想溯源提供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文本依据，使相关研究摆脱单一文本的局限，更具历史真实性与严谨性。从时代维度来看，六章版本为《文昌孝经》早期核心传本，成书与流传时间更早，被认为较多地保留了典籍原始的思想风貌。而十八章版本与新六章版本，均晚出六章版本，且二者都是清代乾隆时期出现的，是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两大传本体系。乾隆年间儒者与道教人士对《文昌孝经》的集中删改、整编与重刊，并非简单的文本字句修订，而是这一时代三教思想交融的直观体现。这一文本改造现象，深刻折射出清代道教善书的发展趋势，即儒者主动介入道教善书经籍的编纂与传播。将儒家忠孝伦理思想融入道教典籍之中，强化了世俗教化功能，印证了清代儒道融合、世俗教化盛行的社会文化特征，为研究清代民间信仰与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佐证。

最后，聚焦版本差异，揭示思想变革。《文昌孝经》的思想文化价值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重点，通过对《文昌孝经》三大类版本关系的梳理，我们还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文化价值。明清时期，《文昌孝经》之所以倍受儒者们的重视，是因为他们认为《文昌孝经》所表达思想与儒家思想一致，是儒家经典的有益补充。清代俞文耀在其为《文昌孝经》所作的序中明确地指出：“曾子述《孝经》十八章，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言孝，其为庶人言者，仅一章耳。文帝之《孝经》，则专为庶人言之也。”［14］清代梁勋懋认为《文昌孝经》“与六经相表里”，清代彭定求认为《文昌孝经》能够“羽翼圣门”，“发蒙养正”，“正人心，明人伦”。在这样思想的驱动下，儒者们认为六章版本中偈颂赞咒等梵呗之音对童蒙和庶人的接受有所阻碍，而先后出现了黄正元改本和宏教真君（一说为纯孝真君）改本。三个版本的出现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文昌孝经》作为文昌信仰孝道伦理与劝善思想的核心载体，集中凝练了民间世俗孝道教化的精神内核，是贯通儒道伦理、连接精英圣学与庶民教化的重要经典文献。该书版本谱系繁杂、流变脉络绵长，不同版本的删改重构、传承流变，并非单纯的文本形式变动，而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伦理观念、教化需求与思想取向的动态折射。因此，对《文昌孝经》诸版本进行系统梳理、层级辨析与源流考辨，不仅能够厘清其思想演进的层累轨迹，更有助于跳出单一版本阐释的研究局限，从文献维度、历史维度与文化维度重新审视文昌孝道的思想特质与时代价值，为传统孝文化的民间传承、创造性转化与本土化发展提供更为深层的学理支撑。

编辑：吴 茜

审核：邱 爽

终审：周维东

注释

［1］《文帝全书》卷五邱序，刘体恕汇辑，刘广恕等同订，关槐校定，王履阶增镌：《文帝全书》50卷，清乾隆四十年，第3叶。宋西山真先生， 即真德秀 （１１７８—１２３５）， 始字实夫， 后更字景元， 又更为希元， 号西山， 今福建省浦城县仙阳镇人， 是南宋后期朱熹理学派的重要理学家之一。

［2］胡平生等：《孝经·地藏经·文昌孝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9页。

［3］梓潼旅游文化研究中心编：《中华文昌文化——第二届海峡两岸学术研究论文集》，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4］《文昌帝君序》，黄正元注释，黄光锜等同正字，黄正纲参阅，王龙池、姜旦同校，姜銺謄真，范清再注：《性天真境》不分卷，天钖堂重刻，板存京都前门外廊房头条胡同西口内路南晋文斋刻字铺，于清道光十七年重刊，第2叶。

［5］《文帝全书内函卷六·孝经新注下·孝感章第六》，刘体恕汇辑，刘广恕等同订，关槐校定，王履阶增镌：《文帝全书》50卷，清乾隆四十年，第43-45叶。

［6］《凡例》，刘体恕汇辑，刘广恕等同订，关槐校定，王履阶增镌：《文帝全书》50卷，清乾隆四十年，第3叶。

［7］朱珪校，李永恒重刻：《文帝书钞》14卷，板存京都杨梅竹斜街中间路北永盛斋刻字铺，清光绪八年重刻，“朱序”，第1叶。

［8］《凡例六则》，刘体恕汇辑，甘雨施增辑：《文昌帝君全书》28卷，清道光八年，第1叶。

［9］《文昌帝君序》，黄正元注释，黄光锜、黄光钰等同正字，黄正纲参阅，王龙池、姜旦同校，姜銺謄真，范清再注：《性天真境》不分卷，第1-2叶。

［10］《宝训弁言》，黄正元注释，黄光锜等同正字，黄正纲参阅，王龙池、姜旦同校，姜銺謄真，范清再注：《性天真境》不分卷，第4叶。

［11］《文昌孝经注证凡例》，绍三先生纂辑证注，谭凤来校正：《文昌孝经证注》2卷，大冶余晓山募刻，余晓山募刻，民国庚申年，第2叶。

［12］黄正元纂辑：《文昌孝经》不分卷，窦云门重刊，板存杨梅竹斜街西头路北龙光斋刻字铺，光绪九年，第6叶。

［13］宏教真君柳棨改：《文昌孝经》不分卷，曲靖南邑陈尔炽刊刻版本，存板陈姓家藏，清光绪七年，第11-12叶。

［14］俞文耀：《文昌孝经序》，刘体恕汇辑，刘广恕等同订，关槐校定，王履阶增镌：《文帝全书》五十卷，清乾隆四十年，第10叶。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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