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有趣”的掌故学 | 谢辉

自2016年创办至今，《掌故》作为一本“用宏大叙事中多余的素材，做一点并不多余的事情”（《掌故》第一集《编后语》）的连续出版物，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在最新的第十三集出版之际，《掌故》重要作者胡文辉先生，在其公众号发表了《美人与掌故学》一文，可以看作是个人掌故写作的阶段性总结。胡先生认为，掌故学的特点在于“关注趣味性，关注话题人物”，与历史学“关注事件性，关注大问题”、微观史“关注日常性，关注小人物”不同。并进而提出“美人是掌故学的一个标志，研不研究美人，是掌故学与历史学的分水岭，也是掌故学与微观史的分水岭”。对胡先生之说，我并不能十分认同。即以胡先生文中所举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之例而言，读《元白诗笺证稿》可知，陈先生之所以要讨论此事，是因为宋人就开始对白居易《长恨歌》“杨家有女初长成”句作出一种解释，谓杨贵妃本寿王之妃，白居易诗中刻意将此事隐去，乃是《春秋》为尊者讳之意。清代朱彝尊又进而据《唐大诏令集》《大唐开元礼》等在清初还不很常见的资料，论证杨贵妃曾归于寿王之说乃“传闻之谬”。其后章学诚、杭世骏又因朱氏之说而推衍之。此事在《长恨歌》研究史上，已成一重公案，陈先生既作笺注，不容不为之分剖，恐怕未必只是为了好玩。当然，以胡先生之博学，于此不可能不知，何况他的论文中还曾就此有所论述。他以此立说，或当有超越成说的意味。

在我看来，掌故学应该是一种“有趣而不止有趣”之学。其首要的条件是必须要有趣味性，此点我与胡先生并无分歧。《掌故》第十三集所载胡先生《赛金花的颜值》，即是颇为有趣的一篇文章。此问题早在民国时，就引发人们的兴趣。1948年1月29日的《青岛晚报》，即曾登载有佚名撰《赛金花的姿色》一文，谓曾见赛金花之照片，“以垂暮之年，服御亦不精究，毫无动人之处”。又转述曾为赛金花之“恩客”的顾衡如之说，谓仅中人之姿，“惟曲意承志，博人欢心，为不可及耳”。登载此文的栏目亦正名为“掌故”，与胡先生之文可谓巧合。检各种数据库，与“赛金花”相关之条目不下数百，其中有一些也可补胡先生文章之遗。如胡先生文章中引用了林旭见赛金花时所作《和友人韵》，而林氏《晚翠轩集》中还有其致李拔可一信，谓：“曹君小照，前留在尊处，想必收好，千万记着带出来，至要至托。此人已成广陵散矣，顷忽记起，不偶然也。”李拔可按语谓“曹君”即赛金花，林氏《与石遗大兴里饮罢过宿有叹》也是为赛金花而作。

对于赛金花的颜值究竟如何这一问题，胡先生的文章中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我从各种数据库中检索出的资料，也是言人人殊。这恰恰印证了胡先生文章中的一句话：“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谁比谁更漂亮这种事，在影像泛滥的时代都无法判断，又何况是没有影像的时代呢？”如果按此思路往前再进一步，则似乎可以推出一个疑问：当历史的客观记载遭遇人的主观感受时，是否存在着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痕，亦即今人常常言及之“张力”？这就是历史学上的一个大问题，所谓掌故学必须有趣而不止有趣，即由此反映出来。胡先生对此显然有深刻的理解，故能于文末作此警语。其将掌故学称为“美人学”乃至“老登学”，多是乱以谐语，反而不必太当真。

从《掌故》第十三集收录的其他文章来看，有些是以亲身见闻结合相关资料，讲述人物与事件者，如赵珩先生《赵世基与梅兰芳交往旧事》、白谦慎先生《充和老师与书法》、冯永军先生《漫忆寄庐老人》、俞汝捷先生《姚老嘱我搜寻的两则史料》等。读此类文章，宛如置身于诸位前辈名宿之中，听其将旧事不疾不徐，娓娓道来，于漫不经意间，自然有一种如饮醇酒、不觉沉醉之感。而从口述史的角度来看，也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另有一些是依据某种稀见史料，对某问题进行讨论者。如夏寅先生据中国历史研究院藏胡适手书圈改本《记辜鸿铭》，讨论胡、辜二人在宴会上交往的一些被正式刊登的版本隐没的细节信息。宋希於先生根据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几份内部刊物，追索杨树达手稿从杨家散出的过程。陆灏先生则记述了黄裳旧藏《宋诗选注》上的批校，以及钱锺书根据黄裳所校，对《宋诗选注》的后来印本进行订补的情况。这些资料不惟有趣，且多数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都难得一见者，其价值自不待言。还有文章是针对某一问题进行考证，除胡先生考察赛金花的颜值外，还有曾伯凯先生考“新派武侠”的诞生，戎默先生考章太炎《闻人献图不遇》诗之本事。选题虽然以好玩为主，但也正如胡先生所说“也是引了很多材料的，也算得上是考证文章”。此外还有如卢为峰先生对《林长民先生遭难记》的整理，谭苦盦先生对《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草稿》的笺注，更完全是文献学专业领域内的学术工作。一言蔽之，都不止于“有趣”二字。

但“有趣”确实是掌故学有别于当下主流的文史研究的一个难得的品质。好的研究理应有趣，至少不应该太晦涩。尼采曾说：“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能够将广为人知之事，熔铸为前所未闻之事，将稀松平常之事以一种简单而深刻的方式宣告出来，让闻者因其深刻而不鄙薄其简单，因其简单而不觉其深刻。”（《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第148页）现在的学术文章，或是拘于规范，读之味同嚼蜡；或是满篇暗语，让读者如堕五里雾中。其所研究的问题，也大都于身心性命无益。相比之下，掌故文反而似乎更接近尼采所说“真正的历史学家”之作。《掌故》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出版十三集，今后想必能刊出更多“有趣而不止有趣”的掌故文，为颇显沉闷的学术界，带来一股清新明快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