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相之谈：所谓“新燕京摄政王”翦伯赞的一段私案

近日一篇名为《》（作者陈晓维，原题《聂崇岐与翦伯赞》，以下简称《私案》）的旧文被人翻出来，在微信圈不断转发，似乎迎合了某些吃瓜群众借古讽今的隐微心理，或曲折表达了某些人对于历史和现实政治的批判立场。然而，该文所讲述的历史事实既较片面，对于历史的解读亦多臆想，属于典型的皮相之谈，难免误导读者。下面，谨就所知，略予拨乱反正。

通观《私案》一文，作者先是根据聂崇岐先生亲笔书写的一页“题记”指出：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种，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出版的《捻军》史料集，其真实而唯一的作者为聂崇岐先生。该书出版时同列为编者的其他四位先生（范文澜、翦伯赞、林树惠、王其榘），并无实际贡献。进而，作者又引巫宁坤先生回忆录《一滴泪》中相关段落，以及北大经济系教授樊弘先生外孙女意外撞毙事件，意图说明旧时代之荒诞离奇，并将矛头直指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先生。

首先，我们有必要承认：在《捻军》一书的作者署名问题上，聂崇岐先生遭受了严重委屈，而且是持续几十年的委屈。但对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图书出版历史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在集体主义（或更准确地说是“单位主义”）政治伦理的深刻影响下，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图书出版过程中个人署名的现象逐渐消退，集体或单位署名的做法有增无已。于今思之，这种湮没个体劳绩的署名方式，是对个人主义或个人智识的极大否定，在高扬知识产权保护的今天，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在某些特定历史情况下，对于某些个人而言，采用集体或单位署名的方式未尝不可以形成一种集体或单位的屏障，即在充分利用知识分子智识贡献同时，尽量避免其遭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和冲击。在本人看来，《捻军》一书的署名问题便是如此。

《捻军》，神州国光社，1953年

据聂先生亲笔“题记”可知，1950年夏季某日，齐思和（致中）先生约翦伯赞先生便饭，邀聂先生作陪，席间谈及编纂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计划。翦先生建议齐、聂二先生分任“鸦片战争”“捻军”两个专题，得到应允。聂先生于当年秋初开工，至1952年初大致完稿，赶上“三反运动”，工作停顿。是年夏季运动稍缓，聂先生着手进一步整理、标点、编排，随后交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印刷，至1953年3月底全部完成。

对于该书署名问题，聂先生“题记”则云：

翦先生谓余（即聂先生，笔者注）在三反中成为重点，单独署名不甚宜，且此种资料丛书，亦无只用一人名义者（实则白寿彝编《回军起义》，即由其一人出名，余虽知之，未当面点破翦先生所云之不合实情），因建议署名由范文澜先生领衔，翦居其次，余列第三。又嘱推荐二人，以凑成五人之数。余当时以许大龄、陈仲夫二名应命。孰知翦先生未用许、陈，改以其助手林树惠、王其榘二人充选。于是，此书编者项下遂居然有五人矣。

这段文字十分关键——就是由此引发出所谓“新燕京摄政王”翦伯赞的一段私案，并在《私案》作者看来，如果不把这段五十多年前的委屈公之于众，便觉“对不起聂先生”。对于聂先生笔下记录的事情经过，我们无法亦无需反驳；对于其当年遭遇，更充满历史的同情。但聂先生这段文字，是否意味着全部历史事实？对于当年调整署名一事，今天又应该如何解读？

事实上，聂先生完成《捻军》初稿之际，不幸成为“三反运动”（1951年12月-1952年10月）“重点”对象，是确当无误的。也就是在这样情况下，翦先生提议调整该书署名。但根据翦先生的提议内容，我们显然无法认为翦先生会像今天某些学阀那样有意无意地剥削下属的劳动成果，一则翦先生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和北大副校长之前，早已是著作宏富、名满天下的历史学家，作为著名的“马列五老”之一，并不需要这样一部资料集为自己“贴金”，或藉此夺人声势；二则翦先生明确提议，署名由范文澜先生领衔，翦居其次，聂列第三，“又嘱推荐二人，以凑成五人之数”。如果翦先生有意攫占聂先生的学术成果，推荐范文澜先生领衔，并“嘱推荐二人，以凑成五人之数”，即属画蛇添足，有悖常理。

范文澜先生

对于调整署名的做法，聂先生语带不平，形诸笔端。然以我等后见之明，其当年所不平者，完全可用常理解释。

其一，在聂先生看来，同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为什么白寿彝先生的《回民起义》可以独立署名，他编纂的《捻军》却不能呢？反观翦先生当时提出聂先生不宜单独署名的原因，共有两点：一、在当时正在进行的“三反运动”中，聂已成为运动“重点”；二、此种资料丛书，并无单独署名者。尽管第二点原因略显牵强——与事实不符，但在两点原因中，不言而喻，第一点实为关键原因，起到决定作用。换言之，在彼时紧张的运动形势下，聂先生的政治身份足以决定他不宜单独署名。另外，白寿彝先生在“三反运动”中并未成为运动对象，聂先生的政治地位显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至于翦先生与聂先生讨论调整署名前，白寿彝先生之单独署名是否早已确定，还是在此之后方才确定，目前虽属未知，亦难保其必无。

其二，讨论署名过程中，翦先生又嘱聂先生推荐二人，以凑成五人之数。聂先生随以许大龄、陈仲夫二位先生应命，但后来翦先生并未采用，而是改以其助手和秘书林树惠、王其榘二人充选。这样的安排结果，尽管出乎聂先生意料之外，但一方面，并不能由此认为翦先生看不上许、陈二人之学术能力，因为我们看到：翦先生主持编订《中国史纲要》的“元明清部分”部分，便是安排给许大龄先生执笔；1962年初，翦先生专程赴苏州审定《中国史纲要》初稿，随行者中亦有许大龄先生。（见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9页）另一方面，将林树惠、王其榘二人充选，以凑成五人之数，虽然林、王作为翦先生的秘书、助手，似有“内举不避亲”之嫌，但我们更倾向认为此举亦系出于政治平衡考虑。毕竟术业有专攻，许、陈二先生一在元明清史，一在魏晋隋唐，林、王二人则均瞩目于中国近代史，以此二人“充选”，在表面上并无违和感。如此这般，似乎更能起到“装点门面”——实则掩护聂先生署名之效。

除上述聂先生亲笔“题记”文字——作为《私案》一文的核心史料外，该文作者还引述巫宁坤先生回忆录《一滴泪》中部分段落，并借用周一良先生公子——周启博先生网文《邻家小儿话“翦老”》中牵涉到的当年北大经济系教授樊弘先生外孙女意外撞毙事件，试图“坐实”翦伯赞先生作为“新燕京摄政王”的“斑斑劣迹”。其实，这两处征引都很值得推敲，至少可以说见仁见智，殊难定论。

巫宁坤先生的著名回忆录《一滴泪》，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悲歌心曲，赢得了无数中外读者的深切共鸣，并为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安顿自己的人生、如何妥善处理家国关系时刻敲响着警钟。《私案》一文所征引的文字段落，一方面足以说明，彼时聂崇岐先生已经沦为“三反运动”重点对象，因其“态度恶劣，对抗运动”，被要求“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境遇十分被动。对于当年聂先生的政治处境，及《捻军》一书的署名问题，十余年前笔者曾有幸向翦伯赞先生的嫡传弟子张传玺先生当面求证。[1]据张先生言，“三反运动”开始后，聂先生便被内定为斗争对象，但有少数人假公济私，几次在会上试图对聂进行围殴。翦老作为会议主持者，见对方来势汹汹，当众宣布将聂“隔离反省，交代问题”。所谓“隔离”，其实隐寓保护之意。另从聂先生亲笔“题记”来看，该题记写于《捻军》一书出版5年后，彼时聂对翦先生的“不满”——即便存在，亦十分克制，始终以“先生”称之，更多地是在慨叹“义利之不明久矣，彼寝馈儒经者尚难辨此，又何责于今之人哉？”话说回来，聂先生作为饱读诗书、深明大义之历史学家，对于新中国政治岂能懵然无知，而无端问责于翦先生乎？

不仅如此，巫宁坤先生回忆录《一滴泪》中记录的其与翦伯赞先生会面过程，显然并不愉快，但巫先生回忆文字的客观性，与其主观性同样显著。换句话说，巫先生的历史叙述，也是带有其自身立场或认知局限的。众所周知，1952年中国高校调整后，北京大学文科兼有北大、清华、燕大三派。三派各具风格，本不统一，且人物关系复杂，但基本上彼此可以相安无事、和而不同。但在我党教育改造过程中，原本积累的学派矛盾或者精神罅隙，完全有可能被无限放大，以致决裂倾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翦伯赞先生在组织安排下，成为北大历史系主任，并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一职。其实在巫宁坤先生归国不久，大学便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囊中之物”了。但平心而论，巫在回忆录中所言，翦先生作为副校长向其询问“自传”的书写（实为“交代历史”）问题，让其有“居高临下”的压迫感，既出实情，亦属意料之中。至于翦先生当着巫先生面吸烟，并向其“吞云吐雾”，令对方感到冒犯和“威胁”，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情人眼里出西施，仇人眼里出恶魔”，对于可能早就充满成见的谈话双方，一方的任何举动，都有可能令对方感到不适。尽管“言者无心”，听者则完全有可能会错言者之意。因此，巫先生关于翦先生的会面追忆，仅能视作“一家之言”，很难说具有多大的说服力。

至于“邻家小儿”周启博先生笔下的“翦老”——一如其分析其父周一良先生的著名文章《百般委曲难求全——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充满了狭隘的偏见。关于翦伯赞先生乘坐专车撞死经济系教授樊弘外孙女一事，笔者曾分别求教于樊弘先生公子樊平先生，以及对此事经过知之甚详的张传玺先生，双方给出的信息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1）翦先生当年乘坐的专车（含司机）、北大燕东园房屋和警卫，都是中央政府按照当时标准给予的正常干部待遇，并不存在侵占或僭越的问题；（2）事故发生时，樊弘先生的外孙女正在北大燕东园某拱桥的一侧玩耍，处于视野盲区，以致在司机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意外。事故发生后，公安局、校方、家属三方曾多次进行现场履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该事故纯属意外。彼时各方，对这一结论均表接受。同时，组织上认为肇事司机心理产生阴影，不再适合开车，随后为翦先生更换了专车司机。（3）北大经济系教授樊弘先生作为著名的左派教授，不仅是九三学社的重要创立者，更在国共第二次内战后期，亲自推荐众多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参加共产革命。事故发生时，樊弘先生的官方职务虽然没有翦先生位高权重，但在政治上颇受礼遇，也是重要的士林人物。可以想见，以樊弘先生平素率真耿直的性格，如果事故处理显失公平，樊先生及其家属绝不会接受。因此，周启博先生所谓——翦先生的专车在燕东园撞死了经济系樊弘教授的外孙，樊教授也只好“服从政府处理，不让组织为难，好像接受抚恤了事”——完全属于“邻家小儿”的胡思乱想，子虚乌有。《私案》一文的作者则在此“子虚乌有”上进一步发挥——“撞死樊弘教授的外孙这么大的事情，尚且不让组织为难，何况聂崇岐著作署名这样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亦不过是捕风捉影的无稽妄谈了。

樊弘先生

最后，有必要指出：某些时候，我们难免会被文字的表面所束缚，以为通过解读字面的文本（也包括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便可洞悉历史的一切，乃至掌握宇宙真理。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只有透过呆板或生动的文字，发现文本背后历史人物的矛盾关联，乃至读懂他们的喜怒哀乐，才有资格说：我们对历史多了一分切近的了解。否则，我们很容易被种种乱象所迷惑，想当然地去以讹传讹，或津津乐道于一些历史的皮相之谈。至于翦伯赞先生和聂崇岐先生，二人皆为中国历史学界的前辈先贤，不论当年署名一事究竟如何评价，他们的学术事业皆值后来者致以崇高的敬意。而在历史的滚滚浪潮中，在泥沙俱下的荒唐时代，二人最终都以悲剧收场，难免令人扼腕。历史学家在历史的潮流中究竟应该如何作为，又该如何坚守道德良知底线，作为一个恒久的迷人话题，无疑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

[1] 2010年夏季笔者在“布衣论坛”上看到“高卧东山”发表的一篇网文《聂崇岐与翦伯赞》，并从中看到聂先生于《捻军》卷首亲笔书写的“题记”图片，遂将之打印，当面求教于张传玺先生，进而得知相关史事。今日检核旧稿，方知网友“高卧东山”即《私案》一文作者陈晓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