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哲学证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并将这种科学与“意识的空话”或“独立的哲学”对立起来。原来，马克思所谓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的能动生产生活过程。但抽象的经验主义者将这个能动的生产生活过程还原为“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唯心主义则将其抽象为“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与之不同，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科学一方面表现为思想、观念与意识层次的精神生产形式，另一方面这种形式又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现实生活的语言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相对于抽象的经验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对“存在”与“意识”之间关系的偏颇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形式是“意识”与“存在”之间的某种“交集”，或可以称之为“意识中的存在”或者“对存在的意识”。而如何证成这种“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就是一个典型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正当性，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性，更关系到社会主义理想的科学性。如果无视或者忽视这个问题，就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空心化”，进而出现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所谓的“吊诡”：资产阶级哲学家认为，马克思没有自己专属的哲学内容，这恰恰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一面；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传统哲学的内容，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进性与革命性所在。这个“吊诡”后来被称为“柯尔施问题”并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提问题而延续至今。

“柯尔施问题”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科学性的证成疑难，因而亟待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特征予以论证。但由于哲学不是科学的延伸和变形，而是对科学的反思，也就是对科学的超越，即“哲学不是科学”，因此，自下而上的科学无法确证或者否证哲学层次的问题，而应在哲学的层次探讨科学性的证成问题。这就有待结合近代以来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演进，以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特征。

事实上，形而上学这门学科的科学性在近代以来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其中最致命的挑战来自休谟。在休谟看来，理性概念把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习惯性联想当作了客观必然性，但这种客观必然性不过是一些主观必然性的虚构，因为理性并没有能力去思维这样的“因果连接概念”。因此，形而上学不仅不可能是科学，而且其存在也是不可能的，遑论在形而上学的层次证成科学的客观性了。但康德从休谟问题中提炼出“因果概念”之不为经验所限制的普遍必然性，从而将休谟问题所打出的“星星之火”引燃成一片灿烂光芒。他提出的“人（的理智）为（可能的经验对象的）自然立法”的原则不仅可以回应休谟经验主义的质疑，也可以区别于其他种类的唯心主义，并较为成功地把形而上学之科学性论证问题转化为从“先验的范畴”（即纯粹理智概念）向“先验的理念”（纯粹理性概念）的推进与纯粹理性的自我批判问题。如果康德是从自然科学出发追问形而上学之科学性，那么黑格尔就将哲学、科学与神学贯通起来，将形而上学提升为一种绝对唯心主义的精神科学。而作为“意识的经验的科学”，黑格尔的精神科学描述的是意识的“经验”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辩证法”的展开过程。黑格尔所谓的“精神科学”其实就是康德在形而上学层次所批判的“神学”，但黑格尔却反过来批评康德先验哲学是一种“极其粗糙的经验的和极端庸俗的观念”，完全是“非科学”的。相对于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消极理解，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积极改造与提升不仅打通了神学、哲学与科学，还通过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沟通了天、地、神、人。这种“石破天惊”的思想举动不仅实现了世界的透明性，也实现了历史的透明性。

与黑格尔精神科学追寻“逻辑中的事物”不同，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将“意识”视为“现实生活”的“意识”，即从物质生产出发来阐释这种历史观。他从黑格尔哲学不能统摄的“现实的个人”的“现实的活动”出发，主张以“真正的知识”代替“意识的空话”。这种“真正的知识”是对“处于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的描绘。而黑格尔则把“思想的客观性”说成是先于并独立于物质世界的存在，反过来把物质世界说成是这种“客观精神”的产物、表现或附属品。黑格尔的“客观思想”实则是一种世俗化的神学，即上帝的精神的展开形式。正如他自己所陈述的：“哲学只有当他阐明宗教时才阐明自身，而且当他阐明自身时，它就在阐明宗教。作为对自在自为存在的永恒真理的研究，也即是作为进行思维的精神（不是专断和特殊的兴趣）对这种对象的研究，哲学是宗教所是的同一活动。”

由此可见，黑格尔完全混淆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也混淆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他的“思辨神学”不仅超越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还将这种对立包容于自身并将其拓展到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类思维等领域。这也意味着，黑格尔是在“实在论”意义的形而上学中证成他所谓的精神科学的科学性的，这个意义的精神科学就是思辨神学、客观精神与理性辩证法的同义语。与之相对，马克思主张以“真正的实证科学”终结形而上学，是因为相对于现实的描述，独立的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生存环境，但马克思还是保留了形而上学的位置，因为作为“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种抽象对于整理历史资料进而作为某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表述方式，还是具有很重要的价值的。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肯定黑格尔辩证法“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原因。但相对于黑格尔的精神科学，马克思这个意义的形而上学只是“唯名论”意义的，而不是“实在论”意义的。

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黑格尔所批判的康德先验哲学存在某种亲缘关系。借用柄谷行人的区分：康德是从“事前”的立场来观察事物的，而黑格尔是从“事后”的立场来观察事物的；康德只能预想未来，因为相对于现实，未来是一个“先验理念”，黑格尔则认为现实本身就是理念，因此历史已经终结。而马克思不仅以唯物主义上下“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进行了“前后的颠倒”，即马克思没有如黑格尔那样将历史视为已经终结的东西，而是将其视为“应该实现的某种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康德立场的复归。”从我们的视角看，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消极态度具有反对黑格尔绝对唯心论的积极意义，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由于混淆了科学与形而上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阐释中具有明显的消极意义。从这个意义来说，要真正有说服力地在哲学层次证成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进而回应“柯尔施问题”，就需要构造一种既有别于黑格尔积极形而上学但又肯定某种现实能动性的哲学框架。鉴于马克思是以“现实的个人”作为出发点，因此，如何从“客观性”与“能动性”的关系中为“现实的个人”的活动提供一种哲学层次的新的论证方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王志强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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