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长期致力于中共党史与革命史研究。在2026年9月19日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行的“金冲及学术讲座”上，黄道炫教授应邀以《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为题发表演讲，系统梳理了中共党史书写的学术脉络，剖析了1990年代以降革命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与“新革命史”的兴起，并立足兰克史学、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的史学潮流，提出以行动者、观念与心灵史为重心的研究前瞻，既勾勒出革命史研究的来路，也为青年学者指示了值得深耕的方向。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教授主持。本文为演讲纪要，文字经主讲人审订。

金冲及先生与党史的历史

中共党史的书写，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蔡和森。1925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所作的演讲《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经向警予整理油印，是最早的党史叙述；后来又有长篇报告《党的机会主义史》。之后是华岗编著的《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1931）、何干之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1954），以及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早期的叙述与政治紧密相关。1950年代开始，李新、陈旭麓、孙思白、彭明、蔡尚思共同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可以说是最早往学术方向努力的成果。

学术化的革命史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地展开。改革开放以后的史学，与整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同步，与平反冤假错案紧密联系。最早、最重要的被正名的人物有李大钊、陈独秀，之后是瞿秋白。与平反瞿秋白有关的最重要的文章，就是陈铁健老师发表在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上的《重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当时还没有正式为瞿秋白平反，《历史研究》就刊发了这篇文章。因为准备报考陈老师的硕士，就去读《多余的话》。这可能是我目前为止读过最感震撼的一篇个人自述。我是1966年生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英雄人物总是临危不惧地走向刑场。而在《多余的话》里，看到了“滴血的哀号”。看瞿秋白在狱中接受的采访，他未必不想“生”，但他在《多余的话》里，写的都是“永别”，和爱人、同志、朋友永别，再跟他最喜欢的书——《安娜卡列尼娜》《阿Ｑ正传》《红楼梦》们永别，最后跟美食——中国的豆腐永别！即使抱着永别的心态，我觉得也不妨碍他希望活下去，这很正常。但在1984年，这太震撼了，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内心。当时也有人反对陈老师的观点，起码有上百篇讨论文章。这在党史学界大概是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是特殊时代的产物。

平反工作结束后，整个社会就逐渐步入正轨，历史学也是这样。1980年代之后，中国革命史真正进入了历史本身的研究。

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党研系统，即中央级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央党校和各地党史办、各地党校，金冲及先生是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另一个是高校系统。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两个系统不一样，但我觉得没有那么大距离。当然，两个系统各自承担的使命不一样，也各有所长。高校系统喜欢问题化、结构化的研究，议题通常和历史事实的过程保持相对的距离，擅长从历史事实中抽离出研究话题。而党研系统对每一件事实、具体的过程、人际网络关系，比我们了解得详细得多，由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做出清晰的梳理。

在党研系统的历史研究中，金冲及先生无疑是一面旗帜，是留下成果最多的、也是迄今影响中共党史学界时间最长的学者。他的历史写作从1980年代持续到2024年，长达40多年，而且跨越各领域，写出一大批作品，如《毛泽东传》《周恩来传》《转折年代——中国1947》《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把中共党史的重要议题都做了梳理。可以说金先生奠定了官方党史书写的基础，树立了好的学风、文风。

所谓好的学风就是求真求实。因为有金先生，我们才能看到现在这样的党史书写——相对平实，有过程、有事实。大环境之下，仍然不能低估人的作用，不同的人完全有可能在同样的环境下造成很不一样的结果。党史革命史学界很幸运，有金先生的存在，现在我们得到了好的收获。

所谓好的文风就是平实、温润，有情感、有事实。以《周恩来传》为例，金先生不追求华丽的文字，追求清晰、通畅的叙述。事实上，这是他们这一代学者的特点。他们可能更接近白居易的文风，清楚、平实，而不是杜甫或者李白的文风。但在平实的叙述中，也能看到情感的流动，还有背后的关怀，可以在阅读中慢慢体会他们写作的感染力。

金先生奠定的学风、文风，对整个中共党史学界，尤其是党研系统的党史书写，有巨大的影响，我相信未来还会影响下去。

另一方面，金先生尽管是党研系统中当仁不让的代表人物，但他并不局限于这个系统，在高校系统中也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的学术书写也跨出了党史的范畴，像《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就是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去写作的。这些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包括高校系统的党史研究，很多时候都得到了金先生的鼎力支持。有位“学院派”的代表性学者要调动工作，他的研究很受欢迎，但也遭到一些质疑，是金先生为他的调动写了一封很长的推荐信。如果没有这封信，按照通常情况，这事可能就办不成。金先生在很多场合给这些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帮助、支持。

更重要的是，因为金先生的提倡，党研系统在较长的时间里也保持着这样的学风与文风。这种学风造就了一种相对宽容的风气，一种尊重事实的风气，为高校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好的环境，可以更加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和探索。所以两个系统看似有区别，其实可以相互支持，这一切，和金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应忘记前人的这些努力。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看法。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修订版）》，金冲及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革命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

接下来我会更多地谈谈高校系统的党史研究。

说到1990年代以来高校系统的党史革命史研究，无法绕开杨奎松先生。如果要说革命史研究这几十年最重要的两位学者，我会说是金先生和杨先生。他们的身份代表了两种书写方式。金先生塑造了经典的党史书写，而杨老师坚持了学院化的研究。我是学中共党史的，但刚毕业时没有勇气踏入这个领域，2002、2003年前后才真正转入党史研究。杨先生的论著不断发表，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杨先生他们那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还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但他们撑开一片天空，慢慢才有越来越多的后辈学者加入，形成现在党史革命史研究蔚为大观的局面。

从19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革命史研究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向，这和整个中国历史研究的转型是同步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史视角的引入。中国共产党本身是政治力量，从政治角度切入研究天经地义。到现在为止，我也仍然认为政治角度的观察是中国革命史研究最核心的部分。如果有学者研究革命史而完全不碰政治史，我会怀疑他研究的深入程度。但即便作为一个政治力量，从社会角度切入中共党史的研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在1949年之后，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面对的。这就是1990年代张静如先生倡导的，从社会史角度去研究共产党。这种研究取径，从1980年代末开始就在其他的学科分支里蓬勃发展起来了，革命史的研究其实相对滞后。

1990年代中期开始有相关作品出现，如1996年何友良先生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21世纪初，这种研究取向逐渐成为趋势，比如王奇生老师在2002年写的《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他用了很多革命历史文件汇编资料，观察党的基层组织的实际运行状态。这其实就是社会史取向的新观察，这篇文章也非常有震撼力。

回过头来看，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不断去重新思考、总结。利用基层文献、地方档案有时可能会夸大某一方面的问题，得出的结论确实可能和真实、完整的状态有些距离。但无论如何，这些书写给我们以启示，即我们可以去面对革命史的方方面面，它们都应该是历史书写的一部分。

社会史的这种取径，在2009年被李金铮老师概括为“新革命史”，这是对既有趋势的概括。我自己不太使用这个称呼，因为不太希望研究队伍里出现所谓的新旧分野，但我还是赞同“新革命史”的提出。每个人默默做自己的，很难形成气候；而大旗一举，立刻可以形成一个舆论，大家就知道我们都应该往这个方向做。更多人加入这个趋势，促进了繁荣，这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如果只看社会维度的话，仍有局限性。政治力量面对社会，一般的逻辑是适应而非改变，但中共强调能动性，强调改变而非适应。这也是所有革命性政治力量的特征。这里面就有个问题，如果我们只是跟着大的学术趋势走，用普遍的逻辑去讨论中国共产党，可能会面临适应性的问题，这一点需要警惕。也就是说，社会维度的引入，能够开阔党史革命史研究的视野，但如果夸大这一维度，可能会和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的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特征有所违和。

我觉得，世界上历史学的书写范式，到目前为止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兰克史学，强调实证研究与客观叙述，至今仍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再是年鉴学派，传统史学强调差异，而年鉴学派强调长时段、结构化，这是很重要的变化。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又有一个新转向，就是新文化史的兴起，目前还没有其他史学观念可以挑战或取代新文化史的影响，这仍是一个具有统治力的研究趋势。就中共党史和革命史而言，新文化史某种程度上可以回应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意外地会和中共党史研究发生甚至比社会史研究更密切的关联。

革命史研究的未来趋势

接下来再讲我对未来革命史研究趋向的看法。

2021年我写过一篇研究综述，说革命史研究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进入了高位盘整阶段。距今已经五年，高位盘整后到底是上升还是下跌，恐怕年轻学者更有发言权。比较令人瞩目的是，近年青年学者不断在推出有影响力的新成果，比如赵诺《太行山上：中国共产党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成长史》，王龙飞《全民皆兵：太行根据地的武装体系（1937-1945）》，李里《地火燎原：白区党组织运作的多重面相（1927-1937）》等等。王才友等学者的研究著作也在准备推出中，让人抱有期待。

如果继续往下研究，我有几个比较看好的领域。

单从社会史来说，我认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史研究特别值得下功夫。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社会力量的复苏和重新崛起，各种力量纷纷爆发出来，才使整个国家局势出现爆发性的变化。政治很重要，但政治更多地是提供基础，真正的发展需要每个人的投入，需要自主性发挥，改革开放就提供了这个条件。如果研究中共党史研究要走社会史的路径，改革开放这段最有契合点。社会史的研究路径是最适合改革开放的时期、也最能抓住改革开放特质的书写。

我曾经想写的一个相关题目是喇叭裤。喇叭裤背后涉及观念变化，涉及工业、纺织业的变化。穿衣成了一种展现个性的方式，而不是仅仅为了蔽寒，观念变化了。观念发生变化，带来消费变化，后面是轻工业、纺织业的变化。1980年代前中期，有一个纺织业迅速发展的局面。原来用布票，一年就两三件衣服，这时候开始慢慢放弃布票。喇叭裤还涉及走私问题，因为很多喇叭裤是海外来的。它关系到外贸和对外关系的变化。我们可以去尝试类似小切口关涉大问题的这样一种研究。总之，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是今后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

现在生活史、生命史、环境史、性别史、物质史、技术史都很热门，年轻的同学已经很少选择做政治史了。我理解他们，他们不像我们这代人，从小生活在政治话语之下，他们和政治离得比较远，理解政治很难。我希望有更多研究者关注政治史研究，也乐见更多领域的拓展，在中国，生活无法离开政治，但生活中也不是只有政治。

这些年我还比较关注机制的研究。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对结构化的历史写作本身比较怀疑。不过，我相信现实运作中，一定还是有趋势性的东西，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规则性、通约化的东西。把这种趋势呈现出来，也是研究的任务。现在论文写机制的越来越多，不能把所有的行动规则都理解为机制，有必要对它有更清晰的理解。机制是相对固化、结构化的。机制的讨论有必要，只是做的难度较大，但难度和收益是正相关的。机制可以解释很多问题，因此相关研究会被更多人希望了解、阅读。

从2013年开始，我比较关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观念、信仰。但一直没找到研究切口，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写成宣教。后来受到新文化史的刺激，又读到一批日记，从中看到一批人心灵的波动、转折。所以我在2019年前后开始写心灵史，并不是刻意要找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只是想去面对这些革命者的观念世界、信仰世界，观察他们心灵世界的转变、波动，去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向心力如何形成，党的组织如何在一批有信仰的、牺牲精神的人中去落实。当然，这样的过程总是有博弈的、曲折的，在很多情况下不会是单一的，研究者还是要努力去做这样的呈现。

1949年6月9日的竺可桢日记里记载，陈毅到上海后跟文化界的人交谈，讲理论对于革命之重要：“谓共产党之成功，由于知识高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汲取了世界文明的成果，有辩证法、有系统的观点、有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是比较全面的，分析问题不是单一的。有牺牲精神，有信仰。这个党所锻造的组织，不是一个纯粹技术化的组织。其实，共产党有的组织，国民党大部分也都有，但组织落实形成的力量不可等量齐观。因为组织还要靠人来运行，而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批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组织的能量，这个组织就活起来了，就是有机体。所以我特别在意关于观念、意识形态的研究。这不是要做政治的复读机，而是有学术的观察，从“人”出发的观察。

说到最后，我们的研究最关键的，还是行动和行动者。面对这样一个理论和实践高度结合的政治力量，尤其如此。

黄道炫教授在讲座现场

主持人金光耀教授

黄道炫/主讲 彭珊珊、郑西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