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修订版)》
日本著名史学家森正夫作序!
中日学者数十年合力深耕,全面修订
以一县之事,再探明清至民初五百年的财政制度变迁
《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修订版)》作者:吴滔、[日]佐藤仁史ISBN:978-7-218-19079-2定价:98.00元 精装 · 492页出版时间:2026年9月广东人民出版社 · 万有引力
一部嘉定史,读懂江南五百年
本书以雍正之前的嘉定县境作为研究地域,研究时段则主要从明清到民国初,前后五百余年时间。
全书冠名以“嘉定县事”,却并非将视野局限于一县之事,举凡明清时期赋役、财政、市场、水利、地方行政等领域,皆有所涉及。每一章均具有鲜明而相对独立的问题意识,合在一起,又相互关联。1998年,我们二人因研究嘉定地域史的共同志趣而结识,之后一直维持着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15年来,陆陆续续写下一些文字。或许,这些文字多少打下了各自学术经历的烙印,显现出不同的腔调和味道,但是,所感兴趣的问题均是从仔细研读地方文献出发。我们相信,乡土文献的产生和流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事,即便将文本失传的因素考虑在内,仍可基本反映当地历史的基本脉络,所以,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的成果虽多以个案的形式呈现,但所涉问题,或从既有的江南研究的问题意识出发,或直接回应明清以来重大制度的变迁,均已不是“地方史”的视野就能简单地加以概括的。
虽然随着国际合作的不断加强,各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共识也越来越多,但是具体研究中所关注的问题及其出发点本身仍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有鉴于此,本书对我们过去的研究不作过多的技术处理,除了个别表述外,基本上维持行文原有的风格,以彰显中日学者对固有学术范式的追求和超越,以及处理具体学术问题时采取的不同路径。正是因为每一章节均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问题意识,故在这里不打算另起炉灶,重新作一个略显雷同的学术史回顾,而是更想把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在嘉定乃至整个江南的历史脉络下作一直接呈现。
贯穿全书最重要的一条主线是赋役财政制度的变迁。与明代江南其他府县所面临的情况相似,永乐北迁后,因运输费用激增,嘉定县面临着沉重的财政压力。宣德、正统间,应天巡抚周忱通过官布、金花银等一系列改革,大大舒缓了当地的民力。嘉定县西南乡的“六区三扇”和邻近的昆山“三区”等处率先享有改纳官布的特权,加上官布一度不入考成,无形中给当地社会增添了更大的实惠。由此,嘉定县出现了植棉业蓬勃发展的趋向。但是,植棉业所需特殊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反过来造成吴淞江水利系统的逐渐荒废,进而引发了进一步的改革诉求。万历间,在朝野乡宦和耆老乡贤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获得全县漕粮全部折银的特权。嘉定县以棉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结构从此愈发固定。或许是这次赋役改革的步调有些过大,自明末起,当地常常作为制度规定的特例被刻意“遗忘”或者被格外“关照”,而针对每一次赋役调整的具体应对,都在本地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成为我们了解地方历史脉络最重要的线索之一。
赋役改革的多面效应并不仅仅体现在从折布到折漕这一过程之上,当地的均粮征一改革也显示出类似的面相。嘉靖间,由应天巡抚欧阳铎和苏州知府王仪主持推行的“牵耗之法”,扒平了官民田税则,这乃是一场直接针对江南田赋积弊的著名改革运动。其主要精神是,以县为单位将钱粮按照同一税则征收,大大减轻了重额官田的沉重负担。隆万时期,当地的地方官除了积极推动漕粮改折之外,另一项重要政务就是调整土地开发机制,通过实施减则开荒等措施,使荒田渐辟复熟,16世纪后期形成的整套赋役体制由此更加稳定。
在田赋公平缴纳的难题基本解决以后,直至清末民初,嘉定县民都一直困扰于以“夫束”为核心的沉重的“役”的负担中而难以脱身。也就是说,在江南地区纷纷纳银雇役的总体趋势下,嘉定县却保留着派夫任役的传统,具体的做法是“多者充夫头,少者为协夫”,“遇有河工,夫头各率协夫,分段疏浚”,这或多或少与明中叶以降植棉业的勃兴对水利事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所关联。也许可以说,水利的败坏,一直拖着当地役法改革的后腿。稍有办法的人纷纷选择逃避差役,“编为夫头者,田尽售去,仅留空名,谓之‘夫壳’”。
至咸丰年间,“夫壳遍邑境焉。一闻河工将起,怨詈沸腾,互相攻诘,甚或孤寡零田,亦派使应役,为害何可胜计”。除此之外,现年夫头还兼理催粮之事,逐渐形成了县衙门的差役皂隶对粮差和保正、粮差和保正对现年转嫁地方行政经费的结构,“于是弊害丛生”。自此,“夫束”之弊已至顶峰。被充作现年的中下层农民往往只能通过“卖妻鬻子”凑出费用,或是破差逃亡。
透过对“折漕”和“夫束”两大县政问题的细致讨论,本书将深刻反思传统社会州县行政的运作机制及其近代转型。
20世纪初,在嘉、宝二县推行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措施乃是县级财政的改制。从严格意义上说,传统社会并不存在州县财政,只有州县官的财政。直至清末新政时期,清廷拟将税种分为国家税和地方税,县级财政才初现端倪。据宝山县民政署编辑的《宝山共和杂志》显示,在县级财政收入的基本结构没有发生明显改变的前提下,该县县级财政预算副册的编制主要放在了地方自治事务的开支以及县、乡两级财政收入的划分上,具体的工作重点则集中于公款公产的处置之权。其意义不仅直接关涉与传统慈善公益事业的制度对接,更为中国现代分级财政体制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基础。另外,围绕支撑地方自治经费及相关物质资源的筹集,新式精英阶层与既得受益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最终导致地方政治二元化的势态。
比县级财政更低一级的乡镇财政,也在此时“粉墨登场”,其复杂性更甚于前者。各乡镇自治公所不仅要清理财源,把向来转嫁给夫束的地方行财政末端业务全面改由地方自治机关收管,同时还得通过划分自治区域确立征收之范围。于是,自治区域的“固有境界”的溯源变得愈发重要。嘉、宝二县不约而同地把区域传统追溯到康熙十年(1671)的一次赈灾中设立“粥厂”时所对应的赈济圈,虽然就此判断清初的“厂界”已经具有明晰化的趋势有点言过其实,但从乾隆末期开始,嘉定、宝山原设“粥厂”的功能已不仅限于施粥一项,越来越多的乡镇公务被“厂”所接管,在救荒活动中划分的以市镇为核心的“厂”的管辖区,逐渐演变成事实上的地方行政区划。
这就为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实施者设下了某些不容逾越的“标准”,“分厂”事件遂成为两县“制造”区划传统的最好借口。由此我们或许可以重新认识行政体系和市场网络两大要素在帝国晚期基层区划的塑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张力。
本书的另外一条主线是探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的发育机制,以此为基础,尝试对南翔、安亭等市镇的空间历史进程进行初步的复原。早在宋元时期,嘉定附近的沿江沿海地区就已有较为发达的商业,出现了像黄姚(窑)镇和刘河镇这样的通商大港。
入明以后,先是黄姚的地位日渐衰败,直至“没入海,亦不知没于何时”。弘治十年,由于太仓州的设立,嘉定西北境改属太仓,原本毗邻于县境北部的刘河镇也渐行渐远。本书第一至三章的研究将表明,明代嘉定县境内主要市镇的兴起另有其因。从大的制度背景看,宣德、正统间,应天巡抚周忱在苏州府的嘉定、昆山二县推行了折征官布的改革,实施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虽是减轻永乐北迁后苏松地区的漕粮加耗,但在因赋办纳过程中,纳粮户缴纳的银钱或折纳物主要来自以出售剩余产品为主的市场交换,从而间接促发了当地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转换,并带动起最早的一批棉布交易市场。明代中叶始,江南地区出现的农产商品化、中长距离贸易的兴起和本地市场的发育等诸多新气象,均与此相关。随着万历间嘉定县漕粮实现全部改折,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被创造出来。已经习惯植棉的老百姓只能依赖市场,来获取他们所需的谷物和白银,以便缴纳赋税或者满足日常所需,由此棉花和粮食市场亦应运而生。南翔、安亭等即是在这一机制下兴盛起来的诸多棉业市镇中的代表。
文献研究篇所收录的两篇文章,都以考察清末民国时期地方文献的性质为主要内容,试图通过搜集和利用20世纪初陆续生产出来的各种地方文献,以追溯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中的某些制度的源流和运作的细节。
本书甫一出版,承蒙各界垂爱,很快售罄。出版社即刻决定加印,历十载有余,至今市面上亦已难觅踪迹。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书中某些问题的认识又有了不少新的进展。借此重版之机,拟就折布、夫束等问题略做充实,或可补葺初版之遗憾。
最后,要特别感谢上海市嘉定区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和方志办的各位领导和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了查阅报纸、档案和地方文献的方便。如果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本书绝不可能完成。在此,对他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本书的绪言、第一至五章和第七章由吴滔撰写,第六章、文献研究篇的两篇文章、后记和修订版后记由佐藤仁史撰写,全书的统稿由吴滔负责,第六章、文献研究篇一、文献研究篇二、修订版后记的翻译和中文润色工作则由佐藤仁史、林淑美、陈明华和吴滔共同承担。森正夫先生的序和后记由申斌负责翻译。
*本文摘自《嘉定县事》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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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明清江南承载天下大半税粮,棉作普及、市镇林立,独特的水土与产业催生了区别于全国的赋役体系与基层生态。吴滔、佐藤仁史两位中日学者以嘉定县(今上海嘉定区、宝山区)五百余年地域发展为研究样本,从一县之事考察明清至民国初年江南区域的历史变迁。
全书系统梳理明代官布折纳、均粮征一、漕粮永折等关键财政举措,分析水利淤塞、棉业勃兴如何推动市镇的出现与发展,并向下延伸至清末民初“夫束”徭役纷争、县级财政体系的建立。研究视野贯通农耕水利、赋税徭役、棉业商贸、善堂赈济、乡镇区划、地方派系等层面,完整呈现了赋役财政制度在这五百余年间的变迁,真实还原国家政策落地江南基层后的社会百态。
◎ 作者简介
吴滔、[日]佐藤仁史 著
吴滔,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在城在乡: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农政与财政:明清社会经济》(中华书局,2024年)、《国史家事:〈致身录〉与吴江黄溪史氏的命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等多部著作。
佐藤仁史,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东洋文库客座研究员。已出版《近代中国の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の在地指导层と地域社会》(研文出版,2013年;2015年获得第一届井筒俊彦学术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中译本《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山林、山民与山村:中国东南山区的历史研究》(合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等多部著作。
◎ 名家推荐
以明清以来一直到清末民初五百年为对象的本书《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无止境地对“地方文献”进行仔细研读,终于从江南嘉定县的历史中发现构筑中国现代化财政体制的道路。
——森正夫
日本著名史学家,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
◎ 编辑推荐
★对江南地方社会的细微剖析
涵盖农业、水利、赋税、徭役、慈善、商业等民生层面,从桩桩件件民事看农民与官吏的拉锯、传统乡绅与新式精英的博弈、国家统治与地方自治的平衡。
★中国赋役财政制度的变迁
通过观察从明清到民初江南嘉定县农业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厘清五百年间中国赋役财政制度的变迁,以及在县财政自治和公款公产转变的过程中,中国财政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 见证明清民众的真实生活,记录普通人与苛政的漫长博弈
江南嘉定十田九棉,当地百姓却要上缴税粮,只能辗转卖布换银购米,苦遭各环节盘剥。巡抚周忱、乡绅侯峒曾等人接替请愿,为县民争得全国独有的“漕粮永折”特权;清末黄氏兄弟创办《疁报》,以舆论揭露苛役“夫束”,与地方传统势力博弈。从明代文人上书、乡绅集体维权,到近代报刊为民发声,完整留存普通人艰难求生的抗争故事。
★ 绝版十年,全面修订
补充江南乡绅势力通过慈善事业争权谋利的重要篇章,完善对明清江南地方社会全貌的认知;增补两位作者的一篇深度访谈,见证中日学者从合作之初到修订版面世二十多年间的交往与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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