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涉外人才如何“破圈”

　　当前，外语专业正站在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当对外开放从“物的流动”走向“知识的协作”，当企业出海从“把货卖出去”走向“在当地扎下根”，当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走向“深度替代”，外语专业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站在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节点，外语专业能否完成角色重塑，不仅关乎学科自身的生机，更关乎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服务企业高质量出海的人才根基。

　　本期，高教周刊分别从跨文化话语能力、涉外人才角色重构和AI时代育人转型三个维度切入，期望通过本次讨论推动外语专业在时代浪潮中找准定位、焕发新生，为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编者

既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走得稳”

外语类人才须为出海企业“话语赋能”

陈琦

　　有媒体报道，在东南亚某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家中资企业投资建设铜矿，商务谈判与技术交接并无语言障碍，却因对当地宗教情感的敏感性估计不足、未与社区深入沟通而陷入僵局。从东南亚到中东，从非洲到拉美，不少中国企业都遇到过“语言通了、文化没通”的尴尬——翻译能促成交易，却化解不了舆论、品牌和社区沟通中的深层矛盾。这恰恰暴露了外语人才培养中“重语言技能、轻跨文化话语能力”的短板。

　　企业出海要真正“走进去”，必须跨越这道文化阈值；而新时代高校涉外人才尤其是外语类人才培养体系，能否为企业提供这种能力支撑，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中国企业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走得稳”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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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脱节：

　　企业出海暴露的培养短板

　　当前，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不再满足于“把货卖出去”，而是在海外设实体、建品牌、融入社区、直面舆论。业务嵌入越深，对跨文化话语能力的要求就越高。判断企业是否已经站到这道门槛前，有三个直观指标：是否设立海外实体并深度嵌入当地社区，品牌和产品是否直接面对当地普通民众，经营行为是否进入当地媒体和社会组织视野、是否存在舆情风险。这三个指标，折射的是当下外语类人才培养的三重脱节。

　　能翻译合同，却读不懂社区运行逻辑。企业深度嵌入当地，需要读懂社区议事规则与社会组织诉求，识别并参与公共议题。但多数外语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国别社会结构、社区公共事务、田野调查类课程明显不足。学生语言功底不差，到了现场却常“不知道该跟谁说话、怎么说话”。

　　能译好文稿，却做不好公共叙事。企业直接面对当地消费者，需要把“我们想讲的”变成“对方听得进的”表达。但跨文化传播、品牌叙事、受众分析、数字内容生产等训练偏少，“中译外”有余、“中述外”不足。不少学生外语流利，写出来的品牌文案却满是机器翻译腔。

　　能应对常规外事，却接不住舆论争议。企业进入当地舆论场，随时可能面对误解甚至恶意抹黑。但国际舆情分析、危机沟通、话语博弈等内容在高校的开展情况多为零散讲座，未成体系。真遇到突发舆情，学生往往“看得懂报道、拿不出对策”，“客气有余、交锋不足”，容易陷入不懂主动出击、只会被动回应的境地。

　　这三重脱节，在企业深度嵌入当地社会时被集中放大，指向的是外语类人才跨文化话语能力供给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这一落差未必是企业出海成败的唯一决定因素，却日益成为影响中国企业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走得稳”的重要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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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模块：

　　从翻译能力到话语能力

　　跨文化话语能力不是传统外语专业翻译课堂的简单升级，而是思维方式和教学逻辑的根本转型。而这，正是帮助企业跨越文化阈值的关键能力。当前，高校的外语专业培养体系在企业出海场景下仍有明显缺口。教学需要从“文本中心”转向“场景中心”，从“准确表达”转向“有效说服”。具体而言，可围绕三个模块重构课程与训练。

　　事前评估：风险预判与对象国认知。该模块可依托区域与国别研究、国际舆情分析、海外田野调查等课程，设置“对象国涉华舆情跟踪与风险评估”训练。学生分组跟踪对象国某一时期的涉华舆情，形成“出海风险评估报告”，并模拟向企业决策层汇报。培养方案调整的重点不是多开一门课，而是让学生在贴近真实的海外社会情境中做判断。

　　事中叙述：品牌转换与在地公共表达。该模块可依托跨文化传播、中外话语体系比较、品牌叙事与内容生产等课程，设置“企业中文新闻稿在地化改写”任务。学生面向特定国家受众改写社交平台文案，去掉“翻译腔”，找到当地人愿意转发的表达方式。将文化符号的妥当使用纳入这一环节，由学生判断哪些中国元素适合当地市场，哪些可能引发宗教或习俗争议。

　　事后应对：争议处置与话语防守。该模块可依托跨文化危机沟通、国际法与国际传播、舆论博弈案例等课程，开展压力情境下的回应训练。学生需要守住文化立场、拿捏表达分寸，既能共情外部视角，也不在争议中失语。这类训练旨在让学生做到“听得懂、接得住、回得准”。

　　这三个模块不必覆盖所有外语课程，但应成为面向企业出海方向的核心课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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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施策：

　　课程、实训与师资三方协同

　　不同类型的高校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改革不能“一刀切”，而应分类定位、各展所长，在各自赛道上形成差异化供给。具体而言，外语类院校可发挥多语种和国别研究优势，建设“企业出海话语实验室”，与头部企业共建舆情监测和内容生产平台。综合性大学可依托法学、新闻传播、商科等学科，开设“外语+”性质的微专业。地方院校可聚焦一两个重点国家和行业，如东南亚跨境电商、中东工程承包，做实“语言+行业实训”。理工类院校则可把国际工程伦理、技术标准话语嵌入外语课程，培养懂技术的外语人才、懂外语的项目沟通人才。

　　分类施策，最终要落到教学环节。以“海外舆情处置”工作坊为例，课程可选取某真实海外中资项目为背景，设计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期评估，学生分析对象国媒体和社交平台的舆情倾向，制作风险清单；第二阶段为情境模拟，基于公开渠道获取的真实项目信息，学生分别扮演企业发言人、当地社区代表、媒体记者，完整模拟社区说明会或媒体问答；第三阶段为复盘输出，形成可提交企业的沟通建议书。三个阶段由高校教师和行业导师共同指导、联合评分。

　　课程与实训能否持续，关键在师资。为此，相关高校可建立教务、人事等职能部门与院系之间的协同机制，实施“教师海外行业挂职计划”，每年选派若干名外语骨干教师到出海企业、国际传播机构挂职锻炼，获得第一手资料和实际体验。同时，聘请企业海外业务负责人、驻外记者、国际公关专家担任行业导师，参与课程设计和实训指导。由此，课程、实训与师资形成相互支撑的闭环。

　　当然，强调话语能力，并不意味着它能包打天下。地缘博弈、制度竞争等结构性矛盾，难以仅凭话语在朝夕之间化解。但没有跨文化话语能力，企业连进入当地舆论场、争取理解的机会都很难获得。也正因如此，企业出海需要的不是更多“会外语的人”，而是能在陌生文化语境中做判断、做表达、做沟通的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

　　由此出发，高校外语院系不必推倒重来，而应在现有基础上统筹课程、师资与实训。笔者建议，可以先从三件事入手：一是建设若干门“出海话语”方向课程，二是设立校企共建的海外舆情与话语实训平台，三是把教师海外行业挂职纳入师资发展规划。三件事若都能真正落地，外语专业将有望从“翻译供给端”走向“话语赋能端”，为企业跨越文化阈值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对接实战需求重构涉外人才角色定位

刘庆斌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将“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列为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建设“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当对外开放的内涵从商品贸易升级为技术合作、标准参与和品牌深耕，涉外人才的角色定位也必须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语言中介”走向“创新嵌入”。准确把握这一角色重构的内在逻辑，是高等教育主动服务国家开放战略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重构涉外人才角色

　　涉外人才角色重构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外开放形态的深层演变。传统开放型经济以商品贸易为主要形态，涉外人才的核心功能是语言中介：翻译商务文件、陪同外商洽谈、处理进出口单证，本质上是贸易链条中的辅助性角色。这一角色定位在当时有其合理性，因为跨境活动主要表现为货物流动，语言转换确实是克服信息障碍的关键环节。

　　但高水平对外开放改变了这一格局。过去，跨境活动主要是货物流动；现在，越来越多的是知识协作。比如，人工智能算法研发依赖全球开源社区共同推进，高端芯片供应链横跨多个大洲，生物医药临床合作通过国际多中心试验网络展开，新能源技术产业化则离不开跨国市场拓展和本地化运营。在这些场景里，语言转换仍然必要，但远远不够。真正的瓶颈，不是“听不懂”，而是“接不住”。

　　之所以“接不住”，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全球价值链正在重构。当前，主要经济体纷纷调整供应链，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塑。如果涉外人才只停留在“能沟通”的层面，就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规则博弈和战略竞争。因此，角色重构不是否定语言能力，而是在语言能力基础上实现能力跃升：从开放体系里的“服务者”，成长为创新网络里的“参与者”。

　　角色重构要求涉外人才具备全新的能力图谱。一是跨文化情境下的技术理解力。在联合研发、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协商等场景中，涉外人才需要理解技术方案的基本逻辑和商业含义，在不同技术文化之间搭建认知桥梁，而非仅仅充当“语言转换器”。二是涉外法治素养与规则应对能力。跨境数据流动、出口管制合规、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则性事务日益增多，涉外人才必须具备在多重法律体系之间辨识风险、研判趋势的专业判断力。三是精准的国别认知与差异化策略能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政策环境、商业惯例迥然不同，涉外人才需要深谙对象国的社会结构和发展逻辑，具备“一国一策”的精细化思维。这三重能力相互叠加、彼此支撑，构成了新型涉外人才区别于传统外语人才的核心特征。

　　补齐涉外人才培养能力短板

　　对照这些新要求，当前涉外人才培养还有明显差距。

　　知识结构有差距。不少高校的培养方案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主，跨学科课程虽然增加了，却往往和语言主干课各走各的路。学生修完课程后，知识却没有在解决真实涉外问题的过程中变成能力。

　　实践环节有差距。跨境商务谈判、技术合作沟通、涉外法律实务处理，这些实战能力无法只靠课堂讲授获得。但学生参与真实跨境项目的机会仍然有限，校企协同育人的深度还不够。

　　供需匹配有差距。不同区域的开放实践，对涉外人才的语种结构、专业方向和能力侧重各有不同。但高校培养方案同质化倾向依然明显，人才供给和区域产业需求之间时常错位。

　　这些差距的实质，是人才培养还停留在“知识逻辑”上，没有真正转向回应真实需求的“能力逻辑”。

　　以实战精准锻造涉外人才

　　要缩小这些差距，关键不是多开几门课、多签几份合作协议，而是从根本上转变涉外人才培养理念。

　　从“学科本位”转向“问题本位”。涉外人才面对的往往不是单一学科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语言、技术、法律、文化交织在一起的复合情境。因此，培养方案要以真实涉外问题为牵引，围绕“如何在海外市场推进技术合作”“如何应对跨境合规风险”等实际命题组织教学，打破学科壁垒，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整合知识、形成能力。

　　从“封闭培养”转向“开放育人”。涉外人才不能只在校园里成长，必须在真实的国际合作场景中反复锻炼。高校应将企业的跨境项目需求、政府涉外部门的实务场景、国际组织的合作平台嵌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让课堂、实训、实战形成递进式闭环。需要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协同不能停留在签合作协议上，而要落到课程共建、师资互聘、项目共研等具体机制中，真正形成完整的育人链条。

　　从“统一模板”转向“精准适配”。涉外人才培养要因地制宜，与区域开放实践精准对接。不同地方的产业结构、贸易伙伴、开放场景不同，培养方案也应有所差异。以浙江为例，杭州数字经济、宁波高端制造、义乌跨境电商对涉外人才的需求各有侧重；沿海外贸大省和内陆省份所需的涉外人才，在语种配置、专业侧重和能力结构上也不尽相同。只有建立涉外人才需求动态监测和培养方案灵活调整机制，人才供给才能真正适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多元需求。

　　从“语言中介”到“创新嵌入”，涉外人才角色的深层重构，折射的是中国对外开放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跃升，也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在涉外领域的具体落地。推动涉外人才角色重构，说到底，是教育系统以更主动的姿态服务国家开放战略，以更深层次改革回应时代变革。唯其如此，才能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夯实人才根基。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AI浪潮中跃升外语专业育人格局

孔令会

　　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语言服务、国际传播、跨境商务、教育培训等领域，深刻重塑外语专业的职业生态与教学场景。面对这一变局，外语专业要走出“技术替代人”的焦虑，打破“语言不可替代”的惯性，回答好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语言工具能力被AI深度增强之后，外语专业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长期以来，翻译、文案、外贸助理、语言培训、信息编辑等岗位，一直是外语类毕业生的重要就业方向。如今，这些岗位的基础环节正被智能工具逐渐取代，基础语言教学也面临智能陪练工具的挑战。与此同时，译后编辑、国际传播策划、跨文化咨询、区域国别研究等新职业的不断涌现，改变了外语专业的育人逻辑。学生未来竞争力的关键，已不再是对单一语言技能的掌握，而是能否将人工智能作为学习与工作的合作伙伴，既善于借助工具提升效率，又具备胜任跨语言、跨文化复杂沟通的综合素养。

　　此外，人工智能同样深刻改变了外语学习的过程。学生可以便捷地获得高频次、即时反馈的语言训练，以及接近真实交往的学习场景。教师的职责不再局限于语言知识的传授和技能训练的组织，更要引导学生提出问题、甄别信息、理解文化背景、判断价值立场。人工智能虽擅长语言转换，却无法替代人在复杂语境中的判断，也无法替代人在国际交往中建立信任、解释中国、理解他者、化解误读的能力。

　　技术越发达，外语专业越要坚守人文根基，推动学生从“会说一门外语”向“借助外语理解世界、沟通世界、参与世界”转变，在变革中重塑培养路径。

　　学科定位从工具性转向人文性。传统外语专业长期承担语言工具训练的任务，这一定位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难以支撑学生的长远发展。高校应重新定义专业核心价值，将文化沟通能力、批判性思维和人文素养置于中心位置。语言学习不仅是技能习得，更是理解世界的方式，通过外语感知世界局势，读懂不同文明的思维方式，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从民族文化认知向人类文明理解的跃升。

　　人才培养目标从单一型转向复合型。外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并非一般性的语言从业者，而是能够服务国家战略、区域发展和国际交往的高素质复合型涉外人才。这类人才既要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又要能深刻理解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实践；既要熟悉对象国的社会历史和话语方式，又要具备跨文化沟通、国际传播、涉外事务处理和知识整合能力。外语教育应以“理解中国、沟通世界”为主线，着力培养有根、有识、有言、有为的涉外人才。

　　课程体系从单一技能型转向多元能力型。听说读写译是外语专业的根基，课程改革的重点不是舍弃基础技能，而是要升级训练方式，使语言课程融入真实任务、跨文化理解和专业场景。同时，高校要稳固文学、文化、国别区域、国际传播、比较文明、跨文化沟通等课程的核心地位，帮助学生通过语言进入文明深处，通过文本阅读形成问题意识，通过跨文化比较理解世界格局。此外，外语专业还应主动聚焦国际传播、区域国别研究、国际商务、涉外法治、外语教育、智能语言服务等领域，构建特色课程方向。高校可结合办学传统、区域产业与国家战略需求，打造差异化的课程体系。

　　教学模式从单轨型转向“AI+教师”双轨型。高校应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基础语言训练、即时反馈和适合个性化练习等环节，教师则更专注于深度文本解读、文化背景剖析、批判性讨论和情感互动。如此，既能发挥AI的海量数据和即时响应优势，又能彰显教师的人文引导与价值判断作用。AI并非替代教师，而是帮助教师从烦琐的低阶劳动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投入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

　　教师队伍从专业型转向综合型。外语教师既要守住语言文化教学的优势，又要提升数字工具运用、跨学科协同和真实任务设计等能力。高校应鼓励教师参与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研究和实践，建设语料资源、案例资源和课程资源，推动课堂从单向讲授走向研讨式、项目式学习和实践。教师评价机制也需相应调整，更加关注课程建设、育人成效以及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需求的能力。

　　实践育人从内围型转向外向型。高校应与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涉外企业、文化传播平台及基础学校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将实践场景引入教学全过程，使学生在真实任务中锤炼语言、认知行业生态、形成专业判断。同时，让生涯指导尽早进入培养过程，帮助学生了解行业发展趋势，构建“语言能力、专业方向、技术工具、人文判断”相互支撑的成长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外语教育不能仅停留在工具层面的训练，而应回归语言、文化、思想和世界理解的深处。外语专业的学生应成为驾驭技术、沟通中外、理解文明、参与全球事务的人。进而，推动外语专业在人工智能浪潮中找到新的生长点，帮助学生确立前行方向，真正实现育人格局的时代跃升。

　　（作者系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6年09月23日 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