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刘元春：居民消费上不去，根子不在老百姓，在分配！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讲了一句话，把消费低迷这个老话题的窗户纸捅破了：消费率上不去，根子不在老百姓“抠门”或“没信心”，而在国民收入这块蛋糕的“第一刀”就切偏了。

很多人一听居民消费率只有40%，第一反应是老百姓不愿花钱。但刘元春的逻辑很清楚——不是你不想花，是你手里能花的钱，从源头上就比别人少。

国民收入分配分两个环节。第一个叫“初次分配”，就是GDP造出来之后，在居民、企业和地方三者之间怎么分。

按照国际通行规律，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大约拿走66%的国民收入，企业占20%，地方占15%左右。而我们呢？住户部门只拿走了60.6%，比国际平均水平低了5.4个百分点。企业部门拿走24.7%，比国际高出4.7个百分点。

5.4个百分点听起来不大，但放到2025年130多万亿的GDP里，那是每年超过7万亿的资金，从居民的口袋里流向了企业的账上。

企业拿多了之后干什么？两个去处：要么躺在银行账户吃利息，要么投资扩产能。但居民手里钱少，消费跟不上，于是产能越扩越大，商品越积越多，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就是这么来的。

钱从居民部门流向企业部门，企业再用这笔钱去建厂房、买设备、造更多商品——这条链路本身就是“供强需弱”的根源。不是老百姓不消费，是国民收入的大头，压根就没到老百姓手里。

如果说初次分配是“做蛋糕”时的分法，那再分配就是“切完蛋糕”之后的二次调节——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把差距拉平一些。

刘元春指出，我们第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只有大约12%，对基尼系数的拉低效果非常有限。而欧盟国家通过再分配，能把基尼系数拉低大约40%。

这意味着什么？初次分配已经让居民拿少了，二次分配又没能有效补回来。两层叠加，结果就是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比理论上应该拿到的少了一大截。

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但中位数只有19036元，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2.8%。这意味着将近一半人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数被高收入群体拉上去了，大多数人拿到手的钱，比统计数字上看起来的要少得多。

收入差距越大，消费率越低——因为富人把钱存起来、投资，穷人有消费意愿但没钱花。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达45%，比世界平均水平30%高出15个百分点，其中超过60%属于预防性储蓄。不是大家爱存钱，是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这“四座大山”压着，不敢花。

2025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0.1%。横向对比：美国68.1%，英国和意大利约57%，波兰53.6%，阿根廷63%，连泰国都有48.5%。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居民消费率均值为56.6%，中等收入经济体为52%，我国只有39.1%，在149个经济体中排名靠后。

有人说这是统计口径问题——我国基础民生服务价格远低于发达国家，教育、卫生、居住服务价格分别只有美国的54.2%、30.7%、32.2%，所以金额上被低估了。这话有一定道理，中金公司的研究也证实，剔除价格因素后差距会缩小一些。但粤开证券的测算显示，即便完全剔除自有住房租金和医疗支出，我国居民消费率仍然比美国低约24个百分点。

口径调整能缩小差距，但改变不了消费率偏低的基本结论。

更值得关注的是服务型消费。我国居民的服务消费占比只有25%左右，发达经济体普遍超过50%。不是大家不想享受服务，而是医疗、养老、教育、文旅这些领域，公共供给不足，私营价格偏高。老龄化社会来了，对护理、康复、医疗保健的需求越来越大，供给却明显跟不上。

这几年，为了刺激消费，政策工具箱几乎翻了个遍：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贴息贷款。短期确实有效，但政策一停，消费马上回落。

刘元春的判断很直接：消费疲软如果源于结构性因素而非单纯的周期性因素，仅靠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是难以根本解决的。

这句话点中了要害。消费券是短效兴奋剂，以旧换新是提前透支需求，它们都是在“分蛋糕”结果不变的前提下，试图让居民把手里的钱多掏一点出来。但如果蛋糕的第一刀就已经切偏了——居民拿的本身就少——那你再怎么刺激，能刺激出来的空间也有限。

2026年上半年，住户存款余额达到173.48万亿元，仅上半年新增存款就有7.59万亿元。与此同时，居民贷款增速持续下滑，住户部门贷款一度转为负增长。居民不是在“等信心恢复”，是在“去杠杆”——优先还债、减少借贷、收缩资产负债表。

这种防御性行为模式，不是发几百块消费券就能扭转的。

刘元春对消费问题的分析，其实是两层结构：

第一层：初次分配切偏了。

居民拿少了，企业拿多了。企业拿多了就扩产能，居民拿少了就缩消费。供强需弱的根源在这里。

第二层：再分配没兜住。

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的支出压力，迫使居民不得不加大预防性储蓄。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不够，没能把初次分配的偏差矫正回来。

这两层叠加，才形成了今天这个“40%消费率+45%储蓄率”的畸形组合。

所以，要真正提高消费率，不是“鼓励消费”四个字能解决的，而是要动分配结构。具体来说，至少两个硬骨头要啃：

一是初次分配向居民倾斜。

税务总局副局长赵静建议，2026—2030年将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提升至52%以上。这需要在工资决定机制、国企薪酬分配、最低工资标准等方面做实质性变革，让劳动者在企业创造的利润中分到更大的一杯羹。

二是地方从“投资型”转向“服务型”。

把财政支出从基建投资更多转向社保、医保、教育、保障房。当老百姓不再需要自己攒钱应对“四座大山”，预防性储蓄自然会释放为消费。

刘元春最近在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又补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消费疲软若源于结构性因素，仅靠宏观政策难以根本解决。但过度强调把消费搞起来而忽视供给端突破，也是一种陷阱。”

这句话的意思是，分配要做，但不能搞成简单的“分蛋糕运动”——如果只是把企业的钱搬到居民口袋里，而企业没有竞争力、没有技术进步，那蛋糕本身会越做越小，最终谁都分不到多少。

换句话说，分蛋糕的前提是把蛋糕继续做大。没有超级竞争力，没有穿越周期的能力，简单地再分配不仅分不好，还会分得更差。

这是刘元春观点中容易被忽略的另一面：他不是简单地呼吁“给老百姓多发钱”，而是在说，分配和供给端升级必须同步推进。只喊消费不看竞争力，或者只看竞争力不改分配，都走不通。

40%的居民消费率，45%的居民储蓄率，173万亿的住户存款——这组数字放在一起，不是老百姓“抠门”的证据，而是分配结构失衡的直接结果。

刘元春把问题说透了：蛋糕第一刀切偏了，第二刀也没切好。老百姓不是不想花钱，是分配机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花钱能力和社会保障。

消费券发不出持久的消费力，以旧换新换不来结构性的转变。真正要解决的，是让居民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拿到合理份额，同时通过再分配消除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的后顾之忧。

这两步做到了，消费率自然会升上去。做不到，再怎么喊“提振消费”，也不过是隔靴搔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