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能不能趁着百日维新发动政变囚禁慈禧？

一、引子：八月初六的清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公历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天还没有亮透，北京城西的颐和园已经有动静了。一乘銮驾从园子里出来，走得很快，沿着一路黄土，直进内城。路上抬轿的、随行的、护驾的，脚步都压着，没有人说话。住在路边的百姓后来回忆，只看见仪仗匆匆而过，晨雾里看不清人脸，只知道是宫里的人，而且是不寻常的时辰、不寻常的速度。

这乘銮驾里坐的，是慈禧太后。

这一天，后来被称作戊戌政变发生的日子。从这一天起，那个下了一百零三天新政诏书的年轻皇帝，再也没有亲手写过一道新政的谕旨。

而在九天前的深夜里，北京法华寺的一间屋子里，有人刚刚向另一位身穿二品官服的人，说出了那个后来被写进无数史书里的请求：发兵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

问出这个请求的人名叫谭嗣同。听他一席话的人，名叫袁世凯。

那一个夜晚，距离政变还有三天。

二、被抱上龙椅的孩子

要讲清楚光绪皇帝究竟能不能发动一场囚禁慈禧的政变，得先从他是怎么坐上这把椅子说起。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公历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九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没有留下子嗣。皇太后慈禧没有从"溥"字辈的近支里选人继承，而是选中了自己亲妹妹的儿子、醇亲王奕譞的四岁幼子载湉。这个决定让许多人都吃了一惊，按宗法，皇位不能隔代相传，但慈禧的懿旨就是法。

四岁的载湉被抱进紫禁城养心殿，坐上龙椅，年号光绪。从此他管慈禧叫"亲爸爸"，管自己的生母叫姨母。宫里的规矩压下来，一个孩子从四岁起就活在一种永远需要仰视、永远需要服从的氛围里。给他做老师的是翁同龢，教他读书、写字、讲经史，也教他看奏章。翁同龢既是帝师，也是他成年后最信得过的大臣。

光绪十几年，朝政都在慈禧手里。名义上的皇帝一天天长大，一八八九年，十九岁的光绪举行了亲政大典，慈禧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可归政是有条件的：军机大臣遇大事仍要"禀承慈训"，新任二品以上大臣要先到太后跟前谢恩。换句话说，皇帝有了发旨的名分，太后留着收权的后门。这道后门，成了日后一切冲突的总根源。

光绪亲政的第四年，甲午战争爆发。光绪主战，翁同龢一派主战；慈禧和李鸿章主和。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赔款二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和澎湖。消息传回北京，正在会试的各省举人大受震动，康有为联络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上书没有送达皇帝手里，却在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

光绪与慈禧的关系，也在这些年里一点点变了味道。做皇子的时候，光绪对太后敬畏有加，晨昏定省，一步不敢错；亲政以后，皇帝手握天下的名分，却处处受制，心里渐渐积起了委屈。甲午战败那年，光绪当着群臣的面落下泪来，发誓要雪耻图强；太后那边，则开始对他的"不安分"日益警觉。宫里的人看得分明：皇帝每长大一岁，母子之间那种"亲爸爸"的温情就淡一分，权力相争的冷意就浓一分。等到一八九八年春天，光绪二十七岁，正是血气方刚、急于证明自己的年纪，他要变法，不只是为国，也是为了争一口气：让全天下看看，他载湉不是一个只能坐在太后影子里的人。

光绪也记住了改革这两个字。战败的耻辱、赔款的数字、割地的消息，每一条都像针一样扎在年轻皇帝的心里。他比谁都清楚：再不变法，这个国家就要完了。

三、明定国是诏与同一天的三道安排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诏书措辞谨慎，只讲变法图强、整顿纲纪，没有一句触犯太后的话。慈禧当时没有反对，有记载说，她曾放话：只要有利于国家，皇帝可以放手去办。

诏书发布仅仅四天，六月十五日，一天之内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永不叙用。理由写的是"办事多未允协"、"任性刚愎"。翁同龢是帝党的主心骨，也是光绪身边重臣里唯一能跟太后链条上的老臣们掰手腕的人。他被赶走，光绪等于断了臂膀。

第二件：荣禄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北洋各军。直隶总督驻天津，掌握着京畿最精锐的武装，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军，还有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新建陆军，全在荣禄的节制之下。这道任命把军事力量死死握在了太后一边。

第三件：此后新任的二品以上大臣，一律先到颐和园向太后谢恩。

三件事在同一天落地，安排之整齐，一眼就能看出是谁的手笔。变法可以办，但军权、人事、耳目，必须先在自己手里。慈禧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写得很明白：她答应的是让皇帝办事，不是让皇帝换人；是给国家强国，不是给皇帝掌权。

这是光绪面对的第一个结构性事实：从变法第一天起，京畿的军队不听他的，内阁的枢臣不听他的，连大臣谢恩都不进他的门。

四、一百零三天的雪片诏书

明定国是诏发布后的一百零三天里，光绪发了几十道上谕。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设立京师大学堂，设铁路矿务总局，奖励创办实业，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撤闲散衙门，整顿吏治兵制。一道一道，雪片一样从乾清门飞出去。

地方的反应却很冷。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真正动手推行之外，各省大员大多是观望，有的干脆把诏书压下来不看。两江总督刘坤一后来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大意是：时事变幻，议论新奇，年老懵乱，不知其然，无暇究其所以然。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看不懂，也懒得看。

变法在京城里也不是铁板一块。废八股触动了成千上万靠八股吃饭的士子；裁撤闲散衙门，砸了京城冗员的饭碗；把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革职，是因为他们扣押了王照的上书。这些人不恨皇太后，恨的是变法。

康有为这边，也在加紧给皇帝"补课"。他先后进呈《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讲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大帝改制的故事，劝光绪取法日俄、乾纲独断。光绪把这些书留在御案上反复披阅，还让人整理出条陈，发给军机大臣们看。康有为又请立制度局，设新政顾问，把朝政改制的步子迈得更大，这些提议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里惹起一片哗然，守旧大臣坐不住了：照这么改下去，先革的是谁的饭碗、谁的权柄，人人心里都有一本账。

七月里，光绪又把一批顽固派的代表人物点名申饬：两广总督谭钟麟办事不力、抗旨不办，广东巡抚许振祎为虎作伥，光绪下旨严责；对张之洞、刘坤一这些尚在观望的封疆大吏，也借新政的名义一再催促。诏书一道紧似一道，口气越来越急，整个朝堂被这种高压的节奏搅得人心惶惶。京官们见面不敢多说话，只拿眼神互相试探；外省大员则普遍认定，这不过是皇帝年轻气盛的一时之兴，等太后发话，一切自会照旧。谁都没有想到，太后"发话"的那一天，会来得那么快。

七月十九日，光绪革去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堂官之职。次日，又特地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四个年轻的书生，从此被人叫作"军机四卿"。军机处的实权章京们看着这四个新来的年轻人写诏书、盖印、发令，心里是什么滋味，不难想见。

怀塔布被革职后，立刻去了颐和园哭诉。慈禧安抚他，让他暂且忍耐。随后，怀塔布和内务府大臣立山奉懿旨赶赴天津，去见直隶总督荣禄。此行名义上无头无尾，史书上只留下一句"有要商"。所谓"要商"商的是什么，许多当事人心里都清楚，太后训政，该动手了。

从这时起，北京城里流传开一个说法：九月里太后和皇帝要到天津阅兵，到时候荣禄要借阅兵之机废掉皇帝。这个传闻今天看，真伪难辨，但它像一把火，把已经绷到极点的两派都烧着了。新党听说了，认定太后要在阅兵时动手杀皇帝；后党听说了，则正好有了"新党要造反"的由头。

也是在这段时间，康有为和梁启超开始商量一件事：与其坐等太后动手，不如先下手，发动一场政变，学唐朝宰相张柬之废武则天的故事，把慈禧的权力一举拿掉。

而光绪这边，也在一步步走向更深的险地。七月下旬，他听从康有为的建议，准备开设懋勤殿，仿照前朝旧制，选一批通达时务的英才入殿议事，实际上是想绕过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另起一个真正听命于自己的班底。拟旨的草稿都已经写好，光绪甚至亲笔圈定了入选名单，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都在其中。可当他拿着这份名单去颐和园请安，当面向太后说明时，得到的回应只有沉默和冷眼。懋勤殿的事就此搁浅，那几份拟好的谕旨再也没有发出。这件事让光绪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他连在自己朝堂上增设一间议政的屋子，都要看太后的脸色才有资格开口。

五、新旧之间的战争升级

百日维新的下半场，火药味越来越重。

八月初，光绪一连下了几道狠手诏书。裁撤京内外闲散衙门，革除因循守旧的堂官；又下诏广开言路，允许士民直接上书言事。这些诏令每一条都精准地踩在守旧官僚的脚面上。

废八股、改试策论这一条，震动最大。全国几百万读书人，寒窗苦读几十年，考的就是八股文章，如今一夜之间说废就废，等于把他们的出路连根拔起。反对的折子雪片一样飞进军机处，有人甚至直接攻击康有为"假孔子改制以行其私"。湖南的守旧士绅更是跳脚，王先谦、叶德辉这些人到处串联，说陈宝箴、梁启超把湖南变成了"邪说"的窝子。

七月十九日，光绪革去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堂官的职务，起因是王照上书请求光绪游历外国，怀塔布等人扣住不许递呈。六个人一起革职，动静极大，京城官场的人心哗然，今天能革六个堂官，明天是不是就要动军机处？

次日，光绪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四个人的到任，等于在军机处里插了一根新政的楔子。军机处的老章京们冷眼旁观这几个书生起草诏书，心里愤懑却不敢发作。

也就是从这时起，帝后两党的摊牌进入了倒计时。

怀塔布被革职后，跑去颐和园哭诉。慈禧只让他"暂且忍耐"。随后，怀塔布和立山奉懿旨赶赴天津面见荣禄。他俩带去的话没有记录文件，但荣禄随后在直隶加紧整顿防务、调换将领，北洋各军的动静一天比一天大。时人笔记里说，怀塔布此行，谈的就是太后训政的预案。

与此同时，康有为、梁启超还在密谋一张更大的牌：请光绪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把一班维新人物正式安插进宫廷决策中枢。奏折递上去，光绪心动了，七月二十九日亲自到颐和园向慈禧请求，被当面驳回。太后说得明白：祖宗成法，不可轻改。

也就是这次颐和园之行的前后，光绪与慈禧发生了百日维新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正面冲突。据当时人记载，慈禧当面训斥光绪，说他把祖宗的江山做人情，说他有负江山社稷；光绪也第一次当面对太后顶撞，两人不欢而散。光绪回到乾清宫，独自坐了很久，他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太后不是"不理解"变法，太后是要他停下来。

死局，就这样形成了：新政要继续，就必须绕过太后；要绕过太后，就必须搬开太后；而要搬开太后，朝堂上没有任何人敢提这三个字。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了北京。这个曾经领导日本打赢甲午战争的政治家，以私人游历的名义来到中国，住在贤良寺。维新派顿时如获至宝，有人上书请光绪重用伊藤，有人设想请他当"维新顾问"。康、梁甚至在政变前两天亲自去贤良寺拜会。

这个消息传到颐和园，慈禧的反应极其强烈。太后和身边人说得直白：让一个日本人在朝廷里掌权，这还像什么话？光绪身边的动静她也看得更紧了，皇帝见了谁、召见了谁、跟谁说了话，每天都有太监、侍卫递话到颐和园。

在慈禧眼里，这场变法的账，已经不需要再算了。七月二十二日怀塔布、立山赴津，八月里荣禄的军队调动，都是为同一件事在做准备：收网。

六、密诏：皇帝手里的最后一张牌

七月二十八日，公历九月十三日，光绪在乾清宫单独召见军机章京杨锐，交给他一道密诏。

这道密诏的内容，成了此后上百年聚讼纷纭的公案。今天能看到的，主要是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流传于康有为、梁启超之手。康有为说，密诏写着：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另一个版本，是十一年后杨锐之子杨庆昶缴呈都察院的抄件：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

两个版本最大的差别：杨氏抄件里的光绪，要几个亲信大臣"妥速筹商"、拿出"不致有拂圣意"的办法，再按程序"密缮封奏"；康氏版本里的光绪，则直接说"朕位几不保"，要他们"设法相救"。后世学者比对光绪的用语习惯和宫廷记录，一般认为杨氏抄件更接近原诏；康有为后来在海外宣传时对诏书作了加工，把"商策"放大成了"求救"。

但无论哪个版本，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光绪已经清楚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岌岌可危。他手里能打的牌只剩几张，四个军机章京，几个书生，还有尚未完全倒向任何一边的袁世凯。

八月初二日，公历九月十七日，光绪又让林旭带一道密谕给康有为，催他出京："迅速外出，不可迟延……将来更效驱驰，共建大业。"这道谕旨后来被称作"催行诏"。康有为读出了另一层意思：皇上在给自己留后路，也在为最坏的局面做准备。

杨锐拿到密诏，没有立刻动作。这个五十多岁的四川进士办事谨慎，他把密诏悄悄藏了起来，只跟同僚商量了几句。这份谨慎后来成了他的催命符：慈禧搜宫时从杨锐衣带中搜出密诏；而他的"密缮封奏"，始终没有来得及呈上去。

七、南海会馆里的那场密谈

密诏送到康有为手里之前，北京南海会馆里，已经上演过一出更秘密的戏。

八月初，湖南人毕永年到京，住进南海会馆。这是个会党出身、足迹遍两湖的汉子，谭嗣同的同乡好友，也是维新派看中的"敢死队"人选。七月二十九日晚，康有为把他叫到客厅密谈。

康有为开门见山："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危急？太后打算借九月天津阅兵之机杀掉皇上，怎么办？我想学唐朝张柬之废武则天的故事。可现在天子手里没有一兵一卒，事情难办。我已经奏请皇上，召袁世凯进京，想让他做李多祚那样的角色。"

毕永年当即摇头。他说：袁世凯是太后的人，甲午年从朝鲜仓皇逃回国内，胆小得很，哪里敢担这么大的事？再说，袁是荣禄的部下，让他杀荣禄、围颐和园，恐怕靠不住。

康有为不听，还给他交底："袁前两天已经到京，我已经派人到他那里用了离间之计，袁深信不疑，现在深恨太后和荣禄。我已奏知皇上，召见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再当面赏他茶食，他必然感恩图报。你等着看，我还有重用你的事。"

康有为的计划是：让谭嗣同游说袁世凯，以兵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由毕永年领一百名敢死队员冲入园中，把慈禧捕住甚至杀掉。这就是后来史书上说的"围园杀后"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证据，来自毕永年的日记《诡谋直纪》。这份日记埋没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者杨天石、汤志钧才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里发现了它的抄本。

毕永年始终不信袁世凯。第二天他又去劝谭嗣同：袁某狼子野心，不可轻信。可谭嗣同此时已被说服，决定亲自去试。

八、法华寺之夜：九月十八日

八月初三夜，公历九月十八日，深夜，谭嗣同独自来到法华寺袁世凯的寓所。

袁世凯当时刚被光绪授了候补侍郎的衔，两天前，光绪召见他，破格提拔，又赐了对食。维新派上下都认为，这是拉拢袁的绝佳一步。谭嗣同此来，就是要这份人情变现。

关于这一夜的对话，后世主要依据袁世凯事后写的《戊戌日记》。谭嗣同开口便直言："公受皇上如此大恩，何以为报？"袁世凯答："唯以死报。"

"荣禄密谋，将在天津阅兵时废立弑君，你知道吗？"

袁世凯说不知道。谭嗣同于是把计划和盘托出：请袁公回天津后，先杀荣禄，再带兵进京，围颐和园，把太后囚禁起来，以清君侧、护圣主。

袁世凯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立刻拒绝。他试探着问："太后听政三十多年，深固人心；我带的兵训练日浅，粮饷器械都不足，凭什么做这样的事？"

谭嗣同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用不着真打，只要围住颐和园，控制住局面，大事就定了。他又拿出几页纸来，说是皇上朱谕的抄件，要袁照着办。

袁世凯终于松了口，但留了后手。他说："若是皇上在阅兵的时候，驰入我的营中，传出号令诛杀奸贼，那我就豁出命去，追随诸位君子。这样既名正言顺，又万无一失。"

这话听起来是答应了，实际上把动手的时点推到了"阅兵之时"，而阅兵是太后一边定的事，主动权根本不在光绪手里。谭嗣同没品出这层意思，只当袁已经入伙，再三叮嘱"毋漏言、毋负皇上"，高兴地走了。

法华寺这一夜，成了百日维新里最关键、也最难复原的一个晚上。袁世凯的说法和维新派的说法彼此冲突，没有第三方的完整记录。但从第二天起发生的事来看，袁世凯显然没有按谭嗣同的剧本走。

九、告密还是被逼：袁世凯的三步棋

九月十九日，八月初四，康有为离京南下，直奔天津。同一天，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实际上是催他回天津办事。

袁世凯出了宫，没有去见谭嗣同，而是直接坐火车回了天津。

他回津的时间，后世有精确的考证：下午三点左右抵达，在车站接受天津文武官员一番应酬，直到日落时分才去见直隶总督荣禄。恰巧荣禄当时在会客，他等了一个多时辰，直到晚上十点左右才见到荣禄。

这一夜他说了什么，没有直接记录。但两天之后，荣禄对慈禧的奏报里，已经出现了"康有为等煽动袁世凯围园"的内容。

这里有一个史学界争论了上百年的问题：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告密"？政变是不是他告出来的？

一种说法是：谭嗣同夜访的第二天，袁世凯就把一切都告诉了荣禄，慈禧因此提前发动政变。这是流传最广的"标准答案"。

另一种说法，以骆宝善等学者的考证为代表：袁世凯抵达天津已是下午，见荣禄已经是晚上十点。以当时的通讯条件和慈禧的作息，荣禄即便连夜派人送信，也不可能在二十一日清晨政变之前把消息递到慈禧手中。反过来，慈禧在二十一日宣布政变时，给康有为定的罪名只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根本没提"围园杀后"这桩更重的罪；她下令缉拿的人里，也还没有谭嗣同，这足以说明，政变发动的那一刻，慈禧根本还不知道谭嗣同夜访的事。第三种说法，由戴逸先生提出，认为袁世凯的告密发生在政变之后。

三种说法的共同指向是一致的：无论袁世凯告没告密、何时告密，慈禧都早就准备发动政变了。怀塔布赴津"有要商"在先，荣禄调兵在侧；政变不是被袁一纸密报"引出来"的，而是后党的一场预谋，袁世凯的告密只是让这场预谋提前收网，并给六君子之死添上了最重的一笔。

十、八月初六，政变

九月二十一日，八月初六，清晨。

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直入养心殿。按《清实录》和多种时人笔记的记载，光绪当时正在殿中，一见太后便知道大事不好。慈禧命人把光绪带到跟前，当面历数他"委权臣下，变乱祖法"的种种不是。

光绪跪在太后面前，身体僵直。传说他说过这样一句："我糊涂，受了康有为他们蒙蔽。"

慈禧不听。她当场宣布：今后一切政事，仍由太后训政；皇帝的举动，由太监严加看管。随即，一纸以光绪名义发布的谕旨发往全国：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革职拿办。

政变当天，慈禧就住在西苑仪鸾殿。三天后，光绪被移往中南海瀛台，四面环水的一处小岛。皇帝从此失去了任何自由活动与见人的可能。瀛台涵元殿的门窗被砌上木条，往来靠小船，据说桥也被撤了，只剩一座木桥由专人看守。这些细节，部分出自当时人的记载，部分属后世传说；但有一点是史料确证的：此后的十年，光绪再也没有走出过那片水面。

政变后的几天，北京城风声鹤唳。步军统领衙门的兵丁连夜搜捕维新人士。康广仁、谭嗣同、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先后被捕，关进刑部大狱，这就是后来的戊戌六君子。

消息传开，外国使馆区先炸了锅。英、日两国对政变反应激烈，多次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保护康、梁，也关注光绪的安危。慈禧对此虽然恼怒，却也忌惮列强干预，一直不敢把"废立"两个字公开坐实，这也是光绪在瀛台十年间虽然失去一切实权、却始终保留皇帝名号的原因之一。朝堂上，一切复归旧貌：被裁撤的衙门重新开张，被废止的新政上谕一道一道收回，只有京师大学堂因为中外瞩目而侥幸保留。新政的痕迹被擦得干干净净，仿佛那一百零三天从来没有存在过。

十一、菜市口，九月的血

九月二十八日，六君子被押赴菜市口刑场。他们没有经过正式的审讯程序，慈禧下令"即行正法"，罪名集中在"结党营私""谋乱宫禁""围颐和园"这几项上。

行刑那天，北京的秋阳照着菜市口的人山人海。刑部大堂里那几天发生过什么，后人只能从零星的笔记里拼凑：有人劝康广仁供出兄长下落以求减罪，他摇头不语；林旭新婚不久，妻子沈鹊应后来在福建闻讯殉夫；刘光第在狱中一直申诉"未闻有围园之谋"，到刑场仍然不肯下跪。谭嗣同走过人群，据说喊了一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又传他在狱中墙壁上写过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两句诗后来传遍天下。

六个人里面，康广仁是康有为的弟弟，死时三十二岁；林旭最年轻，死时只有二十三岁；杨锐、刘光第本是谨慎的旧式文人，到死都未必完全清楚自己被卷进了什么计划；杨深秀上过折子为变法辩护；谭嗣同则在被捕前有机会逃走，外国友人劝他离京，都被他拒绝。

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康有为、梁启超都逃了出去。康有为在政变前一天已离京南下，经天津乘船赴上海，清廷的缉拿令追到上海时，他已被英国领事馆搭救，转赴香港、日本。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剪了辫子，换装出京，也去了日本。毕永年则辗转去了南方，不久后彻底看清了变法的局限，走上革命的道路，最后出家为僧。

维新派在朝堂上留下的痕迹几乎被抹净：新政上谕陆续废止，只有京师大学堂活了下来，那是慈禧唯一没敢动的一件"新政"。怀塔布官复原职。一切都恢复了百日维新以前的样子，除了那个被囚在瀛台的皇帝。

十二、瀛台十年

这之后的十年，光绪的生命被牢牢锁在中南海的湖心岛上。

他名义上仍是皇帝，逢年过节、太后万寿，仍要出来行礼；但日常的一切，见什么人、看什么书、吃什么药，都由太后认可的太监和内务府安排。光绪身边服用的太监全是太后的人，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他的身体也在这种气压下一日日坏下去。宫廷医案里，光绪的脉案长年写着肝肾亏损、脾胃不和、腰膝酸软，御医换了一茬又一茬，始终不见起色。

宫里头还囚着另一个人，珍妃。珍妃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也是他身边少数敢说真话的人。政变之后，她也被褫夺名号、杖责幽禁，关进北三所，大门紧锁，窗户钉死，每天只送两顿冷饭。光绪救不了她，甚至见不到她，只能隔着重重宫墙，听着太监们的只言片语。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城前夕，慈禧准备西逃，行前让人把珍妃从北三所提出来，当着众人的面，命太监把她推入井中。珍妃死时年仅二十四岁。这件事传到瀛台，对光绪是怎样的打击，史书上没有写，只留下此后十几天里皇帝"神形俱碎"的记载。

一九〇〇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仓皇西逃，一路上把皇帝裹在行列中。有人说，西行途中慈禧一度动过废立的念头；也有人说，光绪在西安曾偷偷流露出想借新政之机重掌朝政的意思。无论如何，回到北京以后，光绪照旧回到瀛台。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死于瀛台涵元殿，终年三十八岁。第二天，十一月十五日，慈禧太后死于西苑仪鸾殿。

两宫之死相隔不到一天，这桩疑案悬了近百年。直到2008年，中国学者发布光绪遗发和衣物的检测报告：光绪头发和衣物中砷含量异常偏高，且主要集中在生命末期，与急性砷中毒的特征吻合。学界普遍认为，光绪很可能是被砒霜毒死的，而在那个时点，有动机、有能力、有安排把皇帝之死算计得如此精准的人，不言自明。

光绪至死没有摆脱那个湖心岛，也没有等来他亲政的那一天。

十三、回到那个问题：他到底能不能？

讲到这里，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了：光绪能不能趁着百日维新发动政变，囚禁慈禧？

把前面这些事一件件摆出来，答案其实早就藏在过程里。

第一，他没有兵。京畿地区真正能打的部队，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全在直隶总督荣禄的节制之下。而荣禄是政变前夕慈禧最信任的棋子，六月十五日那天就已经被安排到了这个位子上。光绪能够接触到的武装，从头到尾只有名义上的八旗禁旅；而那座紫禁城和西苑的保卫生杀之权，握在步军统领衙门和内务府手里，那里面没有一个肯为皇帝冒险的人。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七千人号称精锐，但它驻扎小站，先要过荣禄这一关；而袁本人是荣禄举荐过的人，这笔账，谭嗣同到死都没有算清楚。

第二，他没有可靠的人。翁同龢被罢以后，帝党在朝中再无重臣；军机四卿只是四个四品京官，政令从军机处发出去还行，真要调兵遣将，连一道谕旨都出不了宫门。更致命的是，光绪与维新派的每一次接触，都在太后耳目的眼皮底下。他在乾清宫召见袁世凯，慈禧当天就知道；他给杨锐密诏，杨锐还没想好怎么办，风声已经传遍京城。

第三，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完整的计划。百日维新不过一百零三天，宫里宫外、京内京外，连新政的基本盘都没有搭起来。所谓"围园杀后"，是康有为一个入的设想，走了谭嗣同一条线，只押注在袁世凯一个人身上；预备的敢死队只是一句"毕永年率百人"，人从哪来、枪从哪来、围住颐和园之后谁下令、太后手里的人马会怎么反应，一样都没有落实。以这样仓促、单线、且完全押注在一个不信任对象身上的方案，去对抗一个经营朝政三十余年、连废立都已在暗中安排好的太后，胜算近乎于零。

第四，也是最根本的一条：这场变法的"启动键"本来就在慈禧手里。明定国是诏能发出来，是因为太后点头；翁同龢罢、荣禄督直、二品谢恩，是同一天落地的安排；连光绪的密诏，本质上是希望"不拂圣意"地找出路，他的所有权力都建立在太后的默许之上，他又怎么可能用这套权力的壳，去囚禁赋予它生命的人？

所以，答案很简单：不能。

百日维新的对手从来不是守旧大臣，而是那个在幕后默许了它开始、又亲手结束了它的太后。而那位二十七岁的年轻皇帝，手里没有兵，没有将，没有可靠的人，没有周密的计划，甚至连一次真正的密谈都出了纰漏，他发过一百零三天的诏书，却始终没有一天真正掌握过这个国家。

这，就是戊戌年秋天那个清晨，一切早已注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