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二十万人左右，五个省，一顶“东南王”的帽子。
一九二五年冬，南京城里的军政公署前，来往的军官带着各省口音。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的电文，最后都要汇到孙传芳案头。
这不是一个省的督军了。
他坐在东南半壁。
可十年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天津佛教居士林里，听经的人刚坐定，施剑翘拔出勃朗宁手枪，枪声响过，孙传芳倒在佛堂里。
那个曾经调动二十万兵马的人，最后死在一个女子手里。
这就是反差。
孙传芳不是一开始就有五省地盘。
他是山东历城人，字馨远，一八八五年生。少年时家道已经败落，后来走的是北洋军人最常见的一条路：进军校，去日本，回国入北洋。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人，在清末民初很吃香。孙传芳回国后，进北洋陆军第二镇任职，后来跟着王占元一路上升。
他的起点不算显赫。
可他有一个本事：能等。
王占元在湖北做大时，他跟着做旅长；王占元下野后，旧部散在眼前，孙传芳把能收拢的人马收拢起来。
枪杆子握住了。
军阀时代，名分常常跟着地盘走。谁能养兵，谁就能说话；谁能打赢，谁就能扩地盘。
孙传芳后来归入直系，却不是吴佩孚、曹锟那种核心嫡系。他更像直系里冒出来的一支旁枝，表面听命，手里却不断攒自己的本钱。
福建，是他南下的跳板。
浙江，是他称雄东南的门槛。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大败，张作霖的奉系势力压到关内，长江下游也不安稳。孙传芳看见机会，也看见危险。
他不能等别人来收拾他。
一九二五年十月，孙传芳打出反奉旗号，联合福建、江西、江苏、安徽等地军阀，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
上海、南京、徐州这些地方，接连变了旗号。
奉军被逐出苏、皖。
东南五省，落到孙传芳手里。
那一年，是他的巅峰。
很多人记住“东南王”三个字，容易以为他真像古代封王一样，号令严整，兵马如臂使指。
不是这样。
他的五省联军，核心兵力大约二十万人左右。这个数，已经足够让北伐前的政治版图变色：吴佩孚约二十万，孙传芳约二十万，张作霖连同张宗昌等部约三十余万，三股北洋军阀势力挡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路上。
二十万，不是一个小数。
可它也不是铁板一块。
五省联军里面，有孙传芳自己的老底子，也有各省地方军阀的队伍；有正规师旅，也有混成旅、地方武装、保安性质的人马。战时听总司令调遣，形势一坏，各自盘算就冒了出来。
这就是军阀兵力的虚处。
账面上有二十万人，真到战场上，能不能同心死战，是另一回事。
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后，孙传芳一度没有马上南下硬碰。他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先观望。
可江西战场一开，局面变快了。
他从苏、浙、皖一带调兵南下，企图在江西挡住北伐军。南昌、九江一线，成了他东南地盘的门户。
门一破，五省就守不住。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江西战场孙传芳部主力遭到沉重打击，九江、南昌相继易手。福建方面也被国民革命军推进。到一九二七年，江浙一线继续震荡，孙传芳的部队不断败退。
二十万人的招牌，还挂在那里。
可底下的人心已经散了。
到了龙潭战役前后，他又想借奉系力量反扑南京。火车、渡口、江边阵地，一时全压上去。可这一次仍没能翻盘。
兵败之后，孙传芳退往北方，后来依附张作霖，做过安国军副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
名号还在。
地盘没了。
一个军阀最怕的不是丢官衔，是没人再听他调兵。到这一步，“东南王”已经只剩旧日名声。
孙传芳晚年退居天津，信佛参禅，常去居士林。
而施剑翘等了他十年。
一九二五年，山东战事中，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兵败被俘，后被孙传芳处死。父亲死后，她改名剑翘，寻机复仇。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天津下雨。
佛堂里人声压低，蒲团摆着，孙传芳坐下听经。施剑翘靠近后开枪，随后没有逃走。
她留下传单，里面写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又写：“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
枪声停了。
一代北洋军阀的终局，被定格在天津居士林的佛堂里：蒲团还在，手枪还在，那个曾经统辖东南五省、兵力约二十万的人，已经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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