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那些阶级标签暂时撕掉,只看保尔和冬妮娅两个人究竟做过什么,会发现一个讽刺的事实:那个后来被嫌弃“小资产阶级”的冬妮娅,是全书里最懂得怎样把别人当人的人之一,也是对保尔最好的人。
保尔刚认识冬妮娅的时候,两个人还谈不上什么海誓山盟。
一个是穷小子,一个是林务官家的姑娘。冬妮娅喜欢读书,爱漂亮,保尔喜欢她,却始终对她的家庭出身有些戒备。
真正考验两个人关系的,是保尔出事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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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为营救朱赫来,袭击押送他的彼得留拉士兵,后来被维克多告密入狱,又阴差阳错被误放出来。
他不敢直接回家,就跑到冬妮娅家的花园。
冬妮娅把这个刚越狱、随时可能给自己一家惹来麻烦的年轻人藏在自己卧室里一天一夜,给他找衣服、准备吃的,想办法帮助他离开。
因此说冬妮娅对保尔有救命之恩毫不为过。
随后保尔参加红军离开。
1920年8月,保尔被炮弹击中头部,昏迷十几天,右眼最终失明。冬妮娅得知消息以后赶到基辅看他,此后多次到医院探望。这也是保尔住院时,唯一一个看望他的人。
保尔出院以后,又暂时住进了冬妮娅朋友家里。
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喜欢上一个穷小子。两个人刚确认感情,保尔就去参军了。一走一年多,几乎音讯全无。再见面的时候,已经成了重伤员,还瞎了一只眼睛。
冬妮娅没有弃之而去,这已经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她喜欢的不是后来的“革命英雄保尔”,而是保尔本人。
穷也好,逃犯也好,伤兵也好,在冬妮娅那里,他还是保尔。
身体稍微恢复以后,保尔带冬妮娅参加共青团聚会。
冬妮娅第一次去,特意打扮了一番。
结果保尔先不高兴了,觉得她穿得太漂亮,和聚会上那些旧军装、旧衬衫格格不入。
冬妮娅的回答很简单:既然你觉得不合适,那我就不去了。事情本来完全可以到此为止。
但保尔还是把她带去了。
果然,冬妮娅一出现,马上显得非常扎眼。潘克拉托夫把保尔拉到一边,问这个姑娘是谁,看起来太“资产阶级”,为什么要把她带来。
保尔在同伴面前感到难堪,最后却把这股火撒到了冬妮娅身上:先是嫌她穿得不对,再从衣服追究到生活方式,最后干脆上升成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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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和冬妮娅最后在夕阳下谈话时,冬妮娅眼含泪水:难道我们的感情就真的要像这夕阳一样慢慢消失了吗?
保尔承认自己依然可能爱冬妮娅。但有一个前提:冬妮娅必须“跟我们在一起”。
然后他说,党永远排在第一位,爱人和亲人只能排在后面。
很多人读这段,会把它理解成保尔信念坚定。
但换到冬妮娅的角度,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个女孩曾经冒险藏过你,在你重伤以后来看你,不嫌你穷,也不嫌你残疾。
最后你告诉她:我可以继续爱你,但前提是,你必须先变成我认为正确的人,你现在的思想境界太低了。
这已经不只是年轻人价值观不合。而是政治信仰进入私人关系,并取得了最高裁判权。
最终,冬妮娅身上所谓“庸俗的个人主义”,成了保尔无法接受她的重要理由。
更有意思的是,和冬妮娅分手两年后,保尔去看他农村生活的哥哥,回来的时候因为穿了一身“阔气的皮上衣”,被邻居家的女人指指点点。
保尔觉得这是“令人讨厌的事情”。
这恰好暴露了保尔的一个局限:他很容易把一种朴素、粗糙的生活方式,本身也当成革命性的证明。
这恰好暴露了保尔的局限性,保尔包括他的同事对康米主义的理解很肤浅,狭隘。他们把朴素、粗糙的生活方式,本身当成革命性的证明。
保尔有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问题在于,他把“牺牲”本身看成一种道德尺度。我能吃苦,你为什么不能?我可以放弃舒适,你为什么还在乎漂亮衣服?
我能把个人生活放在事业后面,你为什么做不到?
当一个人只这样要求自己,那叫信仰。
可如果这种标准开始用来要求别人,性质就变了。
如果一种政治伦理要求所有普通人都过苦行僧式的生活,那它就很难真正成为大众的生活伦理。
因为正常人本来就会怕疼、怕死,会恋爱,会想过舒服一点的日子,喜欢漂亮衣服。这些都不是思想问题。
人想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住得舒服一点,本来就是再正常不过的愿望。哪怕按照康米主义自己的目标,消灭匮乏也是其目的,而不是把匮乏本身变成美德。
现在苦是因为条件达不到而已。保尔应该帮助冬妮娅融入集体,但书中没有一个人去做这件事。不联合和自己不同阶级的人,老是区分对待不同人,更像是党同伐异。
保尔不断要求自己像钢一样坚硬,不断压过身体、感情和个人需求。但人终究不是钢。
即便苏共高层也实在谈不上什么简朴圣徒般的生活。
比如,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专门为斯大林建造了3处别墅,另外在高加索有10处、克里木半岛4处。
别墅硬件设施也都是最先进的。例如阿布哈兹别墅拥有两个陶瓷大浴缸,引入海水可保温数小时。楼梯台阶特意修得低矮,方便患风湿病的斯大林进进出出。装饰方面,“远别墅”的壁炉镶嵌缟玛瑙和蛋白石,斯大林寝室全套家具是悬铃木的。毗邻寝室的小餐厅有个灰色大理石壁炉。
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这样写父亲:
“他自己不花钱,没地方花也没东西可买。他整个生活--别墅、住宅、佣人、饮食、服装--都是国家支付的。有专门的池塘给他养鱼,专门的牧场养野鸡和羔羊,喝特供的格鲁吉亚葡萄酒,吃飞机空运的南方新鲜水果。”
再回过头看冬妮娅。
她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很普通,符合人性的正常生活伦理。
她喜欢漂亮衣服,喜欢读书。
她不因为保尔贫穷而看不起他,也不会因为自己同情穷人,就认为贫穷本身值得歌颂。
不是人人都要成为圣徒。更不是一个人只有不断牺牲,才配证明自己的道德价值。
后来两个人再次相遇,是在修铁路的工地上。
这时候,冬妮娅已经结婚,保尔则在冰天雪地里修铁路。长期劳累、饥饿和疾病把他折腾得不成样子,衣服破旧,身体状况也很差。
冬妮娅刚认出保尔时确实震惊,甚至因为他一身破烂而有些迟疑。这是她的阶层局限。但当天收工以后,她看到保尔拖着铁锹疲惫地走在后面,还是主动跟了上去。
她问保尔:像你这样打过仗、受过伤的人,组织难道不该给你安排一份更合适的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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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妮娅并不能完全理解保尔为什么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可她关心的是一个负过重伤、身体已经留下严重后遗症的人,为什么还要在冰天雪地里干这种重体力活?
这是一个正常人会问的问题。可保尔听到以后,并不领情,反而嘲讽冬妮娅。
所以保尔和冬妮娅的分手,是两种看待人的方式分开了。
受伤了就该休息,日子应该越过越好,衣服漂亮不是罪。爱一个人,不需要审核他的阶级。
一个正常社会,也不需要人人都成为圣徒。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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