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照得见灰的地方||一个大学老师三十二年的微光

刘欢：照得见灰的地方||一个大学老师三十二年的微光

文||周玲玲

AUTUMN TOURISM

我叫刘欢。2026年9月25日上午，我在上海走了，63岁。月亮还没圆，我先走了。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歌王”“巨星”“一代人的记忆”。但如果让我自己选一个头衔，我想说的是，我是对外经贸大学的一个普通老师。从1991年站上讲台，到2023年退休，三十二年。对我来说，讲台是正职，唱歌是兼职。这话不是谦虚。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我最想讲述的就是下面的一些人和事，比较零散，但我喜欢回忆这些。

那间教室。很多学生以为我上课要放PPT。我不放。一支粉笔，一节课，从头写到尾。作品、年代、人名，全凭口述。我不太信任那些花哨的幻灯片。音乐这东西，讲巴赫手稿上某个音符为什么犹豫了一下，比十页幻灯片都管用。课程时间怎么安排，内容讲到哪儿，板书怎么排，我心里有一张表。下课铃响，刚好讲完最后一个字，不多不少。

开课第一句话，我总习惯把右手放左胸口，说道：我叫刘欢。然后补一句，希望大家不要叫我唱歌。学生们笑了，我也笑了。但后来的课堂上讲到关键处，我忍不住还是会开口唱两嗓子。莫扎特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照样春光明媚，讲到这儿，你不唱一段《费加罗的婚礼》，不觉得对不起莫扎特。

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常拎着烟斗到走廊上抽两口，学生围上来聊天，说老师你刚才那个和声转调没听懂。我说没事，不懂就对了，音乐本来就是用来不懂的。教室后排和过道总是站满了人。选课名额只有三百来个，报名的七百多人，得抽签。教务处专门派老师在门口查听课票，全校就我这一门课有这待遇。有时候我提前十分钟到，自己把黑板擦了。三十多年，一直这样。

那个硬盘。后来有个学生叫郭宇，毕业前当了助教，跟我说想在校园网上建个曲目库，让我课上提到的曲子学生课后能找得到。我说行。一周后我给了他一个硬盘。1T。里面是我这些年攒的古典曲目，按时期分好，按作曲家排好，连版本都标注了。郭宇拿到硬盘的时候眼眶红了。他后来跟人说：“能为学生做的事情，他总会想办法去做。”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整理硬盘花了我几个通宵，比写一首歌费劲。但音乐不是让你背知识点的，是让你听的。你要是因为我的课，这辈子能真正走进一次音乐厅，安安静静听完一部交响乐，我这门课就没白开。期末考试是开卷的，可以带任何资料。卷子我一张一张发到每个人手里。就一篇小文章，谈谈听课的收获。真诚比什么都重要。

那笔钱。我有件事从来没跟人说过。2017年，我拿了两千万，设立了一个原创音乐公益金。每年拿出一百万，资助一个不到三十岁、还没成名的年轻唱作人。不挂名，不站台，不开发布会，不写通稿。

有人问我图什么。我不图什么。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些歌，也被人帮助过。现在轮到我了，就这么简单。作品被点唱了几百万次，版权费少得可怜。这行业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我做过努力，联合谷建芬、乔羽、崔健他们一起推动过版权保护，有些事能做成的就做了，做不成的，也总得有人开个头。

公益金官网上的捐赠人一栏一直是空的，直到我走后，芒果V基金才补了一句：“该基金由刘欢老师个人全额捐赠并持续注入。”受助者中有一位云南的傈僳族姑娘，靠弹口弦考进了北师大音乐系，交不起住宿费差点退学。我没走基金流程，直接让学校把钱打到她饭卡里，备注栏写了三个字：买谱子用。她毕业后去山里支教了十年，去年带着孩子们用竹筒和陶罐录了一张专辑。

那些小事。认识高晓松是在1995年，一间录音棚里。隔着玻璃，我听着他的小样，有一个音太低，还缺一个低声部和音。他说要写个谱，我说不用，直接唱了一遍。从那以后他逢人就说，敢当面改他旋律的，我算头一个。

他给我写过一篇悼文。里面提了几件事，都是些不相干的琐碎。

有一年冬天，郑钧夜里在郊区出了车祸，腿卡在车里，冻得快不行了。高晓松打电话给我，我住在附近。那时候我连睡衣都没换，外面套了件大衣就冲出去了。这事儿我早忘了。高晓松还记得。

他还说我家从来不请阿姨。我和妻子卢璐自己做饭、自己刷碗。我有个不怎么上台面的爱好，装修房子。背着大包去建材市场挑钉子、买挂钩，蹲在那儿跟老板砍价，我特别开心。我跟高晓松说过，你要买房，一定让我来装，过过瘾。一个能开万人演唱会的人蹲在建材市场挑钉子，听起来挺怪，但我真觉得那比站在舞台上踏实。

家里客厅够大，能坐上百人。每年六一儿童节，我把《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的学员请到家里来，前后请了八十六个人。我亲自下厨，红烧肉、排骨炖到脱骨、花生米炸两遍，量大管饱。不摆盘，不讲究卖相，谁来了都能扒拉一碗饭。这就是我喜欢的日子，热闹，但不是舞台上的那种热闹。

那些疼。2009年，我查出了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胯骨头这个头瘪了，跟槽合不上。严重的时候走路不能超过一百米，超过一百米腿就拖着了。后来做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

为此，我太太卢璐去考了一张康复师资格证，每天凌晨给我做艾灸。术后的康复训练，我每天泡在冷水里，腰上拴五公斤铁链做深蹲，呛到咳嗽也不停。这些事外人不知道，也不重要。有一次我晒了张后背照片，密密麻麻全是针眼和艾灸烫出的水泡，我跟人说这是勋章。其实最疼的不是身体，是看着身边的人为你揪心却什么都做不了。

那些年我淡出了舞台，但不是消失。我在课堂上，在家里，在长沙的岳麓山上散步。有人认出来，说刘老师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说，爬山好，爬山好。跟公园里任何一个退休老头没什么两样。

那首歌。今年元旦，B站的跨年晚会。上海金山城市沙滩，零下好几度，海风大得站不住。我穿着黑色大衣，戴着绒帽和围巾，被冻得直缩脖子。唱了《千万次的问》和《我欲成仙》。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公开舞台上唱歌。那天唱完下台，需要人搀扶。观众是来听现场歌声的，不是看对口型的，这话我说过很多次。所以只要能站，我就全心地唱，不对口型。

以前觉得舞台最重要。后来才明白，能陪老婆孩子吃饭，比什么都强。去年女儿在重庆办婚礼，我把她的手交到女婿手里，眼圈红了。那天我撑病去的，但笑得很开心。

写在最后。我走之前签了字：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不是客套话。我这辈子就不喜欢麻烦别人。

我唯一的遗憾是写东西太少了。以前想过出一张专辑叫《忘记刘欢》，后来创作搁置了，对作品太苛求，就没发出来。但音乐这东西，就是对自己的表达。忘记就忘记吧。

我书房里没有奖杯陈列柜。倒有一整面墙的手写批注本，从九十年代学生交来的简谱习作，到近年青年教师的教学大纲，红笔圈改密密麻麻。有一本2018级学生的歌词作业，我批了整整两页：“星光太满，尘埃太轻，真正的光，是照得见灰的地方。”

有学生问过我，写那么多歌，哪首自己最舍不得？我指了指窗外的梧桐树。你看它春天开花，秋天落叶，从不问人看不看得见。歌也一样。我叫刘欢。三十二年，一个普通老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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