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医术攀高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 龚雯 朱涵

　　2025年10月，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大会上，一个细节意味深长——《柳叶刀》从全球遴选的4篇“最具突破性肿瘤研究文章”中，3篇由中国学者主导，覆盖鼻咽癌、肝癌、肺癌等关键领域。

　　“这前所未有，标志着中国医卫领域学者在临床研究的关键赛道上已经跻身全球第一赛道。”《柳叶刀》亚洲高级执行主编王辉说。

　　如果将时间轴拉长，中国临床医学创新相关的跃升轮廓或许更为清晰：2016年至2025年，中国学者在四大顶级医学期刊单年发文量增长近3倍；“十四五”期间，我国在研新药数量占全球数量比例超过20%，跃居全球新药研发第二位；体外膜肺氧合机（ECMO）、人工心脏、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设备等均实现自主化研发并投入临床应用……

　　“这是蓄势已久的系统性跃升。”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评论说。

　　这也是多位受访专家共同的判断——历经多年临床深耕、科研积淀和产业攻坚，曾经主要由国际前沿机构主导的诊疗技术、医学装备和临床研究领域，已经密集出现中国团队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不是少数团队在单点技术上零星式、碎片化的冒尖，而是逐步延伸到工程转化、临床验证、应用推广等多个环节，呈现集群式、体系化的进阶态势。“世界首次”正更频繁地变成“中国常态”。

　　当我们在手术台和实验室不断刷新纪录时，中国临床医学尚未完全具备定义全球医学问题的权威，如国际医学治理的规则制定权、诊疗标准的话语权等。如何跨越这些看不见的软实力台阶，完成从技术突破到规则引领的又一程攀高，是一场更为深刻的考验。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国际机器人远程手术控制中心，医生正在进行机器人远程手术（2026 年 3 月 20 日摄） 董小红摄 / 本刊

　　临床新坐标

　　中国临床医学正在完成一次意义深远的系统升级。

　　过去审视行业进步时，往往习惯于寻找“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项世界首创的术式、一款填补空白的药物、一台打破垄断的装备……如今，这种点状、孤立的突破已逐渐演变为集群式、体系化的迭代。

　　这一迭代集中体现在五个维度。它们彼此呼应、协同发力，标注着中国临床医学新的格局和底色：

　　从个别学科到全域拓展，覆盖领域更宽。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莉观察，中国临床医学创新的优势学科集群持续壮大，优势边界不断拓宽，已突破传统外科微创、肿瘤诊疗等领域，逐步延伸至再生医学、数字医疗、细胞治疗等赛道，呈现多点开花、全域铺展的样貌。

　　从案头研究到落地使用，转化速度更快。创新成果不再停留在论文层面，而是快速跑完临床普及、产业转化，形成“研究—转化—临床—应用”的循环。以某款国产ECMO落地为例，从2020年国家启动专项攻关、2021年进入应急审批通道、2023年1月获得应急批准、同年2月进入临床应用，跑出了令人瞩目的加速度。

　　从单一技术到解决方案，临床落点更实。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科研主任吴伟表示，医学创新瞄准临床痛点，正在从技术亮点向解决方案延伸。“过去，一项术式、一台样机或一篇论文就是创新的全部证据；现在，越来越多团队需要回答更完整的问题：能否稳定使用、能否规模制造、能否被不同层级医院掌握、能否改善患者预后、能否形成可负担的服务模式，以真正落在临床需要的实处。”

　　从研究论文到公共产品，成果分量更重。在金春林看来，中国顶尖团队已具备将自身实践系统化、理论化并主动贡献全球健康公共产品的能力。比如202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等发表《柳叶刀中国女性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特邀重大报告》，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妇女儿童健康领域的数据与政策实践等，转化为一套可分析、可评估、可借鉴的科学模型，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系统参照。

　　从跟随验证到议程设定，全球话语权更强。长期以来，全球医学研究范式、重大疾病防控框架等由欧美团队主导，国内医学研究大多开展跟随式、验证性研究。目前，中国正加速向全球医学议题的“设置者”“引领者”跨越。以鼻咽癌为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马骏院士团队历经数十年攻关，不仅深度参与了国际通用鼻咽癌分期标准的多项修订，更凭借原创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推动国际权威指南进行多项重大路径调整。“从依靠病例资源发表文章到参与定义规则，中国团队已具备用‘中国证据’提升中国医学话语权的硬核实力，表明我们在科学领导力、范式创新力方面的进步。”马骏说。

　　不同的创新路

　　升级不是凭空而来的爆发。

　　支撑前述五个维度进阶的，是中国临床医学创新的底层逻辑：资源红利、技术红利、制度红利。这三大动力机制深度耦合、彼此激荡，共同推动临床医学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跨越，并展现出极强的持续性和延展性。

　　——三股动力机制中，以超大规模临床场景和海量真实数据等构成的资源红利，既是临床创新的起点，也是我国独特且难以复制的原生优势。

　　曹慧莉解释说，依托超大规模人口优势，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年度总诊疗人次超100亿、住院人次约3亿，患者资源体量巨大且疾病谱系完整，从传染病到慢性病，从罕见病到老年病，复杂病例、疑难病例、特殊人群病例等储备充足，能够支撑大样本、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构成天然的创新试验场。同时，巨量的真实病例和复杂诊疗需求，本身就在给新技术提问题、做检验、攒经验。

　　特别是在AI医疗、精准医学等领域，庞大的病患基数和诊疗需求，意味着数据量大、类型丰富，作为一座真实世界数据富矿，可有效填补随机对照试验等疗效验证“金标准”难以覆盖的盲区，从而把临床创新从“实验室里的完美结果”拉回“真实人群的真实获益”，让每一个临床决策、每一轮产品迭代等都有真实数据兜底。

　　——以交叉技术和工程转化能力等构成的技术红利，既是将临床“想法”变为可用“产品”的桥梁，也是支撑临床创新的关键武器。技术红利主要体现在工具层、制造层、生态层三个方面：

　　在工具层，交叉技术不仅拓展了临床创新的边界，还提升了效率。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测序等前沿技术与临床医学深度融合，正在打破传统医学的学科壁垒，催生出微创精准诊疗、智能诊断、个体化治疗等全新赛道。同时，交叉技术也在提升医药创新的效率。以前从单个靶点发现到对应药物上市，动辄十年以上；现在AI可以并行完成虚拟筛选和成药性预测，前端研发周期有望大幅压缩。

　　在制造层，工程转化和规模化制造能力让临床技术创新加速落地。依托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供应链能力，临床创新能以较快周期跨越实验室样品到规模化应用的天堑，以更低的成本快速放量，兑现临床创新价值。

　　在生态层，产学研医融合生态让临床创新走向有组织攻关。吴伟介绍，过去，临床研究、科研项目和产业研发常常各自推进，创新链条互相脱节。如今，大型医院、顶尖院校、头部企业等研发力量，开始围绕重大疾病和关键技术建立紧密协同，探索形成创新联合体，以打通临床创新链条的断点，让创新更可持续。

　　——以国家顶层战略、审评审批改革等为代表的制度红利，既是激活资源和技术潜能的催化剂，也是撬动临床创新的核心密码。

　　一方面是国家战略的顶层牵引和制度赋能。金春林说，国家部署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并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叠加效应。比如，通过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医学中心等重大平台载体，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核心渠道，医学领域持续获得高强度投入。

　　另一方面是规则接轨和流程再造释放动能。金春林介绍，我国在2017年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后，临床试验规范与国际接轨，临床研究质量大幅提升，为本土创新成果走向全球奠定制度基础。此外，我国建立突破性治疗药物审评工作程序等，进一步缩短创新药上市周期。

　　基于三大动力机制托举，中国走出一条不同于欧美的临床创新路径。

　　吴伟分析说，欧美医学创新的优势，建立在原创基础研究、全球研发网络、临床试验体系、国际药械企业和标准组织影响力上。中国没有简单复制其以基础原创为先导的发展模式，而是立足自身优势，探索出“临床需求牵引、工程技术协同、真实场景验证、规模化应用反馈”的整合式创新路径。

　　在他看来，依托这一具有比较优势的创新路径，我国在高发疾病筛查、复杂手术治疗、慢性病精细化管理、基层诊疗支持和适宜技术推广等领域，将快速完成技术迭代、场景验证与规模普及，不仅为孕育原创诊疗方案留出空间，而且为释放临床价值奠定基础。

工作人员在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向参观者介绍 AI 手术机器人平台（2026 年 9 月 9 日摄） 张玉薇摄 / 本刊

　　不均衡领先

　　这一独特的临床创新逻辑，正在把中国临床医学推向新的全球坐标。

　　在金春林看来，中国临床医学已迈入全球第一梯队，但呈现“不均衡领先”的特征。这种结构性分化，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临床技术强、底层工具弱，核心硬件仍有缺口。

　　金春林说，我国在临床研究与应用层面，如肿瘤、心血管疾病等领域的临床技术和研究产出位居世界前列，但支撑这些技术运转的底层工具、核心硬件仍存在短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高端科研仪器与核心设备的困扰。比如价值超千万元的高端冷冻电镜、高场核磁共振波谱仪等顶级设备国产化率较低，生命科学领域的流式细胞仪、临床质谱仪约八成依赖进口，部分核心传感器、精密部件、专用软件、关键试剂等仍受制于人。

　　其二是生物制造核心菌种被“卡脖子”。全球生物制造核心菌种专利中，中国占比只有2%～4%。乳酸菌等特种菌种国产化率仅约15%，给产业链安全埋下隐患。

　　二是应用创新多、源头创新少，“出题能力”需要提高。

　　曹慧莉认为，我国临床创新多集中在技术改良与应用创新层面，绝大多数仍是基于欧美发现的靶点、机制和技术框架进行迭代优化，缺乏全新医学理论、全新疾病机制、全新药物靶点及全新诊疗范式的源头原创，底层创新根基不足。在重大疾病机制、原创靶点、核心药物分子、底层算法等领域，仍需形成更长期、更稳定的积累，走向“提出自己的题”。

　　三是技术突破快、规则制定慢，国际话语权相对滞后。

　　金春林提出，我国在医学规则制定方面总体处于追赶期，技术突破的速度快于规则制定权的获取速度。国际诊疗标准、临床试验设计指南、医学教育质量标准等核心规则，仍由欧美主导。与此同时，高端医疗设备品牌的全球认知度有限，中国学者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担任重要职位、在国际权威医学组织担任高级职位的占比偏低。

　　“这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发展不同步的典型表现。”金春林解释说，技术突破或许可以在5～10年通过高强度投入实现快速追赶，但标准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的建立涉及规则参与、认知惯性、文化输出等更复杂的因素，往往需要至少20～30年的持续积累。

　　在吴伟看来，技术突破与标准话语权之间并不存在自动转换关系，国际标准、诊疗共识和全球品牌的形成，依赖长期临床证据、持续产品质量、国际协作网络、专业组织参与和广泛用户信任。“中国部分技术做得出来，但距离全球同行愿意普遍采用、愿意据此修订实践，仍需完成证据与信誉的长期积累。”

　　从这个意义上，吴伟认为，医学科技的“卡脖子”并不只发生在某一种进口设备或关键零部件上，更深层的短板集中于底层能力和系统能力。判断中国在全球医疗版图的位置，也不能只看论文数量、手术例数或单项技术纪录，还应同时看四个维度：能否提出原创临床问题和科学假说，能否形成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能否实现稳定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否进入国际指南标准和全球临床实践。

　　攀高下一程

　　短板正是锚定攀高的下一个支点。

　　金春林说，这种“不均衡领先”的结构性分化，既是中国临床医学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局部“领跑”的阶段性特征，也是实现全面“领跑”必须跨越的门槛。“特别是技术突破和规则引领之间的‘时间差’，虽是客观规律下的正常现象，但我们不应被动等待。”

　　加速破局，需要在顶层牵引、平台支撑、人才聚合、规则出海和文化涵育五方面发力，营建更有利于中国临床医学创新持续进阶的生态系统。

　　顶层牵引，让硬核攻关破局。曹慧莉说，通过揭榜挂帅、产学研联合体等方式，强化产业链环节技术攻关，尽快突破关键原辅料、核心零部件等技术。还要进一步打通应用端的“最后一公里”，让采购、定价、医保支付和使用规范等，为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留下空间。

　　平台支撑，让创新要素流转。吴伟建议，进一步完善全链条公共服务平台，特别在前端，依托概念验证中心为早期技术提供临床前验证和资本对接。同时，构建开放共享的数据基础设施，比如国家层面的医学数据共享平台，在严格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可考虑推动多中心临床数据、影像数据、基础数据开放。此外，还需要制定医学数据确权、流通、交易的规则，让数据成为可流通的创新要素。

　　聚合人才，让跨界智慧交融。金春林说，目前医学创新的瓶颈之一是懂临床的不懂工程，懂工程的不懂临床，需要培养更多临床科学家和医学工程师等复合型人才，建立临床医生参与工程研发的激励机制和职业发展通道，让“医生科学家”成为一种受尊重、有前途的职业选择。同时，依托医工交叉研究院、临床研究中心等平台，打造多学科融合的创新团队。

　　瞄准规则，让中国方案出海。金春林认为，建立全球诊疗标准优势、国际话语优势，核心策略是以证据换标准、以标准换话语权。充分利用中国病例资源和临床效率优势，设计并主导针对全球重大疾病的国际多中心研究，让中国临床数据成为全球指南的核心证据，输出可复制的科学框架。同时，培养既懂临床又懂国际规则、既能做研究又能做倡导的“医学外交官”“标准外交官”，让中国声音真正进入全球健康治理核心议程，加速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化。

　　涵育文化，让创新生态常青。金春林表示，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改革科研评价体系，减少对短平快论文和项目的过度激励，增加对长期性、探索性高风险研究的支持，建立临床研究失败案例复盘共享机制，让失败也成为公共知识产品，避免重复试错。

　　在吴伟看来，中国临床医学正在从技术成果密集涌现的阶段，走向体系能力加速重构的阶段。“未来的竞争，不在于率先完成一次技术展示，而在于能否把临床需求、原创发现、工程实现、循证评价、伦理治理和普惠应用等，连接成一条稳定可持续的创新链。”

　　这条创新链的终极考题，不是“能不能做出来”，而是“能不能被世界采纳”——当中国团队不再只是数据的贡献者，更是问题的提出者、标准的输出者、规则的制定者，那或是医术攀高的真正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