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春，祁连山雪原，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左支队三营。饥寒交迫的战士们围着一匹大白马，争论是否宰杀充饥，周纯麟却被地上的几团羊粪吸引了目光。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争执。马肉只能解决一时饥饿，而这匹白马还承担着驮运伤员、搀扶病号的任务。真把它杀掉，眼前或许能多撑几天，队伍却会失去一件重要的救命工具。
西路军西进后，部队长期处在敌军追击和自然环境的双重压力下。1936年10月，红三十军奉命渡过黄河，向河西地区展开行动。周纯麟当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三团三营教导员，曾参加渡河作战。
虎豹口一带河面较窄，距离对岸约两千米，但敌军修筑了多处碉堡。为掩护主力渡河，部队从各连抽调人员组成渡河先锋连。夜色里，战士们抬着木船接近河岸，直到主力开始渡河，敌人才发现异常。
枪声骤然响起。先锋连刚刚登陆，便遭到碉堡火力压制。敌人藏在坚固工事内，红军战士却暴露在开阔地上，形势十分被动。碉堡不被摧毁，后续部队就无法安全通过。
一排长李国忠奉命接近敌堡。他带着手榴弹匍匐前进，先将一枚投进射孔，打乱了敌人的射击。随后，他又把几枚手榴弹捆在一起，试图塞入被炸开的缺口。
敌人察觉后，竟想把手榴弹重新推出。危急关头，李国忠用身体堵住缺口。爆炸过后，碉堡火力停止，渡河通道被打开，而这名年仅二十岁的排长也牺牲在阵地上。
这类战斗并非孤立事件。进入河西走廊后，西路军连续作战，人员和物资不断减少。到1937年3月14日，部队只剩三千余人，遂分为左、中、右三个支队，试图在祁连山一带保存力量、寻找出路。
左支队向高山雪原转移。沿途曾能从牧民那里买到牛羊、青稞，后来由于战事影响，牧民陆续迁走，补给也随之断绝。单衣挡不住寒风，破毡片只能勉强遮住头脸，许多战士在行军途中倒下。
没有粮食，部队只好杀马、杀骆驼。分到每个人手中的肉不过拳头大小，却要支撑数日。二十多天后，普通马匹几乎杀尽，连骆驼也所剩无几。战士们只能嚼冰块、吞积雪，身体迅速衰弱。
此时，支队首长送来一匹白马。战士们饿得眼睛发红，正准备宰杀，秦小明忽然挤进人群，挡在马前。他说：“这匹马救过我的命，不能杀。”
有人接着说道：“我也骑过它。”还有人劝道：“首长的马留下来，今后还能驮伤员。”周纯麟理解大家的感情，却不能只凭感情作决定。三营几乎断粮，白马一旦留下，众人能否熬过去仍是未知数。
就在这时，一名战士发现了新鲜羊粪，旁边还有两截栏杆。周纯麟很快判断，附近不久前有人放牧。羊粪本身不能填饱肚子，却说明牧民可能没有走远，周围或许仍有牲畜和粮食。
他当即决定，让一名战士骑白马沿着痕迹追赶。白马没有被杀，反而成了寻找补给的坐骑。骑马的战士追出三十里，终于找到牧民，并设法买到一群羊。三营的断粮危机因此得到缓解，左支队也获得了继续行军的条件。
这件小事的关键，不只在于运气。连续困境中，部队仍保留着观察和判断的能力，没有把眼前唯一的牲畜简单看成食物，而是从几团羊粪、两截栏杆中推断出新的线索。对一支濒临极限的队伍来说，这种判断同样是战斗力。
白马当晚被送回支队部。李先念得知战士们不愿宰马后，强调要设法带大家走出去。命令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有限资源的重新分配：马既能救急，也能驮人，价值远不止一顿肉。
1937年3月下旬，左支队继续在祁连山中寻找出口。电台因汽油耗尽无法正常工作，电台人员便设法把汽油发电机改成手摇发电机。3月23日前后，部队终于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得知党中央一直在寻找他们。
这条消息极大稳定了军心。对于长时间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战士来说，电台传来的并非一句简单问候，而是明确的方向：队伍没有被遗忘，突围仍有意义。
1937年4月27日下午，部分西路军将士抵达星星峡。随后几天，陆续有人赶到，最终抵达者仅有四百三十七人。那些没有走出祁连山的人，长眠在雪原、峡谷和河西走廊的荒野之间。
一团羊粪没有改变战争的残酷，却让一支饥饿中的队伍抓住了继续前进的机会。对周纯麟和幸存者而言，那一刻并不只是发现补给，更是在生死线上重新看见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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