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烈士纪念日的纪念

序言：刻在石头上的民族誓言

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这座总高37.94米的丰碑，用17000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是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纪念性工程。它承载着一个民族对先烈的缅怀、对英雄的敬仰。

碑身正面，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八个镏金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碑身背面，是毛主席撰稿、周恩来总理题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949年9月30日，就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修建这座纪念碑。当天下午6时，毛主席率领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奠基典礼，宣读碑文，亲手执锹挖下第一锹土。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辞时说了八个字：“纪念死者，鼓舞生者。”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正是源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日。每年这一天，天安门广场都举行隆重的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烈士纪念日的第二天，就是国庆节。“国庆勿忘祭先烈”——这个日子的选择本身就蕴含深意：一个民族站立起来的那一天，首先应该回望那些倒在路上的人。

而这三行碑文，是站在石碑前的我们，与1840年以来所有牺牲者之间的一纸契约。

“三年以来”，说的是解放战争。1946年到1949年，短短三年，26万解放军指战员血染沙场，负伤超过104万人。604位团职以上干部倒在黎明之前——如果活到1955年大授衔，他们绝大多数至少是上校。董存瑞在隆化城下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喊出“为了新中国，冲啊”；刘胡兰在铡刀面前回答“怕死不当共产党”，年仅15岁；杨子荣活捉了座山雕，却在16天后倒在土匪的枪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军以伤亡24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而淮海战役的胜利，正如陈毅元帅所说，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543万支前民工，88万辆小推车，首尾相接可以从南京排到北京。

“三十年以来”，说的是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革命历程。土地革命战争，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长征胜利，31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屠刀之下。湘江一战，红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长征路上，红军共进行600余次战斗，牺牲营以上干部432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出发时三十万，到达陕北时不足三万。抗日战争，十四年，3500万人伤亡。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伤亡25万人。台儿庄战役，5万忠魂埋骨大运河畔。张自忠身中八处负伤仍浴血督战，戴安澜在缅甸战场留下遗书“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左权在太行山指挥突围时中炮牺牲，彭雪枫倒在河南夏邑的前线。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义勇军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冬里用稻草御寒、用树皮充饥，三十万人死战不退。田汉听见了他们的呐喊，聂耳谱出了他们的吼声，朱庆澜在曲名前加上“义勇军”三个字——《义勇军进行曲》就此诞生。那些在雪原上吼了一路的调子，成了这个民族最雄壮的歌。

“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说的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百年救亡。1841年，关天培在虎门炮台负伤数十处，亲手燃炮射击，最终中弹牺牲，400余名将士全部壮烈殉国。1841年，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在定海血战六昼夜，同日壮烈殉国，五千八百名守军无一变节投降。1894年，邓世昌驾驶致远舰冲向敌舰，全舰245人仅7人获救，他拒绝救生圈，与爱犬一同沉入波涛。左宝贵身穿黄马褂站在平壤城头当活靶子，聂士成腹裂肠出仍冲锋在前。从那一年到新中国成立，约2000万名烈士献出了生命，留下姓名的仅有193万余人。

193万，只是两千万的十分之一。

九成以上的烈士没有名字。

他们没有墓碑，没有籍贯，没有后人前来认领。他们像东北义勇军一样，名字湮没于风雪。但碑文写的是“人民英雄”——不是“有名英雄”，不是“立功英雄”，是“人民”。人民，就是他们共同的名字。

新中国成立之后，战斗并未结束。197653名志愿军烈士长眠在朝鲜半岛。长津湖畔，三个整建制连队全员冻死在阵地上，保持着战斗姿势。上甘岭上，43天，美军倾泻190多万发炮弹，山头被削低两米。中印边境，722名官兵倒在雪域高原。对越自卫反击战，8500余名将士血洒南疆。铁道兵8314名烈士，是在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兵种——他们不是在枪林弹雨中倒下，而是在悬崖峭壁、深山峡谷中，为了修通一条路、打穿一座隧道，把命留在了工地上。独库公路，168位官兵长眠天山，平均每3.16公里就有一位年轻战士献出生命。最小的18岁，最大的31岁。

197653、722、8500、8314、168。这些数字加在一起，超过21万人。而这还远远不是全部。还有太多人在和平建设中默默倒下，没有勋章，没有追记，没有“烈士”称号。他们只是在修路、在架桥、在挖隧道、在扛沙袋的时候，在工厂车间，在守卫国家财产，甚至在办公桌前，倒下了。

他们同样是用命在守护这个国家。

今天，我们迎来烈士纪念日。碑文穿越七十余载，依旧振聋发聩。

这三行文字，不是冰冷的铭文，是两千万人用鲜血写就的誓言。从白山黑水间自发而起的义勇军，到长征路上踏破千山万水的红军；从抗日烽火里并肩御敌的中华儿女，到解放战场上推着小车奔赴前线的支前百姓；从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的志愿军，到独库公路上长眠天山的筑路官兵——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以血肉之躯抵挡侵略者的铁蹄，以不屈脊梁撑起中华民族的希望。

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每当国歌奏响，那句“起来”，就是白山黑水之间三十万义勇军跨越岁月的呼唤；那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两千万无名烈士留给后世的遗书。

第一章：白山黑水的呐喊——义勇军与国歌里不朽的民族魂

1931年9月18日，沈阳城外的枪声响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城门大开，日军列队而入。紧接着，一座城接一座城，在沉默中沦陷。短短四个多月，东北全境落入敌手。

逃难的人流向南奔涌，寻找能活命的地方。可就在这人流之中，有人停住了脚步。

他们转身了。往北走——往冰天雪地里走，往枪炮最密的地方走，往明知是死路的地方走。

他们可能是种地的、砍柴的、教书的、做小买卖的。一个幸存的老兵晚年回忆说：“那时候没有人下令，也没有人号召，就是觉得不能就这么走了。如果走了，这辈子就抬不起头了。”

这不是热血，这是一个民族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声音。这支队伍，叫义勇军。

没有番号，没有补给，没有后方，没有统一的军装。有人穿羊皮袄，有人裹着缝了无数次的破棉衣，最苦的战士只能在单衣外面捆上稻草。武器更是五花八门——土枪、大刀、红缨枪，很多人连一把像样的刀都没有。队伍聚散无常，今天能集结几万人，明天就化作林海中的点点星火。

可就是这样一支“不像军队的军队”，巅峰之时，达到了30万人。

30万人是什么概念？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被征召的，没有一个人是被命令的。他们全是自己选的。

辽宁黑山县，一个叫高鹏振的农民，变卖了全部田产，组建起东北第一支民众抗日武装。1931年9月27日的誓师大会上，战士们喊出了一句誓言——“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这段誓词后来被谱成军歌，成为《义勇军进行曲》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

紧接着，清原县的孙铭武变卖祖产购置枪支，组建“血盟救国军”，写下这样的歌词：“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

请注意这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它出现在义勇军的军歌里，比田汉写下国歌歌词，早了整整三年。

东北的冬天是什么概念？零下三四十度。没有棉衣怎么办？有资料记载，许多战士的棉衣是从牺牲者身上脱下来的，棉花结成硬块，羊皮袄裂了口缝了又缝，实在没有就裹上稻草。吃什么？烤过的树皮，雪地里刨出的冻草根。缴获的日本罐头是奢侈品，要留给重伤的战友。住在哪？林海雪原里挖“地窨子”，钻进去直不起腰。夜里不敢生火，怕引来敌机。

怎么打？没有重武器，就夜袭；没有子弹，就等敌人靠近了拉响手榴弹，同归于尽。最困难的时候，几百人的队伍只有几十杆枪，没枪的人握着长矛跟在后面，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捡起他的枪，继续冲。

这不叫战斗，这叫拿血肉当钢铁。

马占山将军在江桥率部血战日军十六昼夜，打响了中国有组织、大规模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李杜、邢占清、冯占海领导的吉林自卫军在哈尔滨保卫战中，在零下30度的低温里以简陋装备与日军激战数日，最终被迫撤退。唐聚五在辽东组建辽宁民众自卫军，从十八路迅速扩至三十七路，近15万人，成为当时东北活动区域最大的抗日义勇军武装。

江桥抗战、锦州保卫战、哈尔滨保卫战——这些战斗，绝大多数都以失利告终。每一座他们拼死想守住的城，最后都沦陷了。每一支他们用命拉起来的队伍，最后都打光了。

到1933年初，辽宁地区的义勇军与日军战斗了798次，歼灭日伪军34293人。整个义勇军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约5万人，负伤8万人。三年苦战，主力损失殆尽，幸存余部陆续汇入东北抗日联军，成为抗联的骨干力量。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14年后日本会投降。他们只知道自己在输，一直在输，输到最后一滴血。可他们还是站着死的。

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不是“胜利”，不是“凯旋”，是“起来”。出发前喊，冲锋时喊，倒下前还在喊。

他们清楚，凭自己可能永远赢不了这场仗。但他们信一件事——只要还有人站起来，这个民族就不会亡。只要还有人敢反抗，这片土地就还有希望。

后来，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人，嘴里一直哼着一段调子。没有固定的歌词，也没有固定的曲子，就是吼，就是喊，就是哭。（写到这里，忍不住为了那些舍生忘死，奋勇冲锋的牺牲者感动的热泪盈眶）

田汉听见了。他听见雪原上、山林里、战壕中，那些人吼了一路的调子。田汉当时正在创作电影《风云儿女》，他将主题歌的歌词写在了剧本原稿的最后一页。不久后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歌词由夏衍等人辗转传出，交到聂耳手上。

聂耳拿到歌词后反复修改。“起来”从两个变成三个；“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最后又加了一个“进”字，变成“前进！前进！前进！进！”每一处改动，都是想让它更像从血肉里长出来的呐喊。

1935年4月，聂耳将谱好曲的主题歌录成唱片，寄给了电影投资人朱庆澜将军。曲名暂定为“进行曲”三个字。朱庆澜听完这首雄劲刚健的旋律，脑海中浮现出九一八事变后在抗日战场上舍生忘死的义勇军战士。他提笔，在“进行曲”前面写下了三个字——“义勇军”。

《义勇军进行曲》，就此诞生。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从这一刻开始传遍中国，成为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歌。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当时有人提出，歌词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时了，应该改。周恩来站起来说了一句话：“我们采用这首歌作为代国歌，就是要鼓舞我们把革命进行到底，鼓舞我们全民族革命人民的前进……”

毛主席拍板：歌词不改。

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曲作者聂耳没有等到这一天。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几个月后，他在日本溺水身亡，年仅23岁。词作者田汉也没有等到。但他们的歌，替30万义勇军活了下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句歌词，不是文学的修辞。它是三十万无名义勇军留给后世的遗书。

他们很多人没有墓碑，姓名湮没于风雪。在那个年代，2000万名烈士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献出了生命，留下姓名、录入烈士名录的仅有193万余人。绝大多数人，如同东北义勇军一般，没有墓碑，名字消散在岁月长河中。

但国歌替他们活下来了。

每一次奏响国歌，那一声铿锵的“起来”，就是当年冰原之上，无数无名将士跨越时空的呐喊。每一个唱起这首歌的年轻人，你们的每一次开口，都是在对他们说——

我们记得。我们不会忘。

第二章：砸碎三座大山——土地革命战争，血火淬炼的长征之路

1927年的中国，血流成河。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喊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

31万。这不是一个冰冷的统计数字。是31万条命，是被砍下的头颅挂在城墙上，是被机枪扫射后倒进坑里的身躯，是被绑着石头沉入江底的年轻人。

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放下武器，要么拿起武器。

他们选择了拿起武器。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划破了中国最黑暗的夜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两万余人在南昌起义，经过激战，全歼守军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这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紧接着，9月，毛主席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总指挥卢德铭牺牲，部队从数千人锐减至不足千人。退到三湾时，毛主席做了一个决定：把支部建在连上。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从此脱胎换骨。10月，他带着这支队伍上了井冈山。

12月，广州起义爆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担任总指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工农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起义第二天，张太雷乘车赶赴前线指挥战斗，途中遭敌人伏击，身中三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他年少时立下的誓言是：“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他做到了。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武装起义火线的前中央政治局成员。

广州起义失败了。5700名革命者的热血洒在了这座城市的街头。

但火种已经撒下去了。

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秋收起义找到了上山的路，广州起义用血告诉所有人：城市暴动的路走不通。

毛主席在井冈山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1928年，朱德带着南昌起义的余部上了井冈山。两支队伍会师，红四军成立。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农民分到了土地，根据地一天天扩大。到1930年，全国红军发展到约10万人，南方各省红色根据地遍地开花。

然后，蒋介石来了。

从1930年到1934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围剿”。第一次10万，第二次20万，第三次30万，第四次40万。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前四次全部粉碎。第一次反“围剿”，活捉了国民党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十五天横扫七百里。第三次反“围剿”，六战五捷。第四次反“围剿”，黄陂伏击战，歼敌近三个师。

但第五次，不一样了。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采用“堡垒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而此时的中央苏区，毛主席已经被排挤出了军事指挥层。掌握指挥权的是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李德。他们放弃了红军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命令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跟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拼消耗。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惨重。苏区日渐缩小。到1934年夏，红军在苏区内打破“围剿”已无可能。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没有人知道要走多远。只知道必须走。

一个月后，湘江。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打得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央红军在广西湘江地域，与国民党30万军队进行了一场生死存亡的大血战。

新圩阻击战，红三军团第五师参谋长、红十四团团长牺牲，阻击部队伤亡2000多人。光华铺阻击战，红三军团第四师红十团团长沈述清被流弹击中牺牲。同一天，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继续指挥，最后与数百将士战死阵地。1934年12月1日，“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的指令传遍全军阵地，红军将士抱定必死信念，冲锋肉搏，死战不退。

担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第十八团，几乎全部牺牲。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伤重被俘后，在担架上扯开自己的伤口，掏腹断肠，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8.6万到3万。5万多条命，留在了湘江两岸。

当地百姓流传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但长征没有结束。剩下的3万人继续走。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重新回到指挥位置。然后，四渡赤水——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红军像一条游龙，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把敌人耍得团团转。巧渡金沙江，红军用七条小船，九天九夜，全军渡过金沙江，把追兵甩在了南岸。

然后是泸定桥。

1935年5月29日，红四团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一昼夜急行军240余里，抵达泸定桥西岸。桥上的木板已经被敌人抽掉，只剩十三根冰冷的铁索横在大渡河上。对岸有机枪阵地，桥下是咆哮的激流。

22名红军战士组成突击队，由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手扶铁索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

4位勇士在攀爬铁索时中弹坠入大渡河，被激流吞没。其余18人冲过了铁索，冲进了敌人的阵地。

打下泸定桥的22个人，我们今天能确认姓名的，只有廖大珠、王海云、李友林、刘金山、刘梓华等少数几人。其他的，没有名字，没有籍贯，没有家人来认领。

然后是雪山。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暴风雪说来就来。有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后面的战友来不及拉一把，也来不及埋。过草地的牺牲更惨烈。松潘草地，看上去是草原，脚下是沼泽泥潭。一脚踩错，人就往下沉。后面的战友不能去拉，一拉自己也陷进去。据保守统计，至少有1万名红军将士因为饥饿、寒冷、疾病倒在了草地上。长征途中，红军共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

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唯一一位军团级将领。1935年2月27日，他亲临遵义城下侦察敌情，被子弹击中头部，倒在张爱萍的怀里，年仅27岁。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在明天拂晓前拿下遵义。”

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1935年8月21日在甘肃泾川县四坡村战斗中，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中弹牺牲，年仅28岁。

长征出发时，各路红军总计约30万人。到达陕北时，剩下不足3万人。

毛主席后来在1971年视察南方时说了一句话：“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

30万到2.5万。十分之九的人，倒在了路上。

但他们走完了。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三大主力会师，万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长征是什么？

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宣言书——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宣传队——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

播种机——在十一个省内，散布了许多种子，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长征的胜利，靠的是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人走一公里，最快也就十几分钟。红军长征走了二万五千里，平均每走一公里，就有三到四名红军战士牺牲。

你走过的每一公里，都有人在倒下。

你走的每一步，都是踩在他们用命铺出来的路上。

土地革命战争这十年，从1927年南昌起义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砸碎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第一道裂口。他们没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但他们走过的路，后来的人走通了。

第三章：共御外侮，山河同守——十四年抗日战争的民族壮歌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十四年。

十四年是什么概念？一个人从出生到上中学，从青春到中年。而中华民族的十四年，是3500万人伤亡，是无数座城化作焦土，是一整个民族的生死搏杀。

十四年，三千五百万条命。平均每一天，就有将近七百人倒下。

但中国没有倒。中国站住了。

正面战场：一寸山河一寸血

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会战打响。

这是中日两国在抗战中第一场百万级别的大会战。中国军队先后调集70余个师、约75万人投入战场。日军投入约25万人，舰艇、飞机、重炮，火力占据绝对优势。

中国士兵面对的是什么？是日军军舰上射来的重炮，是天上俯冲扫射的飞机，是海陆空三位一体的钢铁洪流。而他们手里，很多人的武器还是“汉阳造”，有些部队甚至几个人共用一条枪。

可他们没有退。一个师打光了，另一个师顶上去。罗店争夺战，双方反复拉锯，一个小小的镇子，中日两军来回易手十余次，中国军队整营整连地打光。一个团上去，半天不到就没了。再一个团上去，又没了。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中国军队伤亡超过25万人。三个月，每个月有八万多人伤亡，每天近三千人倒下。

他们用命把日军的进攻节奏拖慢了。日军原计划“三个月灭亡中国”，结果光一个上海就打了三个月。淞沪会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迷梦，也为华东地区大批工业设备的内迁赢得了宝贵时间。

紧接着，1938年，武汉会战。这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一次会战。中国军队动员129个师、近100万人参战，日军投入35万。历时四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中国军队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逾10万。四个半月，四十万人。每天倒下将近三千人。

武汉最终沦陷了。但日军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还有长沙。1939年到1942年，日军三次进犯长沙，三次被中国军队打退。在薛岳将军指挥下，三次长沙会战均以中国军队胜利结束。中国军队以伤亡约13.9万人的代价，共歼灭日军11万余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首胜。

十四年抗战中，正面战场先后组织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00余次，小型战斗38000余次。国军官兵伤亡超过322万人，268位将领殉国。

322万。两万多个名字里，今天能叫出来的，只有那么几十个。

佟麟阁，第29军副军长。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攻北平南苑，佟麟阁率部死守，腿部受伤后头部又被敌机炸伤，壮烈殉国。他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同一天，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奉命后撤途中遭日军伏击，壮烈殉国，年仅39岁。赵登禹此前在喜峰口战役中率大刀队夜袭敌营，令日军闻风丧胆。他曾对部下说：“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

张自忠，第33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枣宜会战打响，这是武汉会战后日军对正面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作战。张自忠亲笔写信告谕官兵，随后率部东渡襄河迎敌。5月16日，他在湖北宜城南瓜店被日军包围，左臂中弹，腰部中弹，全身八处负伤，仍浴血督战，最终身中数弹，又被敌军猛刺，壮烈牺牲，年仅49岁。他是抗战中牺牲的军衔最高的中国将领。

他的遗体被运往重庆安葬时，十万宜昌军民不惧日军飞机盘旋，恭送灵柩至江岸。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送上挽词。今天，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张自忠路。

敌后战场：中流砥柱，血肉长城

正面战场在拼，敌后战场也在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深入日军占领区，在敌人心脏地带建立抗日根据地。毛主席写下《论持久战》，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整个敌后抗战的底层逻辑——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日军陷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105个团、20余万兵力参战，这是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到12月初，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被切断，据点被拔除，侵略者的“囚笼政策”被砸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整个十四年抗战，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累计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人民抗日武装伤亡60余万人。

但最令人震撼的，是牺牲在指挥岗位上的干部数量。

当时中共军队没有实行军衔制，国民党军队的旅级干部一般授予少将军衔。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衡量——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团以上干部高达669人，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102名。新四军有350个团以上干部牺牲，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45人。东北抗联牺牲的军以上将领41人，师旅级将领112人，团以上将领251人，华南抗日游击队牺牲的旅以上干部2人，团以上将领171人。中共武装在抗战中总共牺牲旅以上将领达302人，团以上将领1441人。

302位旅以上干部。如果他们没有倒在战场上，活到1955年大授衔——按照他们的资历和战功，其中绝大多数至少是中将，相当一部分甚至可能是上将、大将。 1441人团级将领绝大多数少将以上，部分中将甚至上将。

但他们没有等到那一天。

左权，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左权在指挥部队突围时，被炮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37岁。他是抗战中中共军队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朱德写下悼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彭雪枫，新四军第四师师长。1944年9月，他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指挥作战时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他是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毅共同为他写下挽词：“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千万里山河破碎，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这些名字，只是302人中的两个。

东北抗联：孤军苦斗，十不存一

说到最惨烈的牺牲，还是东北抗日联军。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东北抗联就在白山黑水之间孤军苦斗。他们面对的是日本关东军——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之一。没有后方，没有补给，没有援军，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冬里连火都不敢生。

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1940年2月，他被日军围困在吉林濛江的冰天雪地中。此时他身边只剩两个警卫员，下山找食物时牺牲。日军调集600多人的讨伐队进山围剿。杨靖宇独自一人与敌人周旋了五天五夜。五天五夜，零下几十度，没有吃的，没有火。

2月23日下午，敌人在三道崴子山上发现了杨靖宇。他已经饿得走不动了，但还是靠着一棵树，举起枪还击。最终，他倒在雪地里，年仅35岁。

日军剖开他的腹部，想看看这个人到底靠什么活下来的。胃里——枯草、树皮、棉絮，没有一粒粮食。

连残忍的日军都震惊了。在场的日本军官说了一句话：“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

赵尚志，东北抗联创建人之一，1942年在战斗中重伤被俘，宁死不降，牺牲时34岁。陈翰章，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1940年被日军割舌、剜目后牺牲，年仅27岁。魏拯民，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1941年在密营中因积劳成疾、弹尽粮绝而牺牲。

十四年间，东北抗日联军先后有40多位高级将领壮烈牺牲，军长一级，首任11位军长牺牲了7位，师以上干部120余人战死疆场。他们共牵制了76万日军，消灭侵略者18万。

最盛时期三万多人，到1942年锐减到不足两千人。十不存一。

但东北抗联的旗帜始终没有倒下。哪怕只剩一个人，还在打。

中国远征军：十万忠骨埋异域

1942年，中国的出海口全部被日军封锁。滇缅公路，成了这个国家最后一条生命线。这条从云南昆明到缅甸腊戍的公路，在悬崖峭壁间蜿蜒一千多公里，是中国获取国际援助的最后一根血管。

这条路一旦被切断，中国将彻底窒息。

1942年3月，十万中国精锐部队跨过国境，进入缅甸。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出境作战。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保住滇缅公路。

这是中国远征军。

3月，同古。戴安澜率第200师接防同古城。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戴安澜立下遗书，决心死战。第200师在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坚守十二天，以伤亡5000余人的代价歼敌5000余人，成功掩护英军撤退。

4月，仁安羌。孙立人率新38师驰援被日军包围的英军。经过激战，解救出7000余名英军及传教士、记者。这是中国军队在境外第一次赢得世界瞩目的胜利。英国女王授予孙立人“帝国司令勋章”。

但战局急转直下。日军攻占腊戍，切断了远征军的归国之路。总撤退的命令下达了。

戴安澜率第200师向北突围。5月18日，在缅甸郎科地区遭遇日军伏击，戴安澜胸腹部中弹。他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继续突围。5月26日，在距离国境线不到三四十公里的茅邦村，戴安澜伤重不治，壮烈殉国，年仅38岁。全师官兵抬着他的遗体，穿越丛林，回到祖国。他的遗书只有一句话：“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但更多人，没能回来。

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军部和新22师，选择了穿越野人山回国。野人山，缅甸北部的一片原始丛林，方圆数百里无人烟，毒蛇猛兽出没，瘴气弥漫。进入野人山的远征军部队共有两万余人，最终走出来的人不到三分之一。牺牲比例超过80%。

根据战后盟军公布的数字，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伤亡总数达61000余人，其中有近5万人是在撤退途中死亡或者失踪的。至1942年8月4日，中国远征军全部撤出缅甸，10万余众的远征军至此仅存4万人。

整个滇西缅北作战，中国先后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损失约6万人，1944年反攻阶段牺牲约4万人。十万余具遗骸，散落在缅北和滇西的茫茫丛林里、漫漫公路下。数万英烈葬身在缅北、滇西的崇山峻岭之中。

娃娃兵：来不及长大的孩子

在这些牺牲者中，有一个群体，让人不忍直视。

娃娃兵。

1944年，滇西反攻战打响。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向盘踞在滇西的日军发起全面反攻。松山战役，是滇西反攻战中最惨烈的一仗。

松山，位于云南龙陵县腊勐乡，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日军在这里修筑了号称“能坚守八年”的钢铁防线，地堡、暗壕、铁丝网密布。中国远征军先后投入第8军、71军等部共计2.3万余人，从1944年6月4日打到9月7日，历时95天。

代价是什么？中国远征军付出伤亡比例达6比1的巨大代价，以7763人歼灭日军1250人。

但问题在于——仗打到了1944年，兵源已经枯竭。

成年男人，要么已经上了战场，要么已经倒在了战场上。滇西反攻中，仅腾冲一地，当地成年男子几乎打光。远征军招兵的条件一降再降，年龄门槛一再放宽。

于是，孩子们上了战场。

大量民间记载与媒体报道称，松山战役中有约7000名9至15岁的少年参战，近千人牺牲，最小的年仅9岁。

这些孩子大多是无家可归的孤儿。有的父母被日军杀害，有的因为战争导致家庭生活困难，家人实在养不活了，被征召到了远征军中。他们大多在13到15岁之间，最小的只有9岁。他们穿着明显不合身的远征军军服，衣服下摆几乎垂到膝盖，身上挂着水壶、挎包，扛着比自己还高的枪。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分配做后勤、搬运，但在战斗最惨烈的时候，他们也冲了上去。

在今天的松山战役遗址，有一个娃娃兵方阵——21座小兵雕像，由一张真实的历史老照片为蓝本雕刻而成。照片上，一个明显未及从军年龄的少年，穿着不合身的远征军军服，浑身上下挂满挎包和水壶，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稚嫩的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毫无对战争的畏惧之色。

这张照片由美国通信兵拍摄于1944年11月23日，照片下方的注解写着——“李占宏（音）刚刚年满13岁，尽管已经在中国军队里服役两年，仍是稚气十足，面对镜头做微笑状”。

13岁。服役两年。也就是说，他11岁就参军了。

70年后，这位“微笑娃娃兵”被找到了。他叫陈友礼，1931年4月生，贵州人，是国民革命军第5军200师的远征军老兵。2014年，志愿者们装裱了这张照片送给老人，老人见到照片时愣住了，随后说：“这就是我啊！是一个美国人给我拍的！”

陈友礼是幸运的。他活了下来，活到了80多岁，活到了有人来寻找他们的年代。

但照片上那几千个和他一样的孩子，绝大多数没有活下来。他们没有名字，没有照片，没有墓碑。他们唯一留下的，是腾冲国殇墓园里一排排矮小的墓碑。

国殇墓园：三千座墓碑，三千个孩子

云南腾冲，来凤山北麓，国殇墓园。

1944年，中国远征军收复腾冲。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收复的第一座县城。但代价是——腾冲之战，历经大小战斗80余次，远征军阵亡了包括两位少将李颐及覃子斌在内的8000余名将士，地方武装阵亡官兵1000余名，国军阵亡人数几乎是日军的3倍。

国殇墓园的小团坡上，3346座墓碑以军阵形式排列，埋葬着这些牺牲的将士。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8岁。

但其中有些墓碑，更矮，更小。

在墓园的童子军墓碑前，有一座小战士铜像，举着大拇指，还是当年英勇抗敌的神气模样。墓碑上镌刻的姓名与军衔如无声的方阵，最小的烈士年仅10岁。

10岁。10岁的孩子，今天还在上小学四年级。他们背着书包，在操场上奔跑，在课堂上朗读课文。而在70多年前的腾冲，10岁的孩子扛着比自己还高的枪，冲向了日军的机枪阵地。

当地人说，打腾冲的时候，成年男人已经打光了，最后上战场的都是十二三岁没枪高的娃娃兵。娃娃兵再打光，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娃娃兵再打光，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这句话背后，是一个民族被逼到了怎样的绝境。

有一个10岁的上海男孩，跟着父母自驾近3000公里到腾冲，站在国殇墓园童子军墓碑前，面朝小战士铜像深深鞠了一躬。他不知道那个铜像的原型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那个孩子牺牲的时候在想什么。但他鞠了一躬。

这一躬，是今天的中国孩子，向当年那些来不及长大的孩子鞠的。

三千五百万：一个民族的伤口

十四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超过3500万人。

3500万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当时中国每十一个人里，就有一个人伤亡。每一个家庭，几乎都有人死在这场战争里。

平民的苦难同样触目惊心。1938年至1943年，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出动9000多架次飞机，投下18000多枚炸弹，直接伤亡32000多人。仅在1939年5月3日、4日两天，日机就投下爆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死数千人，市区十余条主要街道被炸成废墟，大火燃烧三天才被扑灭。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难民总数约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一亿人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母亲抱着婴儿走，老人拄着拐杖走，孩子们光着脚走。后面是日本兵的刺刀，前面是不知通向何处的路。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但还有更多人走着走着，走到了后方，走进了工厂，走上了前线。农民放下了锄头，工人放下了铁锤，学生放下了书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重庆一座城市就向前线输送了96万名官兵。

沦陷区的孩子在日本刺刀下长大，后方城市的孩子在防空警报声中长大。整个民族都在承受，整个民族都在战斗。

不分党派，不分南北，千千万万中华儿女放下隔阂，并肩站在一起。

近代以来第一次完全的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停战诏书。

消息传到中国，整个国家沸腾了。重庆、延安、上海、北平——所有城市的街头挤满了人，人们哭着、笑着、喊着、跳着，有人抱在一起痛哭，有人跪在地上仰天大笑。

十四年。三千五百万条命。

中国终于赢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次次挨打，一次次签下不平等条约，一次次割地赔款。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八国联军侵华，京城沦陷。中国从来没有真正赢过。

但这一次，赢了。

靠的不是某一个英雄，不是某一支军队，是这个民族每一个人用血肉堆出来的胜利。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过一句话：“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这场战争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民族可以被占领，但不能被征服。一片土地可以被践踏，但不会永远沉默。

向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致敬。

向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同胞，默哀。

你们的名字，我们记着。你们用命换来的和平，我们守着。

第四章：天翻地覆慨而慷——解放战争，人民小车推出的胜利

抗战硝烟尚未散尽，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彼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装备精良，拥有大量美械师；而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127万人，装备仍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

差距悬殊。可历史只用了三年，就给出了答案。

将星陨落：604位团职以上干部的牺牲

如果说前一章讲抗战时，我们曾问过一个问题——那些牺牲的将领，如果活到1955年大授衔，至少是少将。那么解放战争呢？

答案是：同样残酷。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四大野战军共阵亡或意外牺牲团职以上干部604人。具体到各野战军：第一野战军41人，第二野战军183人，第三野战军195人，第四野战军181人。604人。其中，来自山东和河北的烈士就占到了四成多，多达241人。

仅仅上海战役一处，牺牲的解放军连职以上烈士就有408名，其中团职干部7人，营职干部58人，连职干部268人。这些烈士的平均年龄——28.9岁。

28.9岁。今天28岁的人在做什么？可能刚工作几年，可能刚结婚，可能还在为房贷发愁。而他们，已经为新中国的诞生，把命留在了战场上。

这604位团职以上干部中，如果活到1955年大授衔，按照他们的资历和战功，绝大多数至少是少将。相当一部分人，完全有资格被授予中将甚至上将军衔。

他们没有等到那一天。

英雄烈士：用生命照亮黎明

董存瑞，1929年生于河北怀来。1948年5月25日，隆化战斗打响。他带领爆破组连续炸毁敌人4座炮楼、5座碉堡，扫清了隆化中学外围工事。可就在连队发起冲锋时，一座隐蔽的桥型暗堡突然喷出火舌，将战士们压制在一条土坡下抬不起头。

连长同意了董存瑞的请战。他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可桥下没有支撑点，炸药包无处安放。董存瑞愣了一下，看了看身后一个个倒下的战友——突然，他用左手托起炸药包，使其紧紧贴着桥底，右手猛地拉燃了导火索。

“为了新中国，冲啊！”

一声巨响。董存瑞与暗堡同归于尽。年仅19岁。

刘胡兰，1932年生于山西文水云周西村。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部队突袭村子，刘胡兰被逮捕。敌人抬出铡刀，当着她的面铡死了几位革命群众，然后威胁她：只要今后不给八路军办事，就不杀你。

刘胡兰回答：“怕死不当共产党！”

她从容地躺在铡刀下。铡刀落下，15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个凛冬。

毛主席得知她的事迹后，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杨子荣，1917年生于山东牟平。1947年2月，他活捉了匪首“座山雕”，名震东北。可仅仅16天后，2月23日，在追歼另一股土匪时，杨子荣冲在最前面。他扣动扳机——枪没有响。战友的枪也没有响。土匪的枪先响了。

子弹正中他的胸膛。杨子荣当场倒地，牺牲时年仅30岁。

他活捉了座山雕，却倒在了黎明之前。

惨烈战役：血与火淬炼的胜利

塔山阻击战。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塔山，一个只有百多户人家的村庄，位于锦州与葫芦岛之间，是国民党“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这里没有塔，也没有山，只是一片平地。

可这片平地上，东北野战军四个纵队用六天六夜打出了一道钢铁防线。

国民党军投入了11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军舰重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对塔山阵地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猛攻。10月13日，战役进入白热化，国民党军投入独立第95师，以整团整营的兵力发起九次波浪式冲击，被我军全部打退。

程远茂指挥的二连一排，连续击退敌人约四个营兵力的八次冲锋。当援兵赶到时，全排加上伤员只剩7人。二连原有115人，最后只剩18人。而敌人在一排前沿阵地丢下了数百具尸体，始终没能跨过一步。

塔山阻击战中，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以5000余人的伤亡代价，毙伤俘获国民党军9000余人。战后，参加塔山阻击战的九位开国将军，包括吴克华、江燮元、胡奇才等，不约而同地留下了同一个遗愿：死后把骨灰撒在塔山，和牺牲的战士们在一起。

从1988年到2014年，九位将军的骨灰先后被安葬在塔山，与他们相伴的是747位在塔山阻击战中牺牲的烈士。

生在一起，死在一起。这是将军对士兵最长情的告白。

太原战役。

1948年10月5日至1949年4月24日，历时六个多月。太原战役是中国近代史上历时最长、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城市攻坚战。

阎锡山在太原经营了38年，将这座城市建成了号称“可抵一百五十万军队”的“模范堡垒”。解放军在徐向前、彭德怀的先后指挥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攻坚作战，最终攻克了包括东山四大要塞在内的所有永久性防御工事。

太原战役，国共双方共计伤亡18万人，被卷入战争的总人数超过了一百万。解放军共歼敌13.5万余人，同时也付出了4.5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战役结束之后，太原城内几乎看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总人口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

多年之后，共和国元帅徐向前回忆说：“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受煎熬的一场战役。”

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

1949年5月，上海战役打响。月浦，是上海战役中最为激烈、牺牲人数最多的一场战斗。

第29军87师259团团长胡文杰，江苏丹阳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5月15日，他率领两个营攻入月浦镇，经过激烈巷战将敌军驱逐。敌岸炮、舰炮随即对月浦镇进行毁灭性轰击，飞机轰炸达200多架次，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多次反攻。胡文杰率部展开激烈的拉锯战和肉搏。突然，敌军炮弹击中团指挥所，胡文杰身中7块弹片，壮烈牺牲，年仅33岁。

他是上海战役中牺牲的解放军烈士中职务最高者。

同一天，第29军85师253团政治处主任王里率部攻入月浦镇，陷入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指挥部队顽强抗击，不幸英勇牺牲。仅一天时间，该团伤亡数百人，牺牲营连干部15名。第29军87师259团3营教导员陈达生，率部与敌人逐屋争夺拼杀，在敌人坦克和猛烈炮火反击中，与副教导员薛竞成、2营教导员盛长宏先后牺牲。

在攻击月浦的战斗中，第29军87师260团3营副教导员张勇，面对敌人四辆坦克和步兵的进攻，已负伤的他冲出战壕，用集束手榴弹将敌一辆坦克炸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月浦攻坚战，4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生命，占整个解放上海战役牺牲烈士的一半。上海战役中，我方总伤亡33685人，有7785名烈士牺牲。牺牲者中，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16岁。

16岁。还是一个孩子。

人民用小车推出的胜利

三大战役，是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

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先后攻克锦州、长春、沈阳，占领东北全境。是役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军精锐47万余人。

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合力对国民党军作战。解放军以伤亡13.4万人的代价，消灭及改编国军55.5万人。国军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兵团司令黄伯韬、邱清泉或自尽或战死。

平津战役，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100万人包围国军50余万人，先攻占天津，再争取傅作义投降。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和平进入北平。

三大战役，解放军以伤亡24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154万余人，伤亡人数几乎为6比1。

可这24万伤亡的背后，站着的不只是解放军战士。

陈毅元帅曾经深情总结：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淮海战役中，中国共产党发动了543万民工支援前线。平均一名解放军战士身后，有9名支前群众“护航”。他们出动大小车88万余辆、担架20万副、挑子30余万副、牲畜76万余头。仅山东解放区就出动民工218万余人。

88万辆小推车，首尾相接，可以从南京排到北京。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不是文学修辞，是当时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真实选择。

支前民工同样付出了巨大牺牲。太原战役中，共有203名支前民工献出了生命，746人负伤。临城县先后组织三批民工共2400余人赴山西支前，有14名民工在执行任务中光荣牺牲，30余名民工负伤。微山湖区在解放战争中为建立新中国捐躯561人。

他们不是军人，但他们一样是烈士。

天翻地覆慨而慷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过大江。

渡江战役中，25000多位烈士英勇牺牲，其中收录姓名的烈士只有8000多位。一万多名烈士，没有留下名字。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

毛主席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从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至1950年全国大陆基本解放，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牺牲26万人，负伤超过104万人。

26万。加上604位团职以上干部，加上无数像董存瑞、刘胡兰、杨子荣一样留下名字的英雄，加上更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烈士，加上推着小车倒在路上的支前民工。

他们共同推出了一场胜利。

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屹立于世界东方。

第五章：百年救亡，忠骨如山——自1840年以来不屈的民族抗争

回望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古老中国一步步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那时起，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抵御外侮，寻求救亡图存之路。这一走，就是一百零九年。

一百零九年，两千万人。

鸦片战争：古老帝国的第一声惨叫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海面，鸦片战争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百年屈辱的第一页。

1841年2月26日，虎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部在虎门与英国侵略者激战。英军炸断拦江铁链，攻占横档等几座炮台之后，全力轰击关天培所在的靖远炮台。关天培负伤数十处，周身鲜血淋漓，仍屹立阵前，亲手燃炮射击。这时，敌人从炮台背后蜂拥而上，一士兵要将关天培背下阵地，他横刀阻止。为了不使提督大印落入敌手，关天培急令随从将大印带走，随从哭着拽住他的衣襟，请求一同撤走。关天培厉声拒绝，坚持指挥。忽然，敌人又一发炮弹袭来，这位年逾六旬的老将不幸中弹牺牲。守卫炮台的400多名将士，全部壮烈殉国。

关天培在开战前，命人将自己脱落的牙齿和旧衣服带回淮安老家，交给老母。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

1841年10月，定海。英军集结29艘战舰、4000余人，再次进犯舟山。总兵葛云飞率将士在阵前誓师：“城亡与亡，誓死不离定海半步！”战斗打响那几天，倾盆大雨昼夜狂泻。有人特地熬了碗参汤给葛云飞喝，他坚决不受：“公等随我守城，忍饥杀贼，我何忍一人独饮乎！”他将参汤倒入旁边小河里，与众将士一起用手捧喝。

第六天，英军兵分三路进攻。总兵王锡朋身先士卒，左冲右突，一发炮弹将他的左腿炸断，仍然挥舞大刀不停砍杀，直到牺牲。郑国鸿单人匹马冲入敌阵，先后中了两发炮弹，身受10多处创伤仍继续挥刀杀敌，最后壮烈牺牲。葛云飞带领200多名士兵冲到竹山门半腰时，半边脸连同右眼被削伤，他圆睁着鲜血淋漓的左眼继续杀敌，身中40余枪，仍倚崖屹立在竹山门上，须发怒张，一目如炬，双手高擎着两把佩刀，仿佛继续在抗击着侵略军。

六昼夜血战，三总兵同日壮烈殉国，5800名守军无一变节投降。

还有镇江。英军以云梯攻入镇江城，副都统海龄率驻防兵死守，与登上城楼的敌人肉搏，直至战死最后一人，海龄自尽殉国。英军军官齐利后来回忆说：“清朝官兵曾作了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争，因此每一个城角和每一个街道，都经过了白刃战。”

吴淞口。江南提督陈化成以67岁高龄率部坚守西炮台，击伤英舰多艘。两江总督牛鉴不战而退，东炮台和宝山城的守军随之溃散。陈化成腹背受敌，与英军肉搏，最终喷血阵亡，所部80余人全部战死。

鸦片战争清军阵亡人数：约3100人。 其中大角沙角之战战死277人，虎门之战战死250余人，乌涌炮台之战1600余名官兵全军覆没，吴淞之战战死88人，定海之战5800名守军几乎全部殉国。

关天培、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海龄、陈化成。这些名字，是鸦片战争中少数被记下来的人。更多人，连名字都没有。

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的火焰与炮台的残骸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这座“万园之园”在大火中燃烧了三天三夜，化为灰烬。

在这之前，清军曾在天津大沽口与英法联军展开血战。1859年6月，直隶提督史荣椿率部与联军激战。联军炮火猛烈，清军炮台守军几乎全部阵亡。史荣椿在指挥战斗中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最终壮烈殉国。副将龙汝元同时战死。

大沽口炮台的士兵们，面对英法联军的新式舰炮，用陈旧的火炮奋力还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敌人的模样都没看清，就被炮弹炸得粉碎。

左宗棠收复新疆：抬棺出征，收复六分之一国土

鸦片战争的伤口还未愈合，西北边疆又燃起战火。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建立了伪政权，占领了南疆和北疆大片领土。1871年，沙俄以“代管”为借口侵占伊犁地区。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眼看着就要从中国版图上消失。

朝堂之上，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放弃新疆，集中国力专事海防。左宗棠拍案而起，力陈“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利害关系，最终打动了清朝最高统治者。

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63岁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采用“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率七万余将士西征。到1878年，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新疆领土。

1880年5月26日，年近古稀、抱病在身的左宗棠离开肃州大营，率领亲兵千余人向新疆哈密挺进，誓将伊犁从沙俄铁蹄下夺回。随行队伍中，除了全副武装的将士，还有一口他提前为自己备好的棺材。抬棺出征，昭示了左宗棠以身许国、战死不退的孤勇与决绝。

收复新疆阵亡人数：两万余人。 历时七年，耗银五千万两，四品以上文武官员阵亡137人。仅玛纳斯一战，就有3000湘军冻死在零下40度的雪夜里。古牧地之战，清军阵亡158人，伤450人。

1884年，清政府采纳左宗棠的建议，在新疆正式建立行省。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1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从此牢牢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之内。

赵尔丰收复西藏：铁血川边，保住百万疆土

新疆收复了，但西藏又出了问题。

20世纪初，在英国的支持下，西藏地方土司不断发起武装叛乱，西藏高层转变成亲英势力。1905年，驻藏大臣凤全在巴塘被杀，属下200多人一同遇难。

1908年，赵尔丰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兼任边务大臣，全权处理西藏事务。西藏高层闻讯，调集叛军阻止赵尔丰入藏。赵尔丰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打！

赵尔丰率三千精兵进藏，兵分两路，先荡平丁宁寺，再进军七沟村。首战告捷，赵尔丰这个名字震惊了整个西藏。在攻打桑披寺时，寺内五六百僧侣拼死抵抗一月有余。自此，赵尔丰有了一个让当地土司闻风丧胆的恶名——“赵屠夫”。

1909年，赵尔丰率领川军击败西藏叛军，进入西藏，将达赖喇嘛赶到英属印度。“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

赵尔丰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将世袭相传几千年的土司分封制，改为中央集权下的流官任命制。他先后废除明正、德格、巴塘、理塘四大土司和昌都、察雅两地的活佛势力，将川滇边地区统一管辖。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出组建西康省的完整方案，“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西康省”。这个构想最终在1939年变为现实。

赵尔丰在川边征战六年，收复了面积120余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占据了现在中国八分之一的国土。

赵尔丰收复西藏阵亡人数：约数千人。 赵尔丰麾下西征军将士在历次战斗中牺牲惨重。驻藏清军在内讧和战斗中十不存一，程凤翔于波密战死，彭日升死守昌都战死，凤山回师途中被伏击战死。由于史料缺乏精确统计，保守估计阵亡将士当在数千人以上。

徐树铮收复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22天，180万平方公里

清朝覆亡，民国初立，但外族入侵并未停止。收复外蒙和唐努乌梁海

1911年，趁中国辛亥革命之际，在沙俄鼓动下，外蒙古封建王公宣布“独立”。民国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承认外蒙古“自治”，但中国对外蒙古拥有宗主权。

1919年，沙俄爆发十月革命，支持外蒙古的沙俄政权覆灭。失去外援的外蒙古“自治”政府瞬间瘫痪。同年6月，徐树铮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总揽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新疆及内外蒙古的行政、军事、财政大权。

10月23日，39岁的徐树铮率4000精锐，分乘80辆卡车，由多伦向库伦进发。军队进入库伦时，他命令每辆卡车搭载20名士兵，把武器露在外面，在库伦大街上鱼贯而行，然后又把这些卡车开到郊外蒙上帆布，再从库伦街上过了一遍。此举有效震慑了库伦的头面人物。

11月14日夜晚，徐树铮直赴外蒙“总理”巴德玛多尔济住处，警告他：“宽限一日，明晚必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巴德玛多尔济吓得战战兢兢，第二天便拟出了请求撤治的呈文。

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取消自治，回归中国。孙中山闻讯后致电庆贺，称“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徐树铮随后指挥边防军进驻买卖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统一。尤其是唐努乌梁海，已被沙俄侵占长达七年之久，终于回到中国怀抱。

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总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徐树铮以不到万人的兵力，兵不血刃收复了这片相当于今天中国近五分之一国土面积的土地。

徐树铮收复外蒙古阵亡人数：极少。 此役以武力威慑为主，兵不血刃，仅有少量零星冲突中的伤亡，未发生大规模战斗。

遗憾的是，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参加直皖战争后，库伦仅留守部分兵力，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很快又落入他人之手。但1919年那个冬天，徐树铮在库伦大街上用80辆卡车营造的震慑，在巴德玛多尔济府邸下达的最后通牒，在呈文上落笔的那个瞬间，永远写进了中国的版图记忆里。

甲午中日战争：黄海上的悲壮冲锋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平壤之战。 总兵左宝贵，回族，山东费县人。平壤清军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想弃城逃跑。左宝贵怒发冲冠，指着叶志超痛骂：“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矣！”

9月15日，日军猛攻平壤。左宝贵在玄武门上督战，换上御赐的黄马褂及顶戴，立于城头，亲自操炮对敌猛轰。部下纷纷劝他脱下朝服，以免被敌人发现。左宝贵说：“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

他把自己当成了活靶子。

敌人的炮火击中了他。左宝贵壮烈牺牲，成为甲午战争中第一位以身殉国的清军高级将领。战后，清军将士冒着炮火，只找到他的一领血衣和一只朝靴，从平壤送回淮安安葬。

黄海海战。 1894年9月17日，黄海大东沟海域。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舰舰体多处受伤，舰身倾斜，弹药将尽。就在这时，邓世昌发现北洋海军旗舰定远舰遭到日本舰队围攻。他下令致远舰开足马力，冲向日舰吉野号，试图与敌同归于尽。他鼓励全舰官兵：“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致远舰在冲锋途中被鱼雷击中，沉入海底。全舰245人，除7人获救外，全部壮烈殉国。邓世昌坠海后，随从扔来救生圈，他拒绝。他的爱犬游过来衔住他的手臂，邓世昌推开。爱犬又衔住他的辫子，邓世昌最终与爱犬一同沉入波涛之中。年仅45岁。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旅顺大屠杀。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陷旅顺。接下来的四天三夜，日军在旅顺城内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全城近两万人，被屠杀到只剩36人——这36人还是被留下来埋尸的。整座城市，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威海卫之战。 1895年2月，北洋水师退守威海卫。日军水陆合击，旗舰定远舰被鱼雷击中搁浅，管带刘步蟾自杀殉国。一些贪生怕死的将领胁逼海军提督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宁死不降，服毒自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清军阵亡人数：约31500人。 清军参战兵力约63万人，阵亡约31500人，负伤约数万人。日军死亡13488人（含因病死亡），其中因枪伤阵亡者仅4517人。

李鸿章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北洋水师，就此覆灭。

台湾乙未战争与五十年抗日：宝岛从未缺席

甲午战败，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消息传到台湾，全岛震怒。“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台北鸣锣罢市，台湾人民决心以死抗日。

1895年5月，日军在台湾北部登陆。台湾士绅丘逢甲倡议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组织抵抗。台湾各地义军纷纷而起，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率领义军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

从北到南，桃园、新竹、苗栗、彰化、嘉义、台南，每一座城市都爆发了激烈战斗。八卦山之战，吴汤兴、徐骧率义军与日军血战，吴汤兴壮烈牺牲。嘉义之战，义军与黑旗军联手重创日军。台南曾文溪之战，徐骧中弹牺牲，刘永福被迫内渡。

从1895年5月日军登岛，到10月台南沦陷，四个半月间，守岛清军与台湾义军阵亡达14000余人。

但这只是开始。

在随后的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间，台湾同胞从未停止反抗。从早期的武装游击抵抗，到中期的文化启蒙运动，再到抗日战争时期奔赴大陆参战，台湾人民用鲜血书写了一部五十年的抗日史诗。

据台湾历史学者考证，从1895年到1945年，台湾同胞在抗日斗争中牺牲超过65万人。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至少有5万台湾同胞本着“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信念，奔赴大陆投身抗日救亡。

其中，台湾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尤为惨烈。1930年，南投雾社的赛德克族人在莫那·鲁道率领下发动雾社起义，与日军血战月余，起义群众几乎全部战死或自尽，壮烈殉难者达900余人。

牺牲逾65万人。台湾同胞用半个世纪的鲜血证明了一个事实：台湾从未屈服，台湾从未缺席。

八国联军侵华：血染天津，魂断北京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直隶提督聂士成率武卫前军5000余人在天津与联军血战。1900年7月9日，八国联军在天津城南发起总攻。聂士成在八里台指挥将士英勇抵抗，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两腿被炮弹打伤，血流如注，仍坚持督军苦战。最终，“身中数炮，腹裂肠出而死”，为保卫天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聂士成战死后，所部阵亡数千人，几乎全军覆没。

北京陷落时，战况最惨烈之处在东便门、齐化门一线。甘军将领董福祥年逾花甲，横刀立马，率部顽强抵抗。俄军率先偷袭东便门，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英勇抵抗。甘军总统董福祥奉清廷之命派兵驰赴北京以东阻击侵略军，在优势敌人面前毫不退缩，有2000多名将士壮烈殉国。

回族将领马福禄奉调保卫京城，率以家乡回族子弟为主的骑步兵与义和团一起，向侵略军发起猛烈攻击。马福禄在正阳门城楼上指挥作战，身中数弹，壮烈牺牲。他的弟弟和侄子也同时战死。

八国联军侵华清军阵亡人数：约15000至20000人。 清军参战兵力约8万人，阵亡约15000至20000人，义和团伤亡更为惨重，难以精确统计。

庚子俄难：黑龙江里的冤魂

1900年7月，沙俄在制造八国联军侵华的同时，又在黑龙江左岸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惨案。

7月16日，海兰泡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闯进中国人住宅、商店，不问男女老幼统统抓走，驱赶过江。7月17日至21日，驱赶途中屠杀5000多中国人。沙俄在血洗海兰泡的同时，又血洗了江东六十四屯，共7000多人丧生。到10月初，沈阳也沦陷，沙俄侵占了东北全境。

庚子俄难遇难中国平民：约12000人以上。 海兰泡屠杀约5000人，江东六十四屯屠杀约7000人。这是针对平民的种族屠杀，遇难者手无寸铁。

列宁当时以极大的愤慨谴责了沙俄侵略者的暴行。

黑龙江将军寿山在俄军大举入侵时，率部苦战。瑷珲副都统凤翔在瑷珲城与俄军血战，城破后自杀殉国。这些名字，今天几乎没有人记得了。

民国初年：边疆的流血

清朝覆亡，民国初立，但外族入侵并未停止。

西藏江孜。 1904年，英军侵入西藏。江孜保卫战中，数千英勇的江孜军民在宗山上用石头、长矛、土枪土炮与英军展开殊死搏斗。弹尽粮绝后，包括白居寺云丹平措在内的60余名英雄宁死不屈，壮烈跳崖。

一个名叫阿达尼玛扎巴的青年领着自己的一个弟弟，手操大刀，将英军的炮兵指挥官扎聂萨海连人带枪砍成两半，并率众连续砍死15名英国侵略者，兄弟俩也壮烈牺牲。

江孜保卫战军民阵亡人数：数千人。 英军凭借优势火力攻占宗山，西藏军民在弹尽粮绝后大多跳崖殉国，伤亡极为惨重。

没有硝烟的战斗，但同样是屈辱

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妄图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中国各界得知后一片反对之声，“与其坐以待毙，宁肯抵抗而亡”。但袁世凯政府最终于5月9日接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

两千万：一个民族最沉重的记忆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约2000万名烈士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献出生命。

各次战争及事件中牺牲的中国人：

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已经超过73万人。而这还仅仅是1840年到民国初年这一小段历史中的统计。

2000万。留下姓名、录入烈士名录的，仅有193万余人。绝大多数人，如同东北义勇军一般，没有墓碑，名字湮没于岁月长河之中。

从虎门炮台上关天培亲手点燃的最后一炮，到定海竹山门下葛云飞倚崖屹立的血躯；从平壤城头左宝贵身穿黄马褂的身影，到黄海波涛中邓世昌拒绝救生圈的决绝；从八里台上聂士成腹裂肠出的惨烈，到海兰泡江水中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冤魂；从台湾八卦山上义军的冲锋，到雾社起义中赛德克族人的决绝——这是一条用血肉铺成的路。

在新疆，左宗棠抬棺出征，两万将士埋骨天山，换来了1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留存。在西藏，赵尔丰率川军铁血进藏，征战六年，收复120余万平方公里疆土。在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徐树铮以不到万人之兵，22天收复180万平方公里失地。在台湾，从乙未战争到雾社起义，从武装抵抗到奔赴大陆参战，宝岛军民牺牲超过65万人。

这些人，有的名垂青史，有的毁誉参半，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当这片土地最危险的时候，他们站了出来。

两千万人。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今天的年轻人，生在盛世，不必再啃树皮、卧冰雪，不必抱着炸药冲向敌阵。但是关天培在虎门炮台上点燃最后一炮的决绝，邓世昌驾驶致远舰冲向吉野号的勇气，左宝贵身穿黄马褂站在城头当活靶子的从容，左宗棠抬棺出征的孤勇，赵尔丰率三千精兵进藏的铁血，徐树铮22天收复180万平方公里的胆魄，台湾义军血战八卦山的壮烈——永远不能被遗忘。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的精神，永世相传！

第六章：立国于战火，寸土必争——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卫国忠魂

新中国已经站起，但捍卫国土安宁、守护和平的战斗远没有结束。

从鸭绿江畔到喜马拉雅山麓，从南疆丛林到天山深处，一代代边防将士、建设官兵用生命践行了同一个誓言：寸土必争，寸土不让。

抗美援朝：197653个名字

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历经两年零九个月浴血奋战，已确认的抗美援朝烈士共有 197653名。参战总数达290万人，烈士牺牲时的平均年龄只有 28岁。

十九万七千多个名字。这意味着，在这场战争中，平均每天有超过220名志愿军战士倒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遗言，没有留下照片，只留下了一个数字。

松骨峰阻击战。1950年11月30日，志愿军第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在松骨峰阻击南逃的美军第二师。118人，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一个团，激战8个多小时，挡住5次集团冲锋。战斗结束时，全连只剩 7人，牺牲 111人。连长戴玉成左腿被炸断，仍爬向阵地指挥，中弹牺牲。指导员杨少成烧毁全部文件，誓与阵地共存亡。战士们子弹打光了，用枪托、石块、牙齿当武器，身上冒着火苗扑向敌人。

战后，作家魏巍写下《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松骨峰”三个字永远刻进了中国人的记忆。

长津湖与冰雕连。1950年11月，长津湖战役。零下40度的极寒中，志愿军第9兵团战斗减员达1.4万人，冻伤减员 30732人。大量战士冻死冻伤，3个整建制连队全员冻死在阵地上，仅有两人生还。

第20军60师180团2连，125名指战员全部冻死在黄草岭1081高地。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除一名掉队战士和一名通信员外，其余200多名干部战士呈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细察尸体，无任何伤痕与血迹。

汉江阻击战。1951年1月至2月，志愿军第38军和第50军在汉江南岸背水列阵，阻击美军。50个昼夜的阻击战中，第50军共有 7个整连、31个整排、138个整班全部牺牲。入朝时3.3万余官兵，撤下阵地时只剩1.3万人，2万名官兵壮烈牺牲。第38军付出 3359人牺牲、8279人受伤 的代价。

铁原阻击战。1951年5月，志愿军第63军2.4万余人，在铁原阻击美军4个师4.7万余人。激战14天，双方各伤亡两万余人。第188师563团入朝时2700人，打完铁原后只剩266人。傅崇碧军长体重减少25斤，全军2.4万余人战至最后撤离时不足3000人。

华川阻击战。1951年5月27日，志愿军第20军58师9000余人，在华川与近3万“联合国军”血战13个昼夜，以伤亡2700多人的代价歼敌7400余人，粉碎了美军围歼志愿军主力的企图。

上甘岭战役。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43天。在这片仅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美军倾泻190多万发炮弹，山头被削低两米。志愿军以伤亡1.15万人的代价，毙伤敌2.5万余人，打退敌人900多次冲锋。

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三个名字。他们中的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被写进了课本，而更多人，永远留在了朝鲜半岛的青山之中。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722位忠魂

1962年，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界，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奋起自卫。

整个反击作战中，中国军队阵亡722人，负伤1697人。歼灭印军3个旅，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以下4885人，俘印军第7旅旅长以下3968人。印军伤亡在8000人以上。

722人。这个数字比起抗美援朝不算大，但每一个都是正当壮年的边防战士。他们倒在了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域高原上，许多人牺牲时，连敌人的面都没看清——他们面对的是高海拔缺氧、极度严寒和复杂地形，很多时候，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在一口气之间。

阳廷安，西藏军区某部班长。1962年10月，在攻克卡龙据点时，他带领全班冲在最前面。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胸膛，壮烈牺牲。跟在他身后的战士徐瑞卿、杨秀洲、颜瑞成、何德忠也先后中弹牺牲。战斗结束时，六班只剩一人。1963年，国防部授予该班“阳廷安班”英雄称号。

对越自卫反击战：十年南疆，近万忠骨

1979年2月17日，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对侵犯中国领土的越南军队进行自卫还击。

从2月17日开战至3月16日撤军完毕，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中方资料显示，前后持续达十年的边境作战中，中方牺牲约8500余人，伤员约2.5万人。

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至少有14个县市建有对越自卫还击战烈士陵园。麻栗坡烈士陵园安葬着937名烈士，邓小平亲自题词。

岩龙，19岁的傣族战士。在一次战斗中，他只身潜入敌人侧后，歼敌20名，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在攻打朗多时中弹牺牲。新华社的通讯写道：“刚刚拐过一个山嘴，一丛树林中射出一梭罪恶的子弹，其中两颗穿过岩龙的胸膛。在他后面的班长看见他倒下来，又慢慢地抬起头，向着北方——祖国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不动了。”

19岁。他没有等到改革开放，没有看到中国富起来的那一天。

铁道兵：8314个名字，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兵种

如果说战场上的牺牲是壮烈，那么和平建设中的牺牲，是另一种悲壮。他们不是在枪林弹雨中倒下，而是在悬崖峭壁、深山峡谷中，为了修通一条路、打穿一座隧道，把命留在了工地上。

铁道兵，是和平建设时期伤亡人数最多的兵种。

《铁道兵英烈名录》记录了一个沉重的数字：自1948年铁道纵队组建，到1984年铁道兵整体转制并入铁道部，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和平建设时期牺牲的铁道兵烈士共 8314名。

8314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死的时候身边没有敌人，只有塌方的碎石、坠落的岩石、咆哮的洪水。

成昆铁路。这条被外国专家称为“铁路禁区”的铁路，仅铁道兵就牺牲了2100多人。

南疆铁路。铁道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这条476公里的铁路，共牺牲官兵 268人。

工程兵：天山路上的168座墓碑

1974年到1983年，数万筑路官兵开赴天山，修建独库公路。这条531公里的公路，穿越四座终年积雪的达坂，三分之一路段紧邻悬崖，五分之一建在永冻层上。

十年间，168名官兵牺牲在独库公路工地，另有1000多位官兵伤残。平均每3.16公里，就有一位年轻战士献出生命。

石博韬，湖北武汉新洲人。他在独库公路工地奋战了7年，牺牲时年仅 26岁。1983年7月19日，离公路竣工只剩两个多月。出事前一天，他获得了三天假期。他准备下山去看望受伤的战友，后来考虑到同班的兄弟们在2号隧道施工，工期紧、任务重，临时委托别人去看病号，自己返回工地帮忙。当天早晨7时30分，隧道口支撑木上的岩石出现松动。石博韬发现险情，大叫“快，都往外撤！”战士们纷纷往外跑，石博韬则边喊边往隧道里面冲，看看战友们是否都安全撤出。隧道塌了。他没能出来。

海榆中线。近万名官兵和10万民工修建这条296公里的公路，221名解放军指战员和民工献出生命。平均每修建 1.3公里，就有一名同志付出生命代价。

中巴公路。1974年至1978年，88名解放军战士牺牲在巴基斯坦的筑路工地上，长眠异国。

抗洪：波涛中的忠魂

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

8月1日，滁河勇渡口，空军某团225营及广州军区某师桥墩5团的解放军官兵前往抢险。连指导员高建成等19人以身殉职。

在簰洲湾溃口中，19位烈士把生命留在了那片土地上。他们大多是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的入伍还不到一年。

抗震：废墟下的牺牲

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7.8级地震，24万人罹难。十余万子弟兵日夜兼程奔赴灾区。这是我军在和平年代遂行抢险救灾任务中伤亡最大的行动之一。仅空军某部，就有500多名官兵被夺去生命。

汶川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人民子弟兵用鲜血与生命诠释了忠诚，22人英勇牺牲。

邱光华，陆航团特级飞行员。5月31日，他执行抗震救灾飞行任务，遭遇复杂气象、山区浓雾，直升机失事坠毁。同机组的李月、王怀远、陈林、张鹏一同殉职。

武文斌，某部实习士官。连续超负荷抗震救灾，劳累过度突发疾病，倒在救灾一线。

他们用命换来的，是中国的未来和我们的今天

从鸭绿江到喜马拉雅，从长津湖的冰雪到汶川的废墟，从成昆铁路的隧道到独库公路的悬崖——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张张年轻的脸。

197653，是抗美援朝烈士。722，是中印边境烈士。8500，是对越反击烈士。8314，是铁道兵烈士。168，是独库公路烈士。19，是簰洲湾烈士。22，是汶川烈士。

这些数字加起来，超过 21万人。

而这还远远不是全部。因为还有太多人，没有留下数字。那些在和平建设中默默倒下的工程兵，那些在边疆哨所里因高原病、因冻伤、因塌方而牺牲的战士，那些名字从未被录入任何名录的无名者。

他们不是在战场上死的。他们没有勋章，没有追记一等功，没有“烈士”称号。他们只是在修路、在架桥、在挖隧道、在扛沙袋的时候，倒下了。

可他们同样是用生命在守护这个国家。

今天，你坐着高铁穿过秦岭隧道，开车行驶在独库公路上，走在成昆铁路沿线的城镇里。你脚下的每一寸路面，都可能埋着一个没有名字的年轻人，他们用自己倒下的脊骨扛起今天许多人的欢笑与过往。

他们用命换来的，是你今天可以安安稳稳地活着。

向所有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烈士，致敬！

尾声：薪火永续，不负先烈

人民英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文上那三行字，我们已读过。碑文下那两千万人，我们已一一走过。

从1840年到今天，这条路走了整整一百八十五年。

一百八十五年，足够让一个婴儿繁衍出整整六代人。足够让虎门的炮台长满荒草，让湘江的渡口架起大桥，让长津湖的冰雪化为春水。可有些东西没有被时间带走——关天培点燃最后一炮时的决绝，邓世昌拒绝救生圈时的从容，左宝贵穿上黄马褂时的坦然，杨靖宇胃里只有树皮棉絮时的坚忍，长津湖冰雕连保持战斗姿势时的沉默。

这些东西，没有墓碑，没有名字，没有名录。可它们还在。

它们在每一次国歌奏响时的那声“起来”里。那是白山黑水之间三十万义勇军跨越岁月的呼唤，是两千万无名烈士留给后世的遗书。那不是文学修辞，那是他们最后的遗言。

今天的年轻人，不必再啃树皮、卧冰雪，不必抱着炸药冲向敌阵。你们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教室里，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刷着手机，聊着天，计划着周末去哪里玩。这很好。这正是当年那些人想要的。

但他们要的，不只是这些。

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当这片土地再次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会跟他们一样，毫不犹豫地勇敢地站出来！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上战场。但每个人都需要记住：你今天踩着的这片土地，是有人用命垫起来的。你今天呼吸的每一口空气，是有人用最后一口气换来的。

每一次奏响国歌，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那些倒下的年轻人没有等到今天，但今天到了。他们看不见我们，可我们看得见他们——在每一座纪念碑上，在每一面五星红旗里，在每一次“起来”的声浪中。

我们能对他们说的话很短，只有一句——

我们记得，特别在每一年的九月三十日这一天，请你们在天上接受我们的祭奠和回望。

我们能对他们做的事很少，只有一件——

不让这片土地，回到那个需要他们去死，用命去抗争的年代。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的精神，永世相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