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晚年时，为何要住在一座荒山上，而且一住就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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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圈儿

01

1950年，台北郊外的一座荒山上，搬来了一位老人。

那地方叫菁山，在阳明山边上。几年前日本人在这里开过农场，没完工就撤了，剩下的是一片废耕的茶园。杂草长得齐胸高，路坑坑洼洼，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要喝的水，得从山泉里挑；要去最近的公路，得步行半个钟头。

老人带着几十号人上了山，自己动手盖房子。头一处是用竹片糊泥作墙、茅草覆顶的屋子，一共九间。台风一来，屋顶就给掀得七零八落；有一回下暴雨，屋里漏得下不去脚，身边的人只好举着伞陪他坐着。

后来他想起山西老家的窑洞，就雇人用石头砌了几间房，给其中一间取了个名字，叫"种能洞"。

这位老人，是阎锡山。

那一年，他六十七岁。上一年，他还是替蒋介石看守大陆的行政院长。他在这座荒山上住了整整十年，一直到去世。没有人逼他上山，房子是他自己挑的。那座山上没有邻居，也没有路灯。

02

要弄明白他为什么住到那儿去，得先知道他原本是什么人。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读过书，也留过日，是那一辈军阀里少见的能提笔写东西的人。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他在山西起事，从那时候起，山西这块地方基本就是他说了算。中间经历过北洋、北伐、中原大战、抗战，各路人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一直在那儿。前后加起来三十八年。

山西人管他叫"阎老西"，外头叫他"山西王"。他修同蒲铁路，办工厂，办学堂，也杀过人，也跟各方势力来回周旋。不管怎么评价，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人一辈子都在局里，而且是那种坐在牌桌中央的人。他一辈子很少离开山西，抗战那些年退到晋西，也没有走远。

1949年12月，他从成都飞往台湾。到了台湾，他还挂着一个"行政院长"的头衔。可转过年来，蒋介石复职，行政院长换成了陈诚，他的职位也就没了，只剩几个清闲的虚衔。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往山上搬。

03

他上山，头一个原因是不想再被搅进去。

这不是我猜的。他后来把山上的日子写进了日记，写得很细，说明他心里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当时蒋介石在阳明山有一处日本人留下的好房子，要给他住，他谢绝了。他宁可带着人上那片长满荒草的坡地，从零开始盖屋子。

那几年台湾的气氛很紧。谁跟谁走得近，谁跟谁通电话，都有人看着。他想让人看明白一件事：他没有再出来的心思。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处境。台北市长上山来拜访，他没见，让秘书挡在门外，只回了一句话：阎先生不在山上。

一个当过行政院长的人，连市长上门都要躲。这不是清高，是知道这时候的规矩——只要还跟人有来往，别人就会猜你在拉帮结伙。躲得越干脆，越安全。

所以这座荒山不是他的流放地，是他的挡墙。他把自己放到一个不方便去的地方，顺手也就把那些麻烦挡在了外面。

04

他上山，还有第二个原因。

那是近五十个老部下，一路跟着他上了山。这些人是他在山西时候的旧部，从大陆跟到台湾，又从台北市区跟到这片荒坡上。有的跟了他二三十年，早就不只是上下级。他们跟着他种菜、养鸡、修屋子、守夜。

日子过得怎么样呢。一日三餐以白菜、馒头为主，随从每个月的伙食费一百元，连着十年没涨过。直到管伙食的人抱怨锅都要生锈了，他才松口，同意加一点买肉的钱。

他还在山坡上租了地，办了个农场，种柑橘，也种松树。有空的时候他自己下地干活。一个曾经管着一个省的人，年老的时候在荒山上种树。

他的作息也定得死死的：早上七点起，晚上十点睡，中间写作、读书、跟人座谈。山上很静，静到他自己在日记里也只写了一句：越安静越好。

他这一生签过的命令、批过的公文，怕是数不清。到了这山上，能自己安排的事只剩下这几样——几点起床，吃什么，写哪一段。

05

那十年，他一天里大半的时间都用来写书。

他一天能坐着写上十几个小时。枕头边常年放着钢笔，说是随时想到什么就记下来。十年下来，写成了二十多本书。书名听起来都不小：《大同之路》《三百年的中国》，还有一本《补心录》。书里讲的多是他自己那套想法，什么"中的哲学"，什么"物劳主张"，都是他琢磨了大半辈子的东西。

山上还办过一个小组会，他的旧部都参加，由他讲古书里的义理。讲过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了一本书，叫《菁山草庐讲学录》。

一个人从牌桌中央退到荒山上，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心里那口气。有人会疯，有人会怨。他的办法是把每天的时辰填满——不是用来消磨，是用来干活。

这些书大多是那套想法的整理，不算好读，他自己却写得很起劲，也不觉得闷。他自己说得很直白：我一天到晚忙得很，估计再有三五年，把该写的写完，我并不寂寞。

这话说得很平静，但听着并不轻松。他给自己定的期限是三五年。后来他没有等到。

06

1959年，他七十多岁的人，晚上写完东西准备上床，突然觉得心脏不舒服。送到医院一查，冠心病已经相当严重，还查出了糖尿病。医生让他在医院住着，他住了一个月，因为放不下那本还没写完的《三百年的中国》，没等痊愈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他的病并没有好。

转过年来，1960年5月，他在台北去世，年近八十。

他生前留下了一份遗嘱，写了七条。内容都是些丧事的安排：丧事从简，不收挽幛，灵前供无花之木，早点出殡，家人不要放声大哭；墓碑上刻他日记里的两段话；在他走后七天里，每天早晚各读一遍《补心录》。

入殓的时候，棺木里只放了两样东西：一支钢笔，一把剪刀。那把剪刀是他常用的，胡子长了就自己剪。身边的人说，实在也没什么可陪葬的。

他走的时候，身边只有警卫和家里的人。五个儿子大多在美国，没赶上。墓址就选在菁山草庐后面，他住了十年的地方。墓碑朝着山西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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