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8年9月，北京程家花园，秘书穆俊杰第一次走进宋时轮的住处。院子原是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的旧宅，宋时轮自1958年调到北京军事学院工作后，便长期住在那里。穆俊杰原以为，将军家中多少会有些特殊陈设，进去后却发现，最醒目的只是书柜、旧家具和一幅毛主席湘绣像。
宋时轮的办公室不过20多平方米，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整齐摆放，桌椅也没有刻意更换。这里不像一位高级干部的居所，更像一名老军人的工作室。穆俊杰很快明白，宋时轮的“简朴”并非临时做给别人看，而是几十年军旅生活留下的习惯。
有意思的是，这种习惯并不只体现在住房上。1989年冬天，宋时轮因多年肝病到上海华东医院治疗。一天，穆俊杰看见他的棉衣袖口已经破旧，棉花从胳膊肘一直露到袖口，便劝道：“首长，做件新棉衣也花不了多少钱。”
宋时轮没有立即回答。他谈起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的见闻：部队入朝时，部分官兵冬装不足，严寒中出现冻伤甚至冻亡。每当想到那些牺牲和受伤的战士，他仍然难以释怀。衣服破了，在他看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能补就补，能穿就穿。
他对穆俊杰说，年轻人与老一代生活习惯不同，难免会有“代沟”。随后又提出一个很实际的办法：袖子既然坏了，就把破损部分剪掉，重新补上。话说得平常，却透露出一个老兵的价值尺度——物资应当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家中的沙发也说明了这一点。那套一大两小的沙发，连同两个小茶几，原是孔祥熙二小姐卧室里的家具。宋时轮到南京任职后，组织将其调拨给他使用。几十年间，沙发坏了修，修好再坏，维修人员后来都觉得棘手，可宋时轮仍不肯轻易更换。
在他眼里，家具首先要看能不能使用，而不是外表是否体面。穆俊杰汇报工作时，常见宋时轮坐在那套早已陈旧的沙发上。所谓“待遇”，到了这位老将军这里，往往被压缩成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一次停电，也让穆俊杰记住了他的办事原则。宋时轮的小女儿宋百一点蜡烛学习，后来疲倦睡着，蜡烛燃尽后，桌上的玻璃板被烧裂，下面的垫布和桌面也受到损坏。宋时轮随即让营房处买一块新玻璃，费用从自己的工资中扣除。
穆俊杰觉得这点钱可以从办公经费中支出，便顺口提了出来。宋时轮当即严肃制止：“报销？毛主席讲过，损坏东西要赔。军人不论职务高低，损坏了公家的东西，就应当赔偿，我也不能例外。”
这不是一句场面话。玻璃由个人出钱，垫布则从中间剪开，把未烧坏的部分缝起来继续使用。事情很小，却把纪律二字落到了细节里。对宋时轮而言，公私界限不能因为职位高、关系近而模糊。
他的伙食安排，同样带着这种分寸感。1990年6月，蔡升熙的弟弟蔡升杰从台湾来大陆，因工作需要拜访宋时轮。宋时轮没有安排铺张宴请，只让人在家里添几个菜，并由自己掏钱招待。
这种做法并非偶然。战争年代起，他便习惯用自己的钱接待老战友和地方同志。进京任职后，华东地区的同志来京开会，他也常请到家中吃饭，不动用公款。饭菜可以简单，礼数却不能少；花钱可以由自己承担，不能借职务之便增加公共负担。
长期与宋时轮一起用餐的工作人员，原本不需要缴纳伙食费。随着物价和战士津贴变化，大家几次提出请求，他才同意每人每月交10元。穆俊杰认为，吃饭交钱是常理，工作人员不能白吃白住。
宋时轮却讲起早年的一段经历。1923年底，他与左权、蔡升熙等人商议报考陆军讲武堂。途中因战事影响交通中断，几个人的盘缠已经所剩不多。宋时轮提出把余钱集中起来，让左权带人继续南行，自己返回湖南筹款，之后再设法赶往广州。
说到这里，他用一句“不厚费者不多营”表明心意。他知道，组织安排工作人员照料自己，是一份关怀；可那些年轻人出身基层，收入有限，手头总该留些零用钱。自己的家庭收入远高于普通工作人员，实在没有理由再向他们计较这些开支。
“我家就是你们的家，长辈哪有向晚辈讨债的道理？”这句话，穆俊杰一直记得。宋时轮不是不懂规矩，而是把规矩分得更清楚：损坏公物必须赔，招待来客自己出钱；工作人员生活困难，则不必在小额伙食费上斤斤计较。
1991年9月17日，宋时轮逝世。留在穆俊杰记忆中的，并非某次隆重场面，而是破棉衣、旧沙发、赔偿玻璃和一顿由自己付钱的家常饭。那些细节没有豪言壮语，却构成了一名老军人对纪律、节俭和体恤部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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