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7年夏天，香港影院内，台湾“中央通讯社”驻港负责人谢忠侯看完《血战台儿庄》，没有马上离开。他注意到，银幕上的蒋介石并不是过去常见的单一反面形象，而是一名在抗日战场上主持军务、悼念将士的国民党最高领袖。这个细节，很快传到了蒋经国耳中。
影片真正触动人的地方，不只在于战斗场面的惨烈，更在于它选择了一个当时颇为少见的角度：共产党拍摄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正面表现，而且没有回避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意义。
1938年春，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徐州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要地。台儿庄位于运河交汇处，是徐州外围的重要屏障。李宗仁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组织徐州会战。中国军队在台儿庄顽强抵抗，经过连续苦战，击退日军进攻，这场战役被视为抗战初期的重要胜利。
但要把这段历史搬上银幕，并不是简单地拍几场冲锋。影片主创很清楚，台儿庄的最高指挥者是李宗仁，若将其他将领强行放在核心位置，既会削弱历史真实，也容易使作品失去应有的分量。
这个坚持，源于一段早年的嘱托。1965年，李宗仁回到北京，周恩来在欢迎活动中谈到，希望电影界能够拍摄台儿庄大捷，也记录李宗仁归来的故事。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成荫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是受当时条件限制，愿望迟迟没有实现。
1982年，成荫把这个想法告诉到北京进修的编剧陈敦德。两年后，成荫病逝，电影尚未开拍。陈敦德后来回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决定在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推进这部作品。这个决定，既是对历史题材的重新认识，也是对前辈遗愿的接续。
剧本最初曾以张自忠为主要人物。张自忠将军的抗战经历极具戏剧性，也没有参加过内战，创作者一度认为这样更容易获得认可。陈敦德看过稿本后提出，台儿庄战役不能脱离李宗仁的统筹来表现，作品应当从个人英雄叙事转向战争全局。
稿本反复修改，前后达到17稿。编剧没有把战役写成简单的胜负记录，而是尽力呈现指挥调度、部队协同以及前线官兵的牺牲。有人担心：“国民党抗日的胜仗，也能拍吗？”这句疑问，恰恰说明这部影片面对的并非普通创作难题。
1985年11月1日，剧本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曾担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以及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将领参加讨论。郑洞国起初担心影片会把国民党军人处理成脸谱化人物，导演杨光远回应：“只按历史事实来拍，不歪曲。”这句话不复杂，却为影片定下了基调。
李宗仁的扮演者也经历了挑选。青岛话剧团演员邵宏来主动来信，希望出演这位儒将。试装之后，他的外形和气质都接近李宗仁。杨光远提醒他：“不用刻意表演，先把人物站住。”邵宏来随后查阅资料，走访知情者，努力揣摩李宗仁在战场决策时的沉着与压力。
影片中的战争场面，尽量避免空泛的壮观。敢死队员面对生死，把钱放在地上，转身走向阵地；城墙下尸体遍地，残破的旗帜仍在硝烟中飘动。这样的镜头没有把战争装饰成传奇，而是保留了牺牲的重量。
1986年6月，李宗仁的儿子李幼邻从美国回到大陆，得知影片正在制作，抵达后便要求立即观看样片。影片还没有完成音乐合成，他仍坚持先看。看到邵宏来饰演的李宗仁时，他流泪说：“太像我父亲了。”这份反应，也让剧组感到作品与真实历史人物之间产生了联系。
1986年10月22日，影片完成后期制作并接受审查。导演杨光远带着毛泽东关于平型关、台儿庄等抗战胜利的评价，以此说明表现台儿庄，并不是替某一政治集团粉饰，而是承认中国军队在民族战争中的实际贡献。影片随后通过审查，并在全国上映。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香港放映之后。1987年6月，影片在香港、澳门多家影院上映，引发关注。谢忠侯看完后，将影片内容转告蒋经国。蒋经国要求找来拷贝观看，关注的重点很明确：大陆是否承认国民党军队抗日，是否正面表现蒋介石。
据相关回忆，蒋经国看完后认为，影片没有抹黑其父，也显示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出现了新的变化。他随后把影片介绍给宋美龄等人观看。1987年11月，台湾方面开放国民党老兵赴大陆探亲。分离多年的亲属终于能够见面，两岸民间往来的闸门由此出现了一个重要缺口。
一部电影没有直接参与谈判，却让许多人重新看见了同一场战争中的共同记忆。台儿庄城头留下的，不只是胜负，也包括不同阵营中国军人的牺牲。正是这种对史实的正面处理，使《血战台儿庄》超出了普通战争影片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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