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以县域现代化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编者按· 2026.10.05

当大城市不断集聚资本、技术和人才，县域发展的空间在哪里，又该如何形成自己的竞争力？

近年来，郑永年教授及其团队持续关注德清实践，思考县域如何突破禀赋限制，积累长期发展能力。本文讨论县域如何从“拥有资源”走向“组织资源”，并从产业、制度、城乡融合等维度塑造自身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持久的动力。

原文发布于《浙江日报》9月28日要闻版（图源：《浙江日报》）

县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单元。它承接国家战略，也直接面向基层社会，连接城市与乡村、宏观政策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大城市相比，县域规模适中、治理链条较短，产业、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生态环境和社会治理等问题在同一空间内交织呈现，更容易形成相对完整的发展和治理体系。国家层面的现代化目标，最终都需要在一个个具体县域中落实为具体的发展成效，转化为群众的切身感受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近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围绕德清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德清的发展实践具有启发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从中提炼县域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县域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治理能力差异很大，各地很难照搬同一套模式。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县域如何把有限资源转化为持续发展能力，如何在更大区域和产业网络中找到自身位置，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升发展的稳定性与包容性。

位于浙江余姚的半农云耕智慧农场（图源：新华社）

推动物质、制度和人的

现代化协同发展

过去衡量一个地方发展水平，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工业产值等指标最为直观。这些指标仍然重要，但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产业发展很强，公共服务跟不上，人才很难长期留下。经济增长较快，生态成本持续上升，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会受到影响。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制度效率不高，企业的获得感仍会受到制约。居民收入提高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家庭负担仍然较重，社会预期也难以稳定。

县域现代化可以从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理解。物质现代化重在提升发展能力，包括产业、科技、基础设施、绿色转型和数字化。制度现代化重在提升治理和资源配置能力，包括改革、营商环境、要素配置、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人的现代化则体现发展的最终目的，包括发展机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文化生活以及人的全面发展。

这三个层面需要相互促进。产业发展为公共服务提供资源，制度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人的发展又为创新和治理提供长期动力。高质量发展的“高”，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种协调性上。县域现代化如果出现明显“偏科”，短期内或许能够形成某些亮点，长期发展则容易受到结构性约束。

从“拥有资源”走向“组织资源”

今天的区域竞争，越来越取决于一个地方组织和连接资源的能力。对多数县域而言，一流大学、国家实验室、大型金融中心等高能级资源并不充足。如果把发展建立在本地已有资源的数量上，很多县域天然处于不利位置。更现实的路径，是通过制度创新、平台建设和开放合作，把外部知识、技术、资本、人才和市场转化为本地发展能力。

德清早期通过产学研合作和“星期天工程师”引入外部技术力量，后来又通过地理信息产业平台连接杭州、上海乃至全球专业网络，其背后的逻辑具有普遍意义。县域发展的边界并不等同于行政边界。只要具备有效的制度接口和组织能力，就可以扩大资源配置半径，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创新资源。

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尤其重要。一个有效的平台能够集聚企业、技术、资本、人才和数据，连接政策、公共服务、应用场景与市场需求，也能够把本地产业嵌入更大的区域分工和创新网络。县域发展因此要避免小而全的冲动，更加重视比较优势和功能定位。大城市拥有大城市的集聚优势，县域则可以依托成本、场景、生态、产业基础和治理效率形成差异化竞争力，在区域网络中成为有价值、不可替代的节点。

这也意味着，未来县域招商引资和产业政策需要更加注重生态建设。资本可以流动，技术可以扩散，人才也会根据发展机会和生活质量作出选择。产业机会、制度环境、公共服务、生活品质和文化认同形成完整生态之后，外部资源进入本地，才更有可能沉淀下来，转化为长期能力。

呼和浩特市伊利敕勒川的生态智慧牧场挤奶车间（图源：新华社）

以城乡融合拓展县域发展的

空间和社会基础

县域是推进城乡融合最具操作空间的尺度之一。很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问题，在县域范围内具有直接的制度关联和治理联系。推进城乡融合，需要从空间、要素和成果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空间融通，要推动交通、通信、供水、公共设施和生活服务形成更加统一的网络。要素融通，要促进人口、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更加顺畅地双向流动。成果融通，则要让城乡居民能够更加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和公共服务。德清在户籍、农村土地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方面的探索表明，城乡融合的关键在于制度打通。城市的资本、技术、人才、消费和公共服务要能够进入乡村，乡村的土地、生态、文化和产业资源也要能够形成合理价值。

共同富裕同样需要放在这一逻辑中理解。收入分配十分重要，同时还要扩大更多人的发展机会。更可持续的路径，是让更多人有能力参与发展，让农村资源获得合理收益，让公共服务缩小家庭之间的发展机会差距，让低收入群体拥有提升能力和改善生活的通道。发展做大财富基础，制度安排改善机会结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降低家庭风险，这三方面结合起来，共同富裕才能形成更加稳定的基础。

把“软基建”转化为新的竞争力

过去谈县域竞争，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道路、园区、厂房、土地和税收优惠。今天，人口结构、人才流动和产业竞争的条件都在发生变化。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育、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因素，对一个地方吸引人、留住人、形成长期发展预期的重要性持续上升。我们把这些直接影响人的能力形成、家庭预期、风险抵御能力和社会流动的制度与服务条件概括为“软基建”。

“软基建”首先体现民生质量，同时也构成现实的生产力。一个年轻工程师是否愿意长期留下来，既会考虑收入和职业机会，也会考虑子女教育、医疗条件、住房负担、父母养老以及生活品质。企业选择在哪里长期发展，也越来越关注员工能否稳定生活、人才是否容易流失。

尤其在少子化、老龄化和青年人才进一步向高能级城市集聚的背景下，县域之间的人口竞争正在发生变化。产业机会仍是基础，住房、教育、医疗、托育、养老和文化生活同样会影响年轻人和年轻家庭的选择。未来县域竞争将更多体现为发展生态和生活品质的竞争。把教育办好，把基层医疗做强，把住房、养老和托育体系做得更加可靠，既能够直接改善民生，也有助于积累人力资本、稳定社会预期、增强企业和人才的长期黏性。

县域现代化最终要落到人的发展上。修了多少路、建了多少园区、引进多少项目，都是衡量发展的重要方面，更深层的标准还在于居民，特别是青年人群体有没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家庭有没有更强的安全感，普通人能否分享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的成果。

把地方经验转化为

可推广的方法论

研究地方经验，最需要避免的是把某个地方的实践打包成可以到处复制的模板。中国县域之间差异很大，长三角的县域条件难以简单复制到中西部，制造业县、生态县、农业县也有不同的发展路径。真正具有推广价值的，是形成一套识别问题、组织资源、推动改革和评估效果的方法。

一个县首先要看清自己的长期优势，明确在更大的区域和产业网络中能够承担什么功能。在此基础上，通过改革释放资源，通过平台组织资源，通过开放连接外部资源，再通过公共服务和共同富裕机制，使发展成果沉淀到本地社会和人的能力之中。县域资源有限，并不意味着发展能级受到行政边界限制。有效的平台和网络连接，可以不断扩大资源配置半径。

“义乌发展经验”是引领打造因地制宜发展的县域经济样本，图为义乌国际商贸城（图源：新华社）

县域也是政策试验的重要尺度。地方创新要提高科学性，需要从问题识别开始，做好政策设计、过程监测和效果评估，同时明确经验适用的条件和边界。因地制宜的改革探索，经过持续评估和总结，才能从地方经验上升为更具普遍意义的制度知识。

从这个意义上看，县域现代化需要处理好三方面关系。向内，要把产业发展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持续提升治理能力和组织能力。向外，要把地方特色与更大网络结合起来，主动连接大城市、高校、科研机构、资本市场以及全球创新资源。最终，要把经济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结合起来，让人在发展中获得更好的机会、更稳定的预期和更有品质的生活。

县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具体、最丰富的实践现场之一。宏观战略需要在这里转化为现实成效，技术进步需要在这里进入产业和生活，制度改革需要在这里落实到企业和家庭，绿色发展需要在这里形成长期价值，共同富裕也需要在这里成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现实。德清发展实践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值得观察和研究的实践路径。其真正启示不在于形成一个标准答案，而在于说明县域完全可以通过改革提升制度能力，通过平台连接高能级资源，通过“软基建”增强人才和人口吸引力，通过城乡融合扩大现代化成果的共享范围。

中国式现代化最终是在一块块具体的土地上展开的。不同县域会形成不同道路，也应当形成不同道路。每一个地方都从实际出发，把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能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把经济进步转化为人的进步，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就会更加扎实，中国式现代化也会因此具有更强韧性和更丰富内涵。

本文作者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本文原载于《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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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钟 天

排版｜许梓烽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