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国一大奇人，玩爆朋友圈，曾断言：毛泽东必定能救中国

得天下者莫非毛也”，这话是有个人在1927年说的。那一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街头血流成河，共产党人被大肆抓捕屠杀。

那一年，毛泽东34岁，在大多数人眼里还只是个搞农民运动的“土包子”。

可一个53岁的老头儿，在读完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拍案叫绝，对好友说出了这句石破天惊的预言。

这个老头儿叫杨度。

在民国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你要是打开杨度的“朋友圈”，那画风绝对炸裂，康有为、梁启超是他的好友，黄兴是他的挚交，汪精卫、蔡锷是他的同学，袁世凯把他当“第一幕僚”，杜月笙请他做“师爷”，孙中山和他称兄道弟，李大钊是他的精神引路人……可以说，晚清到民国几乎所有叫得上名字的大佬，都跟他有过交集。

更传奇的是，这人一辈子换了四五次“赛道”：17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跟着康梁搞维新；跑去日本留学学宪政；回国后玩命鼓动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倒台后又跑去帮孙中山；最后在1929年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经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有人骂他是“帝制祸首”，有人说他是“投机政客”，可毛泽东后来亲口说过：“杨度是我们的人。”周恩来临终前专门交代：“杨度是中共党员，是我们的同志。”

这人到底什么来头？今天咱就好好聊聊这位民国第一奇人，杨度。

1875年，杨度出生在湖南湘潭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老爹杨懿生是个农民，还好喝酒，三十岁就没了。

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好在有个当大官的大伯杨瑞生，早年参加湘军，官至总兵。大伯把孤儿寡母接过来照应，供杨度读书。杨度是真聪明，17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放在今天那就是妥妥的学霸。

1895年，20岁的杨度进京参加会试，正赶上康有为、梁启超搞“公车上书”，血气方刚的杨度二话没说就跟着签名了。虽然会试落榜了，但这趟京城没白跑，他结识了康梁，眼界一下子打开了。

回到湖南后，一个更大的机遇等着他。一代名儒王闿运看中了杨度，亲自上门收徒。王闿运是什么人？那可是精通“帝王之学”的国学大师。

当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功高震主，王闿运就曾劝老曾趁势反了清朝自立为王，就冲这事儿，你就知道这老头儿教的是什么路数了。

王闿运问杨度想学什么，给了三个选项：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杨度毫不犹豫选了帝王之学。

什么叫帝王之学？说白了就是教你怎么当帝王师、怎么辅佐明主平定天下的本事。杨度学了三年，出来后踌躇满志，对朋友说：“我虽然不够格当帝王师，但如果有王者起事，一定会来找我取法！”

从这一刻起，“寻找真龙天子、做帝王师”就成了杨度一生的执念。

1902年，杨度不顾老师反对，自费跑去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参加清政府新开的“经济特科”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

结果有人向慈禧告状，说杨度跟革命党人有来往，慈禧一听就炸了，杨度不光丢了功名，还被通缉。没办法，只能再次东渡日本。

在日本，杨度遇到了老熟人梁启超。两个流亡海外的湖南和广东才子，惺惺相惜。梁启超写了《少年中国说》，杨度就写了一首《湖南少年歌》。

里面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直接炸了！这首诗传回国内，杨度一夜之间成了热血青年的偶像。

1905年，孙中山到东京找杨度聊中国革命。两人在餐馆里辩论了三天三夜，孙中山要革命推翻清朝，杨度坚持君主立宪。

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杨度把黄兴介绍给了孙中山，促成了后来孙黄合作。

孙中山邀请杨度加入同盟会，杨度拒绝了，但撂下一句话：“我搞君主立宪，如果成了，先生你帮我；你搞民族革命，如果成了，我就放弃我的主张，全力帮你。”这话后来真兑现了。

在日本研究了几年各国宪政后，杨度认定了一件事：中国要想富强，必须走君主立宪的路。

而在他看来，能担此大任的“真龙天子”，非袁世凯莫属。1911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成了大总统。杨度认定这就是自己要找的“非常之人”，自己是“帝师”。

1915年，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核心就一句话：“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

文章通过幕僚密呈袁世凯，袁世凯看完大喜，亲笔题了四个大字“旷代逸才”。有了老大撑腰，杨度拉上孙毓筠、刘师培、严复等六个人，成立了“筹安会”，公开鼓吹恢复帝制。杨度是理事长，排“六君子”第一位。一时间，全国上下被这股复辟风吹得晕头转向。

1915年12月，袁世凯正式称帝。

可这皇帝宝座还没坐热，全国各地就反了，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战争。83天后，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1916年6月，袁世凯在悔恨中病死，临死前大喊一声“他害了我”，这个“他”，很多人说就是杨度。

袁世凯一死，杨度从“帝师”一夜之间变成了“帝制祸首”。黎元洪发布通缉令，杨度名列第一。曾经的风光无限，转瞬成了过街老鼠。

被通缉后，杨度逃到天津租界。曾经意气风发的“旷代逸才”，如今只能和好友夏寿田天天相对学佛参禅。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叫“虎禅师”，写了大量论佛的文章。

杨度后来在《江亭词序》中总结自己三次失败：“一败于前清，二败于洪宪，三败于复辟”。三次君主立宪的尝试，全部以失败告终。

他心灰意冷地说：“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可杨度终究不是那种能真正遁入空门的人。他心里那团救国的火，从来没灭过。

1917年张勋复辟，请杨度出山。这次杨度清醒了，通电拒绝。1922年，杨度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去上海找孙中山。

十几年前在东京，他曾对孙中山许诺：如果你的革命成功了，我就放弃君主立宪，全力帮你。如今共和已成大势，杨度来兑现诺言了。

孙中山见到杨度，紧紧握着他的手说：“皙子，你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真是可人！”杨度坦诚地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

孙中山希望杨度发表个公开声明，向国民党人解释一下当年搞帝制的事。但杨度这人骨子里傲得很，淡淡一句：“我不加入国民党，照样可以为国民党工作。”从此，杨度开始为孙中山奔走。

正是在上海孙中山的寓所，杨度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此时的李大钊，已经是中共北方区的负责人。杨度早年在《新青年》上就读过李大钊的文章。李大钊是当年倒袁的主将之一，按理说两人该是仇家，可杨度偏偏欣赏李大钊的才华。两人一见面就聊上了。

那一年秋天，杨度在北京再次见到李大钊。李大钊对杨度说了一句话：“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杨度心中的迷雾。从此，杨度开始为共产党做事，利用自己和段祺瑞政府上层的关系，帮北方党组织了解政情内幕。

1927年4月5日，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一个婚礼。席间遇到北洋政府前外交委员长汪大燮。汪大燮悄悄告诉他：张作霖要抓李大钊了！杨度一听就急了。他顾不上吃席，立刻想办法营救。

可当时的形势太险恶了，4月6日，李大钊还是被捕了。杨度四处活动、极力周旋，甚至变卖家产想打通关系。但一切都晚了。4月28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绞杀。

李大钊的死，给杨度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他卖掉家里的首饰和在青岛的房产，把全部钱用来救济李大钊和其他死难者的家属。

这就是史书上说的“毁家纾难”。从这一刻起，杨度彻底认清了反动军阀的本质，也真正被共产党人的精神所感召。他下定了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秋，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全国上下，共产党人被抓的被抓、被杀的被杀。这时候申请入党，那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可杨度偏偏就在这时候，经陈赓引见、潘汉年介绍，由周恩来亲自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形势复杂，他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

杨度此时已经54岁了。他利用自己“前朝遗老”的身份做掩护，周旋于前清遗老、军阀、官僚和上层反动人物之间，为党组织获取情报、营救被捕同志。

他后来到上海，做了青帮大亨杜月笙的“清客”，每月拿500块大洋的薪水，表面上是寄人篱下，实际上在秘密为党工作。他给共产党的刊物《红旗》题过字，还参加中国互济会等进步团体。

1931年9月17日，杨度在上海病逝，终年58岁。直到死，他的党员身份都没有公开。

1975年，周恩来已经病重。国庆节后，他特意把秘书叫到病床前，交代了一件未了的心事，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须将此史实写入，以免湮没无闻。”

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难忘的记忆》一文，明确指出了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实。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今天，翻开修订后的《辞海》，“杨度”词条里写着这样一句话：“杨度于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这就是杨度的一生。他走过太多弯路，被人骂过“帝制祸首”，被人嘲笑过“投机政客”。可当你把他的整个人生串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件事，这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做同一件事：寻找救中国的路。

从康梁的维新，到袁世凯的君宪，到孙中山的革命，到最后共产党的道路，他一次次试错，一次次碰壁，一次次从头再来。58年的人生，他几乎把近代中国所有可能的救国方案都试了一遍。最后，他用生命做了选择。

1927年，当所有人都不看好一个叫毛泽东的湖南后生时，这个同样来自湖南的老头儿，却一眼看穿了大势所趋。

“得天下者莫非毛也”。事实证明，他没看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