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北电诈，主要怪中国？真相来了（墨子独家）

缅北的问题其实并不能怪缅甸，主要责任在中国，我们还没来得及把这个区域纳入教化。

秦代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我们已经开始把境内少数民族划入郡下的“道”管理，对道内蛮夷编户齐民。

汉代在西南置益州、武陵、犍为、越嶲等郡，设属国、道，派太守长史断案收税，把平原与河谷等好地纳入中央行政网。

唐代创羁縻府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但受边州都督府、安南/姚州/黔州都护系统监领，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虽然名义归中央，但内部自治，逐渐向大一统过渡。

宋代沿羁縻州峒制，对“熟蛮”渐转经制、对“生蛮”仍许自镇，部分少数民族区开始认额纳赋，中央集权往前探了半步。

元代真正立“土司制度”，行中书省下置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授土官世袭、给信印、定朝贡征调，土司成半封建地方政权，但“袭替必奉朝命”。

西藏设宣政院、吐蕃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把康藏、云南、湖广山地全收进版图框架。

明代是土司鼎盛期，修承袭法、定衔品、严朝贡，改土归流开始。

永乐十一年（1413年）平定思州、思南两宣慰使叛乱后，废土司设贵州布政使司八府，开“改土归流”先例。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州杨应龙，废播州宣慰司，分设四川遵义府、贵州平越府，解决盘踞了七百多年的杨氏割据。

但明代改土归流不成系统，大部分土司到明末仍原样保留。

真正高潮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上疏“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雍正极批，以“计擒为上、兵剿为次”推进。

先废贵州长寨土司设长寨厅，擒云南刀瀚、安于蕃设镇沅州、沾益州，冬废乌蒙、镇雄土司改府州。

五年废广西泗城土司，南盘江以北归贵州设永丰州。

六年湖南永顺彭氏自请改流设永顺府。

七年贵州古州设厅、四川天全改州。

十一到十三年湖南茅冈、施南、容美、酉阳相继纳印。

雍正朝前后革除土司220家，滇黔桂川湖广六省新设流官治所152处，配套清户口、丈土地、设学校、建城池、按亩征税。

乾隆接着收尾，平贵州古州苗疆反复（1735—1736）、打两金川（1747—1776）废金川土司归川省，四川残存土司名存实亡。

光绪末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西、康区、藏东强推改流，设巴安、康定、登科等府州，拟建西康行省，是晚清最后一次大改流。

同期新疆1884年建省后裁南疆世袭伯克，一如西南。

民国阶段不叫改土归流，叫“设治局”，把残存土司变地方军事官僚或名号空壳，全国土司从明后期数千余家压到二百余家。

1950年代民主改革后，土司制度彻底废止，原土司区转为人民公社、县乡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并行。

西双版纳、德宏、怒江、湘西、恩施、阿坝、甘孜、凉山等，不再是“土官之家”，而是“国家县乡+自治权+人大政法系统”。

国家能力从“封酋长、给印信”一步步做到“派知县、查黄册、办学校、收农业税、开庭审判”。

把山地河谷里的世袭小王国彻底融进同一个可征税、可司法、可调兵、可换届的正式国家体系，我们用了2200多年。

而这些还要建立在文王演八卦，周公定礼法，孔子发扬光大，以此确立了文明内核的基础上。

那时间至少还要往前推800年，距今就是3000年。

作为全世界现存唯一的原生文明，我们实现如今的大一统尚且用了3000年，对于缅甸这样一个次生文明，难不成你还指望他们自己解决问题？

如果不是被西方殖民打断200年，按理说我们现在应该已经能够整合缅北地区了。

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现在是时候把落下的课补上了。

当然，我们不可能出人出钱解决缅甸的问题，一是经济上得不偿失，二是国际上有碍观瞻，而最关键的是，没有必要。

我们用3000年改土归流，解决缅北也不差这几天。

缅北搞电诈的里面一半以上是中国人，正应了“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不是人的问题，是土壤问题。

因为缅北穷，缅甸政府没能力管，所以才把一堆苍蝇吸引过去，不把粪坑填上，打死一批苍蝇，还会有。

最好的方法就是边打苍蝇边填粪坑，所以才有了中缅经济走廊、木姐-曼德勒铁路、瑞丽-木姐边合区、皎漂深水港、油气管道、口岸智慧化、“小而美”民生项目等。

我们把基建修到哪，就能把繁荣带到哪，经济好起来，正常干活就能赚钱，谁还会铤而走险做掉脑袋的买卖？

这是“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最终解决方案，是我们追求了3000年的“大同”，现在对外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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